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摘 要]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差异。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分别仅对男性老年人、农村户口老年人照料孙辈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和城乡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差距是其主要原因。建议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购买等途径组织形式多样的社区公共活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利用政策组合和治理协同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公共福利水平，为老年人隔代照料提供社会支持。

[关键词]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隔代照料;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4-0071-08

一、引 言

低生育率背景下，提升家庭生育意愿，充分释放生育政策效应，是新时期人口政策的重要指向。生育率与家庭生育意愿直接关联，而婴幼儿抚育则与家庭生育意愿联系紧密。然而，近年来，中国儿童 “照顾危机”日益凸显，为儿童、妇女、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1]。因家庭女性普遍就业与“工作-家庭”平衡福利缺乏，无人照料成为约束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国家卫计委2015 年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占到60.5%。当前中国的托幼服务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质量不均、服务僵化等问题，面向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基本缺失[2]。面对社会化托幼体系匮乏、质量参差不齐、收费高昂、社会信任度低的现实情况，老年人在孙辈的养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隔代照料成为有效缓解婴幼儿照料“赤字”的重要方式，家庭支持逐渐成为年轻夫妇“二孩”生育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3]。

受传统家庭伦理影响，老年人照料孙辈（即隔代照料）非常普遍，在家庭婴幼儿照料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承担孙辈日常照料和教育的老年人比例合计高达62.2%①。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父母帮助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照顾孩子[4]。隔代照料在减轻育儿负担和缓解育儿焦虑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5-6]。隔代照料可以为子女减轻家庭负担，还能让子女有更多时间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大家庭产生更多收益[7]。祖辈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中青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13%—21%和周平均工作时间5—7.3个小时，且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8]。在欧洲，大约一半左右的祖父母照料孙子女[9]，美国每4个5岁以下的儿童就有1个由祖父母照料[10]。多源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儿童照料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留守家庭的儿童照料更是以隔代照料为主，祖辈支持成为我国目前弥补儿童照料赤字的主要途径[11]。

隔代照料不仅可以缓解儿童“照顾危机”，而且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的年龄认同显著正相关，相比于没有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年龄认同更积极[12]。含饴弄孙也是传统家庭伦理下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种方式，照料孙子女成为老年期社会角色缺损后的重要角色补偿，可以维持家庭成员对他们的持续认同和增强他们的幸福感[13]。照料孙子女让老年人感到老有所为，养成更积极的生活方式[14]，而且通过与孙辈互动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生活的希望与目标[15]。随着隔代照料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由于照料孙辈的流动老人面临城市生活适应难题，巨大的生活融入压力对他们生活满意度会产生很大影响[16]。

老年人隔代照料受到自身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家庭成员在内的其他人的相互作用影响。依据代际交换理论，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动因是希望换取子女日后的养老支持。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保障不断健全的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支持客观上对这一代际交换模式带来冲击，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否影响老年人照料孙辈的行为，这一话题值得深入讨论。随着老龄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积极性和可及性也在提升。在社区参与的实践中，老年人已成为积极且重要的力量。理性选择理论把社区参与视作为理性经济人生产分享公共产品服务的机制。如果参与能够为自身带来效用，并满足“效用最大化原则”，那么居民就有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17]。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正向影响，参与社会活动可以显著、稳定地预防失能[18]。在退休之后，受到身体条件限制和心理因素影响，老年人大部分时间会选择在居住场所及周围度过，邻里关系成为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和晚年幸福的关键因素。在整个社区网络中受欢迎程度越高，老年人在社区核心交往圈子融入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相应就会越高[19]，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有助于塑造融洽的邻里关系和提升社区融入感，进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外）祖父母是老年人一项重要家庭角色，社区活动参与也是老年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角色压力理论和角色扩张理论视角下[20]，老年人面临照料孙子女、社区活动参与等多重角色，多种角色之间是互为促进亦或是此消彼长，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结合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微观数据，分析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居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1]。代际交换是家庭长期以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基础，代际关系视角是研究家庭和老年人行为选择的核心视角。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均衡互惠、双向交流的“反馈模式”[22]。根据代际交换理论，老年人抚育孙辈也是一种代际交换，老年人通过为子女养育孙辈，即对子女的付出来换取子女日后的养老照料。因家庭核心化、家庭成员居住半径扩大，以及传统孝道衰落等因素影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给付水平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子女养老[23]，不仅减少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同时也弱化了老年人的子女养老观念[24]。子女远距离的地域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愈发困难[25]。随着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提升，但是当老年人承担多重角色时，可能会引起角色冲突，隔代照料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对其健康有消极影响[7]，而社区活动参与可以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其可能更倾向于较多地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可能对隔代照料形成“挤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2：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负向影响。

