黄子云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的马万祺，是澳门侨联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在企业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担负着重要职务，为祖国和家乡的兴盛，为澳门的发展和繁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领导广州起义的革命前辈叶剑英仰佩不已。年龄相差20多岁的两人相识后，有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交往，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一段世上难得的忠义赤胆、云天义薄的忘年交。

“广东首长意真诚”

马万祺，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今属广州市荔湾区）。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深怀忧国忧民之情的马万祺在少年时期就很钦敬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的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英雄人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拉开帷幕，马万祺将领导中国取得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写下“倾心引领延安望，战火燃烧介睫眉”（《遥寄延安》）和“东南何不振，瞩望在延安”（《广州失守》）等诗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马万祺从香港到澳门创业，有幸结识比自己年长18岁的中共秘密党员柯麟。

柯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军医处当军医官，后任后方医院副院长，与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叶挺交好。1927年他参加广州起义，此后在上海、厦门、香港等地以医生为职业，秘密从事中共的联络、统战工作。1935年到澳门行医，继续从事相关工作。1942年夏，他和马万祺结识，遂成知己。从此，马万祺在柯麟的影响和启迪下，服务澳门社会，致力慈善事业，并与柯麟一同在镜湖医院担任领导职务，秘密从事救亡活动。柯麟经常向马万祺讲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革命领袖的故事，这使马万祺越发倾向进步，义无反顾地投身爱国民主革命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同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集党、政、军领导重任于一身。当时解放军正向广西进军和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迫切需要从海外进口一些急用物资，而当时从香港运进较难，叶剑英便指示侧重从澳门进口。柯麟及其弟弟柯正平与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的马万祺商议此事。马万祺立即行动，竭力协助柯正平的南光公司积极筹办，并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大批粮食和五金、器材、汽油等急用物资支援解放军。

叶剑英到达广州不久，便请柯麟到广州相叙，听他汇报港澳情况。1950年春，担任香港华商报社社长的饶彰风奉调回广东出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叶剑英兼任），饶彰风与马万祺十分相熟，向叶剑英汇报港澳工作時也介绍了马万祺的情况。因此，对于马万祺的爱国行动和对革命的贡献，叶剑英是有所了解的。

1950年5月，港澳各界代表观光团受邀赴祖国东北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代表团抵达广州后，住在广东迎宾馆。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在饶彰风的陪同下到迎宾馆接见观光团全体团员。此前叶剑英与马万祺虽相互知晓但未曾谋面，当方方和饶彰风向叶剑英介绍马万祺时，叶剑英上前紧紧握着马万祺的手，嘘寒问暖，诚挚地说：“你为祖国做了很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鼓励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并警惕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一番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

见自己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叶剑英如此亲切、随和、热情，没有半点大官的架子，令马万祺十分激动。他写下一首七言《将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记录这次难忘的幸福会见：

北国观光万里行，

广东首长意真诚。

迎宾馆叙家常话，

赢得侨胞仰慕情。

港澳各界代表观光团回到广州后，马万祺等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发展经济。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持。此后，在叶剑英的支持和鼓励下，马万祺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投资祖国各类工业建设，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

2005年9月，笔者与有关同志到澳门拜访马万祺，在谈到半个多世纪前在广东迎宾馆叶剑英与他亲切会晤交谈一事时，他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对叶剑英的仰慕、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干戈化解群欣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在坚持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原则的同时，对香港、澳门采取“维持现状，暂不收回”的方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时，没有越过澳门关闸，澳门仍然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处双方各设有5名哨兵。

1952年7月25日，葡方一名黑人哨兵越过警戒线，引起了双方激烈冲突，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立即变成一座死城，粮食、蔬菜和生活用水的供应都成了问题。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澳督史伯泰感到事态严重，赶忙让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方有密切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去广州开会了，无法联系。史伯泰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立刻找商会，请他们向大陆传口信，说澳门当局无意使事件扩大，希望中国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转达了史伯泰的意图，并请他与中方联系，寻求解决办法。罗保走后，马万祺立即打电话去广州，向时任华南分局统战部代部长的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信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以叶剑英为书记的华南分局也在紧张地开会讨论对策。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给澳门当局以压力;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其进行经济制裁;有人主张停止向澳门供水……

但叶剑英指出：“葡萄牙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正在这时，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对叶剑英耳语了几句。叶剑英点点头，对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辦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广东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商议提出了3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中方的损失。

会后，饶彰风即刻把这些决定打电话通知马万祺。马万祺认为，中国政府对关闸事件提出的条件，是相当“宽怀”的，体现了大国的风度，体现了对澳门同胞的无限关怀。马万祺很快就把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转告罗保。罗保不敢怠慢，立即向史伯泰报告中国方面的意见。史伯泰决定派澳门中华总商会正副理事长何贤、马万祺作为澳门居民代表与中国政府谈判，希望和平解决这次突发事件。

7月下旬到8月下旬，何贤、马万祺不辞天气炎热、旅途劳顿，来往奔波于澳门和珠海白石人民解放军边防指挥部之间共18次，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斡旋调解使命。马万祺深感自己不负澳门同胞的重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心怀无限快慰，挥毫赋了一首七律：

夜幕枪声响突然，

事缘防哨起烽烟。

安危敢负调停责，

成败同担共比肩。

往返磋商经十八，

“如因”“如有”费周研。

干戈化解群欣慰，

祖国宽怀庆太平。

“领益良多仰劲松”

1954年以后，叶剑英调到北京工作，与马万祺见面机会少了，但他并没有忘记马万祺这个老朋友，经常捎信问候，给予亲切关怀。而马万祺只要进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或到京洽谈商务，都一定去拜访叶剑英，代表澳门同胞向他问好致意。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惦记着港澳工作，关心港澳同胞在国内工作和读书的子女。他得知马万祺的大儿子马有建从西安建筑学院毕业后在首钢工作，怕他因出身澳门资本家家庭而受冲击，便让他到自己家中居住。马万祺的二儿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读书，受到歧视，叶剑英便专门派人把他找来，让他也住在自己家里，安心读书，对其照顾有如子侄。

1968年，马万祺夫妇到北京看望叶剑英，非常感谢他对长子、次子的照顾教育，说：“叶帅，您对我们一家的恩德，我铭刻在心间，永远不会忘记。”叶剑英则说：“马先生言重了，关心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造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是我们这一辈的责任。”

1970年7月16日，被分流到湖南的叶剑英奉命回到北京。马万祺接到消息后，便立即偕夫人专程进京探望。随他们夫妇一同前去的有大儿子马有建、大儿媳朱晓晖和他们刚满月的小孙子，以及二儿子马有恒。

马万祺夫妇告诉叶剑英，澳门同胞都惦记着他，祝愿他健康长寿，并且希望能尽快结束目前的这种动乱状况，盼望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和睦，安居乐业。

叶剑英叮嘱马万祺夫妇不管在澳门、香港，还是在国外，都要做好团结侨胞的工作，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境外的影响。叶剑英对他们远道而来探望深表谢意，还拉着马万祺的手，用带有粤东客家口音的普通话低吟了曹操的名诗《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叶剑英怕马万祺听不清楚，特意拉过他的手，在手掌上写下了“老骥伏枥”四个字。马万祺心领神会，悟晓年逾古稀的叶剑英对国事的胸怀远见——“志在千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叶剑英看见朱晓晖抱着又白又胖的婴儿，便说：“马先生、马太太，祝贺你们在北京添了第一位孙辈。叫什么名字？”

马万祺乐呵呵地说：“还未起名字呢。请叶帅给起个名字吧。”叶剑英笑呵呵地说：“好，就叫志刚吧，长大了，也像他爷爷那样刚强。”接着又说：“马先生，马太太，你们添第二名男孙就起名叫志强，如何？”这样，马万祺的第二个孙子——三儿子马有礼的长子就按叶剑英的意思，叫马志强。