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使得老年人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方面，良好的公共支持增强了老年人支持子女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精神慰藉成为影响老年人养老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家庭养老的独特优势和宝贵价值。调查发现，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心理慰藉、情感支持作用十分重要且无法替代[26]。通過分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家庭凝聚力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发现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 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25]。

家庭收入水平和自评经济压力对于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子女自身经济与工作压力，面对相对高昂的育儿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从而将照料下一代的责任托付给祖辈②。面对社会化托幼体系匮乏，且质量参差不齐，隔代照料成为许多家庭抚育婴幼儿的现实选择，老年人稳定的养老金等社会支持也为照料孙辈创造了条件。以家庭责任为主导的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下，老年人以维护和促进家庭延续与发展，承担起了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扶持的责任与义务[27]。（外）祖父母抚育孙辈的意愿从处于压力之下的“不得不帮” “难以拒绝”，到“积极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清晰边界[28]。从老年人自身来讲，隔代照料需要老年人保持生理及心理健康，否则“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适应独立式的高强度孙辈照料。而诸多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可以较大程度地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29]。参与持续性的社会活动或参加社会职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失能风险[30-32]。基于此，保障水平和社区活动参与可能对老年人照料孙子女产生积极效应，这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促进影响。

假设4：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促进影响。

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孩子是作为一种无私的付出和体现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关爱的一种方式，是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父慈子爱、代际和谐的表现，是一种家庭中利他主义的体现[33]。老年人退休后为子女提供帮助可以继续证明和体验其自身价值，减少退休带来的失落感，而且合住家庭更适宜于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寻求价值寄托[34]。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是出于“利他主义”精神，是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未把自身条件和能力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的家庭凝聚力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25]。家庭现实负担、家庭延续以及未来发展成为老年人自身时间、经济等资源配置的重点。按照这样的理念，可以得到相应的研究假设：

假设5：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不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6：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不存在显著影响。

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比较突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给付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社区治理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存在城乡差异。总体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家庭保障和代际互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进城务工群体规模庞大，导致出现留守儿童、老人农业等现象。相比较城镇家庭而言，农村老人与子女居住距离更为接近，代际互动可能更为密切。按照中国传统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女性被赋予负责家庭内部事务的角色，可能有更多女性参与到隔代照料中来。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7：社区活动参与和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为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2014年的CLASS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涵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海南和新疆）。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面访的方式，以每个SSU地图地址为抽样框，抽取相应的家庭户。在每个家庭户中再对60岁及以上的老人进行1次户内抽样，选定1位受访者并进行访问。老年人个人问卷集中收集了60岁及以上老人的婚姻、健康、养老规划、经济状况、家庭与子女等方面的信息。本研究主要使用2014年老年人个人数据信息。

（二） 变量界定与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是指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本文选取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频率来定义隔代照料。通过对问卷中“过去12个月里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频率”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该变量为分类变量并分别赋值。以“很少或者没有”为参照，取值为0，对“大约每月1次、每月几次、每周至少1次、每天有段时间但不是全天、每天从早到晚”依次进行取值。尽管因变量——隔代照料是取值为0—5的有序分类变量，但因为分类相对较多，如果采用有序多元 logit模型将使得实证过程和结果解释变得复杂。随着有序分类变量、因变量等级数的增加，logit模型回归和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的差别越来越小[35]，尤其当因变量的类别数达到5，即可考虑使用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36]。本研究将老年人隔代照料视为连续变量进行线性回归。

本文从经济收入方面衡量老年人保障水平。家庭供养、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是构成老年人经济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不过，一方面，社会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养老，对城镇老年人而言，社会养老保险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37];另一方面，由于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不固定，经常以实物方式呈现，难以货币化准确衡量。随着全民参保和城乡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提升，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化转移支付收入在老年人全部收入中占比越来越高。CLASS问卷中“您最主要的两项生活来源”这一问题，首先选择“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 “政府/社团的补贴/资助”这两项占到总样本的64.3%。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从老年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老年人自身经济状况两个方面衡量其经济保障水平，进行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转换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等问题。

本文另一个解释变量为社区活动参与。采用CLASS问卷中“在过去3个月内，您是否参加过以下这些活动？”，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环境卫生保护”以及“从未参加过”等10个选项。本文选取是否至少参与一项社区活动作为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的代理变量，该变量由社区活动参与变量处理得到。以老年人没有参与社区活动为参照，设置一组分类变量予以考察。

如果社区活动参与与隔代照料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会导致OLS回归结果有偏。关于内生性问题，一般使用工具变量法（IV）。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与所替代的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同时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两个基本原则。基于此，本文选取所在社区是否有活动场所/设施作为工具变量。其一，社区拥有活动场所/设施也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客观条件，继而会通过老年人社区参与影响隔代照料。其二，社区内活动场所/设施是外生变量，通过其他途径影响老年人隔代照料的可能性较小，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排他性假设。

参照Fan等（2007）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38]。第一阶段使用OLS方法，用是否有社会活动参与作为因变量，工具变量与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第二阶段用第一阶段得到的社会活动参与的预测值替代实际的社会活动参与变量，再进行回归。对2SLS模型进行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得出F值为1.466，P值为0.226，即通过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基于此，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模型设定为：

Yi=α+βXi+φSi+γijZij+δi

其中，Yi表示老年人隔代照料情况，Xi表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情况，Si表示老年人社会保障待遇给付水平，Zij表示为一组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择控制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户口、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变量。

四、实证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时间照料多个孙子女的老年人，由于涉及与不同子女间的代际关系、资源交换等，其隔代照料行为发生及其强度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在此部分的分析中，将在过去 12 个月内同时照料多名孙子女和不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样本删去，仅保留照顾一个孙子女的老年人，便于考察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保障水平与其隔代照料的关系。表1给出了各个变量的说明与统计描述。

表1显示，老年人隔代照料水平的平均得分为0.56（取值范围为0—5）。解释变量方面，有社区活动参与的老年人比例为26.10%，63.80%的老年人居住社区有社区活动场所/设施，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取对数）的平均值为6.45（取值范围为3—10.78）。本文通过双变量分析法，对不同經济社会人口特征的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结果发现，不同社区活动参与状况、居住社区活动场所/设施供给、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个人收入情况、性别、居住地的老年人，在提供隔代照料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本文进一步利用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揭示社区活动参与、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的影响（见表3）。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5，即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取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隔代照料增加0.038个单位，即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2和假设4。一方面，在家庭责任伦理作用下，老年人与子女间代际交换仍然存在双向互惠的特征，同时呈现出代际支持从父母流向子女的西方接力型代际关系特点。随着老年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等公共支持体系的日益健全，增强了父母对子女支持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面对托幼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严重匮乏，市场化托幼机构费用高且质量良莠不齐，在激烈社会竞争中子女又面临不小压力，由父母照料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依靠，也是老年人积极“帮衬”子女，维护家庭发展的责任体现。

社区活动参与对老年人隔代照料未具有显著性关系，即假设5通过验证。一方面，适当的社区活动参与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和丰富老年生活，可以通过力所能及的活动参与继续体现自身社会价值，而这些活动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不过，如上文分析，健康是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一个约束条件，但可能不是必要条件。在家庭伦理和子女现实条件下，可能面临健康风险或者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也经常面临“难以拒绝”甚至“不得不帮”。另一方面，社区活动参与具有自发和志愿性质，活动本身具有较大弹性，参与者拥有较高的自主性，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活动的同时，在时间精力分配上会避免与照料孙辈发生冲突，可以将社区活动参与和隔代照料有效地结合起来。

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和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隔代照料无显著影响。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相比，较少地参与隔代照料。受教育程度方面，拥有高中/中专学历的老年人与不识字的老年人相比，会更多地进行隔代照料，其他受教育程度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均不显著。年龄阶段对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显著关系，总体上看，低龄老年人是进行隔代照料的主体，随着年龄增高，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比例会随之降低，尤其是对75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更为明显。