马万祺夫妇告别时，又再三感谢叶剑英对马有建、马有恒的关心照顾。

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马万祺填了一阕词：

倚剑论纵横，长征途中，多少严寒与风雨。顾盼当年，万里河山闲渡。到而今，非天数。

遵义奠基，延安奋斗，才使人民载歌舞。此生曾誓，永伴激流深处。况英雄未老，千秋著。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协助周恩来处理政务，工作繁忙。尽管如此，他仍然关心着马万祺的情况。当时，马万祺的肺病时好时坏。叶剑英得知后，便让马有恒转告马万祺，将病历从澳门送来北京，请北京中日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为马万祺诊治。钟惠澜看过病历，建议马万祺来京治疗，叶剑英立即邀请马万祺来京。马万祺到达北京后，稍事休息便去拜访叶剑英。叶剑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马先生，健康要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无法愉快地完成革命工作的。你先将病治好，继续为祖国做事。我已经邀请了几位专家给你诊治，先听听专家们的意见。……你要安下心来治病，把工作先放一下，既来之则安之。”

在叶剑英的关怀下，叶剑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先后陪同中日友谊医院院长、内科专家钟惠澜教授，北京肿瘤医院院长、肿瘤科专家吴桓兴教授，阜外医院院长吴应凯教授等7位著名专家给马万祺诊治检查。经过专家们共同临床诊断，有6位专家主张采用保守疗法。7位专家将检查讨论意见写成报告，呈交叶剑英。

叶剑英反复看了专家会诊的意见，觉得采用内科药物治疗的意见较稳妥，便对马万祺说：“既然7家医院有6家医院的专家认为不做切除手术也可以治疗，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意见呢？”而马万祺因为患肺病20多年了，心情有些急躁，说：“只要可以做手术剪除后患，那就切除患部好了。”叶剑英耐心劝说马万祺：“胸科手术是大手术，总是有危险的。马先生，我劝你还是采纳多数医院专家的意见，用内科新法治疗，你以为怎样？”

于是，马万祺采纳了多数专家的意见，用新方法新药品治疗。由于解除了精神负担，他的病情逐渐减轻，身体日渐好转。马万祺感动地对友人说：“多亏叶帅的关怀帮助，使我幸福地活下来。”

1973年夏，马万祺又到北京拜见叶剑英。见面后，他紧握叶剑英的双手说：“叶帅，看见您身体健康，我们都高兴。”叶剑英乐呵呵地说：“多谢你们的盛情好意，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望我。”马万祺对叶剑英激流勇进、勇于担负国家重任的革命精神倍加敬仰，随即赋了一首七律：

京华几度同欢叙，

领益良多仰劲松。

大树雄风天可柱，

将军怀抱海能容。

平生肝胆追红日，

一片丹心透九重。

唐代汾阳功不匮，

位高名显半儒庸。

诗中的“唐代汾阳”，是指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室，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公元697-781年）。马万祺借郭子仪的事迹，除赞扬叶剑英激流勇进，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襄助周恩来努力安定局势外，也不无寄意叶剑英效法古代名将，再立新功。

“祖国兴隆颂主裁”

1973年，马万祺的二儿子马有恒已经29岁了，马万祺夫妇早就盼望马有恒能成家立业。不过马有恒虽个性活跃，但一谈恋爱就害羞。澳门和北京的不少亲友都关心他的婚事，柯麟夫妇更为关切，让自己的儿子柯小麟向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征求意见，有意撮合马有恒和荣毅仁的小女儿荣智婉。

马有恒与荣智婉初次见面虽然说话不多，但互相表现出了好感。十分了解他俩个性和内心所思的柯小麟看在眼里，就做主说：“你们两人既然互相倾慕，我就告诉你们的双亲，在北京举行一次简单的订婚仪式。就这样办好了。”

柯小麟为马有恒和荣智婉撮合成功之后，又分别告知了叶剑英和时任外交部顾问的廖承志，他们都表示十分赞同。

马万祺夫妇得知消息后，于1973年7月底到达北京。他们先去拜见叶剑英，叶剑英亲切而风趣地说：“马先生该在北京摆喜酒了，我看二马和荣毅仁的千金是天生一对呢！”马万祺说：“我先感谢叶帅您对这件事的关心。我希望请您做主婚人呢。”

随后，马万祺夫妇去拜访荣毅仁，双方家长对这桩婚事都表示：只要孩子们理想相同、兴趣相投、性情相合，相亲相爱，家长都赞同的。经过一番交谈，两家又担心此事可能遭遇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廖承志知悉马、荣二家的忧虑后，便向叶剑英反映。叶剑英说：“马荣二家结为秦晋之好，有什么不好的？这桩婚事，我赞成。”他还请廖承志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寻求支持。

周恩来听了廖承志的报告后说：“荣毅仁和马万祺结为姻亲，通二姓之好是一桩好事，我当然支持。而且叶帅既赞成，我当然同意啦！”

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赞同，马万祺和荣毅仁立即开始为儿女的婚姻大事做筹备工作。在订婚宴上，马万祺喜气洋洋，即席赋了一阕《长相思·二儿有恒与荣智婉订婚志喜》：

喜筵开，庆筵开，祖国兴隆颂主裁，欢乐共举杯。

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情两不猜，恩情满载回。

“德高望重泰山轻”

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清明节期间，北京人民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白花，深切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四人帮”慌了手脚，制造了“天安门事件”，并扬言要抓天安门悼念活动的“后台”邓小平和叶剑英。当时，担任澳门乒乓总会会长的马万祺正率领澳门乒乓球队访问朝鲜，归途路过北京，又适逢叶剑英寿辰，遂偕夫人向正在“养病”的叶剑英祝寿。

在这特殊的时刻，叶剑英见到老朋友格外高兴，把他们拉到身边沙发坐下，慢慢谈话，又款待他们共进晚餐，暗示自己并无大病。此次虽未多谈，但马万祺看到叶剑英依然那样豁然达观，深思熟虑，仿佛对于世事已胸有成竹，压在心头的巨石才落了地。

在周恩來、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之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危急时刻，叶剑英不负众望，挺身而出，精心策划，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马万祺在澳门欣闻这个喜讯，当即赋诗一首《欣闻粉碎“四人帮”》，歌颂中央的英明决策，赞扬叶剑英运筹帷幄，迅速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

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德厚人歌颂，风调物阜生。

鞠躬钦尽瘁，济济庆功成。

接着，马万祺又填《沁园春·欣闻粉碎“四人帮”》一首，向顺应民意组织力量一举粉碎“四人帮”，挽狂澜、救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勋的叶剑英表达敬意：

锦绣神州，云驱雾散，一片光明。看红旗漫卷，妖氛扫尽;人心大快，举国欢腾;启后承先，指挥若定，除“四害”深庆得人。兴中国，有宏才伟略，八亿同心。

工农秣马厉兵，树雄心壮志把天擎。喜老帅安康，胸怀浩荡;狂澜屡挽，竭尽股肱;放眼江山，恩情万重，八十年华盛誉亨。最难得，是忠心党国，社稷苍生。

1977年4月15日，何贤、马万祺带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次日，两人接到通知，立即乘坐飞机去北京，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叶剑英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廖承志等汇报澳门工商界关于澳门工商发展的新计划，并请示中央对澳门开展爱国工作的意见。叶剑英对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工作很满意，指示说：“爱国不分先后，要团结大多数人，做好团结工作，迎接新任务。”

这一天，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设宴招待何贤夫妇和马万祺夫妇，还请了余秋里、王震、廖承志、荣毅仁等出席作陪。他们共同举杯祝贺粉碎“四人帮”，开创安定团结新局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何贤、马万祺代表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祝愿叶剑英健康长寿，国家强盛;祝愿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宏图早日实现。是夜，马万祺诗兴大发，写下诗词一阕：