表4报告了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的分群体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社区活动参与对老年人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保障水平与社区活动参与对非农业户口老年人隔代照料均有显著影响，而保障水平仅对农业户口老年人隔代照料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老年人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低，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依然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等经济活动，对隔代照料等家庭事务形成一定冲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可以形成收入支持效应，能够使老年人有更多时间精力参与家庭内部事务。城镇户口老年人隔代照料可能更倾向一种因子女工作难以顾及、托育服务严重匮乏的“不得不帮”。隔代照料的性别差异也反映出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和女性性别优势的深刻影响。保障水平等经济支持提升可以让男性有更多可能参与照料事务，通过社区活动参与，有利于促进男性老年人社区融入水平，进而可能影响其家庭分工观念。

本文的穩健性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将是否进行隔代照料（二分变量）作为隔代照料状况的代理变量，以“很少或者没有”为参照。二是分别使用“社区活动场所/设施”和“过去12个月个人的总收入（取对数）”作为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和保障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从表4可以发现，老年人“过去12个月个人的总收入”对隔代照料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总收入（取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进行隔代照料的概率则会提高8.9%。通过代理变量对隔代照料进行OLS回归时，老年人个人总收入（取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隔代照料供给则是相应增加0.042个单位。社区活动场所/设施对是否进行隔代照料以及对隔代照料的强度无显著关系。

五、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公共照料资源匮乏的现实约束下，隔代照料不仅弥补了公共照料资源缺口，而且挖掘了老年人力资源，缓解了成年子女的生活压力，增进了家庭与老年人的福利。本文从社区活动参与和社会保障水平两个维度，探讨其对隔代照料的关系。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回

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整体上社区活动参与对老年人隔代照料未有显著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包括社区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过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更多是以家庭责任伦理驱动，面对子女压力和经济状况负担较重的一种义务支持，是否选择照料孙子女更多是考虑子女的现实需求，自评健康状况对隔代照料没有显著关系也从侧面验证这一点。尽管社区活动参与并未对老年人隔代照料产生“挤出效应”，通过适当的社区活动参与反而可以促进老年人健康，客观上为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创造健康身心条件。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可以积极促进老年人隔代照料。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越高，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强度也会随着提高。隔代照料是当前老年人家庭活动参与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家庭伦理和子女现实需求的无私付出。与此同时，老年人也面临养老经济支持需求，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提高，可以形成对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以使他们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照料孙辈中来。而且，面对成年子女的经济压力和社会竞争，拥有稳定经济保障的老年人通过隔代照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子女和家庭的支持。隔代照料成为代际交换和家庭凝聚力发展的一个联结点，成为新时期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特征之一。

第三，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性别、城乡差异。男性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与隔代照料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而保障水平、社区活动参与对于女性老年人隔代照料无显著影响，这可以解释为通过社区活动参与可以影响男性老年人的家庭分工观念，对于老年女性来说照料孙子女是更为普遍的家务活动，这源于女性的性别优势，并内化为一种责任或义务，而且女性照料者在年老时往往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处于有利位置，更多地得到子女帮助和支持[39]。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其隔代照料无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具有显著影响。这体现城乡老年人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给付水平的差异，城市老年人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也要高于农村老年人，隔代照料并未受到个人养老经济压力的约束。农村老年人因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偏低，其在照料孙辈的同时需要从事生产性活动以弥补收入不足，从而影响隔代照料强度。提高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水平，可以使其更多地参与家庭建设。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提升，隔代照料将在家庭婴幼儿照料中继续发挥基础作用。构建隔代照料社会支持体系，对优化家庭生育决策和提升老年人福利具有积极意义。老年人面临照料孙辈、社区活动参与等多重社会角色，高社会支持水平可以更好抵御角色紧张风险，促进隔代照料和老年人健康[40]，社区设施数量、预期社会支持以及养老保险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41]。因此，一方面，加强对社区活动场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购买服务等途径支持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更多有条件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共建共享共治，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社区融入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从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出发，进一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差距，通过城乡统筹优化筹资结构和增加基金运营效益，提升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构建全覆盖、适度普惠的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体系，使得家庭责任伦理驱动下的隔代照料可以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支持。

[注 释][KH*2D]

①[ZK（]数据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149页。[ZK）]

②[ZK（]数据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154—155页。[ZK）]

[参考文献]

[1]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9）：92-111.

[2] 杨菊华，杜声红.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探索，2017（2）：137-146.

[3]郑真真.兼顾与分担：妇女育儿时间及家人影响[J].劳动经济研究，2017（5）：3-17.