欢乐宴，举酒干杯欢乐遍，万众同心愿;恭祝老帅长寿，再颂国家强盛，三愿宏图早实现。壮志如虹练。

1977年4月，叶剑英80寿辰之际，马万祺由于忙于商务没能亲自向叶剑英祝寿，特寄呈七绝一首《贺叶剑英八十华诞》表示祝贺：

八十生辰伟绩丰，

功德厚泽庆相逢。

惊天柱石苍松劲，

旷代英雄内外彤。

1982年春，马万祺夫妇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后，乘坐飞机去北京。此时正值北京春暖花开的季节，叶剑英的亲属与好友们到北京西山叶剑英的住处为他祝寿，马万祺即席赋了一首七律《恭祝叶委员长八十五寿辰》：

春暖花开万象新，

元戎八十五华辰。

西山共祝南山寿，

薄海同钦四海心。

磊落光明北斗亮，

德高望重泰山轻。

苍松雅爱黄昏颂，

极目河山万里青。

“每到西山怀老帅”

自从1979年2月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叶剑英一直关心中葡两国的友谊发展和祖国统一、澳门回归的问题。他每次会见何贤、马万祺时都叮嘱要做好团结广大澳门同胞的工作，只有凝成一股强大的坚实的力量，才能使澳门繁荣安定、顺利回归祖国。

1985年，马万祺得知叶剑英卧病，极为忧虑，夜不成寐，书《怀念叶剑英》，以表达挂念之情：

北望京华思老帅，

平安喜讯慰心田。

丰功谱就黄昏颂，

温暖人间十五年。

由于病情恶化，叶剑英于1986年10月22日凌晨与世长辞。噩耗传出，神州同哀。马万祺夫妇哀伤不已，立即携在澳门的儿孙飞抵北京，向叶剑英遗体告别，并劝慰叶剑英家属节哀保重，表示要继承叶剑英遗志，为统一祖国奋斗。10月29日，澳门中外人士1300多人聚集在南通银行大厦四楼大厅的叶剑英灵堂，沉痛悼念叶剑英。灵堂内外及大门两侧摆满了花圈，气氛庄严肃穆。马万祺以极为沉痛的心情写了一首七律《悼念叶剑英》，敬献在叶剑英灵前：

惊闻叶帅驾归天，

痛失元勋意黯然。

赤胆忠心酬党国，

鞠躬尽瘁效先贤。

安邦定国传千载，

厚德真诚载万年。

有幸亲情垂四代，

长江浪盼后推前。

1987年，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由邓小平题字的叶剑英半身石雕像、墓碑的揭幕和灵骨安放仪式。马万祺特地从澳门赶来凭吊，并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感怀叶剑英同胞情》。文中写道：“敬爱的叶剑英元帅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追忆与叶帅相处的那些日子，想到他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不禁潸然泪下……1985年和1987年间国家先后解決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为台湾的回归，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叶帅在天之灵，亦将感欣慰。这是他老人家多年的夙愿。叶帅对祖国和人民立下的伟绩，随着岁月的迁移，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的心中……”

1991年秋，马万祺偕夫人进京开会，休息时专门约请了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和几位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过的朋友游西山观红叶，小聚于叶剑英在西山的寓所——军事科学院二号楼。马万祺在叶剑英的书房望着四壁满架的藏书，谈到叶剑英手书的诗作《二号楼即景》：“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丛藏醉叶，留下一年秋。”睹物思人，想起与叶剑英在这里曾多次亲切会晤交谈，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得到他的关心照顾，更可贵的是感受到他的一身正气，深感自己和叶剑英的友谊是知心知己、忠心爱国、义薄云天的忘年交。想到此，马万祺不禁又潸然泪下，赋诗一首《西山怀老帅》：

深秋假日喜登高，

满目彤枫气象豪。

每到西山怀老帅，

云天义薄世薰陶。

（题图为1970年夏马万祺夫妇在北京拜会叶剑英）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