[4]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011（2）：182-216.

[5]陶涛，刘雯莉，孙铭涛.代际交换、责任内化还是利他主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8（5）：56-67.

[6]李芬，风笑天.照料“第二个”孙子女？——城市老人的照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6（4）：87-96.

[7]CHEN F，LIU G.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67（1）：99-112.

[8]邹红，彭争呈，栾炳江.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J]. 经济学动态，2018（7）：37-52.

[9]GLASER K， DI GESSA G， TINKER A. Grandparenting in Europ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the role of 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M]. Publisher： Grandparents Plus，2014：2-5.[ZK）]

[10] LAUGHLIN L.Who′s minding the kids？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spring 2011[R]//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2013：70-135.

[11]吴帆，王琳.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7（6）：71-83.

[12]程新峰，姜全保.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 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J].人口学刊，2019（3）：63-76.

[13]HAYSLIP B JR，BLUMENTHAL H， GARNER A. Social support and grandparent caregiver health： oneyear longitudinal findings for grandparents raising their grandchildren[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70（5）： 804-812.

[14]LEDER S， GRINSTEAD L N， TORRES E.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stressors，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outcomes[J].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2007，13（3）：333-352.

[15]KAUFMAN G，ELDER G H. Grandparenting and age identity[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2003，17（3）： 269-282.

[16]靳小怡，刘妍珺.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19-129.

[17]姜振华.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及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2009（5）：38-43.

[18]胡宏伟，李延宇，张楚，等.社会活动参与、健康促进与失能预防——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7（4）：87-96.

[19]张泉.社区社会网络与老年幸福[D].济南：山东大学，2016.

[20] BAKER L A，SILVERSTEIN M.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J].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2008，6（3）： 285-304.

[21] 胡安宁.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J].中国社会科学，2017（3）：77-95.

[22]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7-16.

[23] 张川川，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J].经济研究，2014（11）：102-155.

[24] 汪润泉. “社会养老”是否淡化了“子女责任”观念？——来自中国农村居民的经验证据[J].人口与经济，2016（5）：105-113.

[25]楊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9（3）：26-53.

[26]贺丹.家庭优先理念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N]. 中国妇女报， 2017-07-12（B03）.

[27]刘汶蓉.当代家庭代际支持观念与群体差异———兼论反馈模式的文化基础变迁[J].当代青年研究，2013（3）：5-12.

[28]唐晓菁.城市“隔代抚育”：制度安排与新生代父母的角色及情感限制[J].河北学刊，2017（1）：160-164.

[29]LEVASSEUR M，DESROSIERS J，NOREAU L.Is social participation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of older adul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04， 26（20）：1206-1213.

[30]KANAMORI S，KAI Y，AIDA J，et al.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disability in older Japanese： the JAGES cohort study[J]. Plos one，2014，9（6）：e99638.

[31] MINAGAWA Y，SAITO Y.Activ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ortality risk among older people in Japan：result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J]. Research on aging， 2015， 37（5）：481-499.

[32]TOMIOKA K， KURUMATANI N， HOSOI H.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16， 26（10）： 553-561.

[33]孫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3（4）：70-77.

[34]张新梅.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J].人口学刊，1999（1）：58-61.

[35]张奇林，周艺梦.中国城镇低龄退休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学报， 2017（4）：472-481.

[36]刘红云，骆方，张玉，等.因变量为等级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J].心理学报， 2013（12）：1431-1442.

[37]刘一伟.互补还是替代：“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 2016（4）：77-88.

[38]FAN P H， WONG T J， ZHANG T Y.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 330-357.

[39]宋璐，李树茁，李亮.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08，14（3）：10-18.

[40] CHEN F，MAIR C A，BAO L，et al. Race/ethnic differentials in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for grandparent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4，70（5）：793-803.

[41]林文亿.老年人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的分析[J]. 老龄科学研究，2016（9）：16-26.

Community Activ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Security Level and Grandchild Car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of the 2014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Li Peng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level on grandchild c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grandchild c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and gende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grandchild care.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andchild care of male senior citizens and rural senior citizens， 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levels. We will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organize various forms of public community activities through government purchases， promot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areas， use policy combinations and governance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ublic welfare level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provide social support for senior citizens to take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Key word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social security level; the grandchild care; social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