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勇,陈俊梁

(西南大学a.历史文化学院,b.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我们常提的巴蜀分界概念,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巴、蜀在先秦时期作为古代国家政权而出现的国家界线;第二是秦汉时期又作为巴郡、蜀郡这一政区分界概念;第三是后来人们认知的巴蜀文化区域界线的概念。巴国与蜀国的边界线主要是受两国之间的军事角力的影响,可能本身变化较大,可称为巴蜀军事分界线;而巴郡与蜀郡的边界则主要是由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而主导的,故称之为巴蜀政区分界线;而巴、蜀文化区的概念即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后人认知的主观文化认同,因为文化区域的边界都是模糊的、渐变的①卢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故巴文化区与蜀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分界线则是一条模糊、渐变的、带状的。可以说,巴、蜀自身三个不同内涵导致了三条不同的巴蜀分界线。

关于巴国与蜀国之间的分界线,蒙文通先生早就做过巴蜀分界复原的尝试,他认为合川、射洪之间的涪江是重要的分界线,其中阆中、充国、垫江、江州、江阳以东属于蜀,江安、长宁、富顺、永川、大足、铜梁、安岳皆为巴地,以西为蜀地。①蒙 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7页。其中提及的阆中为今阆中市,充国在阆中西南六十里,垫江为今合川区,江州为今重庆市区,江阳为今泸州市。后来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认为大致嘉陵江、涪江到泸州一线为巴蜀分界地带。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页。唐昌朴后来认为巴蜀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确,其中间还有许多小国分割,如蜀与巴之间在涪江流域有郪国独立其间。③唐昌朴《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巴渝文化》第三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4页。段渝则对蜀国疆域进行过复原,认为蜀国东部边界以嘉陵江、渠江为界,结论相对较为模糊。④段渝《先秦蜀国的都城和疆域》,《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朱圣钟也对巴国疆域作过复原,画出了一条较为粗略的界线,但主要是用清代方志的历史记忆来进行讨论的,信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⑤朱圣钟《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9-141页。总的来看,利用文献来对巴蜀边界进行复原还不够系统和详细,特别是对一些分界的历史遗迹点没有科学的定位和讨论。实际上,由于有古代出土器物支撑,加上文化分界本身是带状的,所以今天我们复原巴蜀文化区的界线反而相对较为容易,而国家和政区界线由于相对线型,古代器物无法支撑,先秦两汉时期的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少,故想要完全依靠时人记录,即秦汉时期的史料来复原巴国、蜀国或巴郡、蜀郡的分界线难度颇大。

不过,时近易考,地近易核,在唐宋人的记忆中对秦汉巴蜀的民族和职方记忆相对较精准,也能使我们对巴蜀分界线的复原有较大的帮助。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各类地理总志中,遗存了大量对巴国、蜀国空间的记载,特别是个别有关分界的遗迹点,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唐宋时期的历史记忆来复原巴国和蜀国的空间范围,从而得出一条更为清楚的巴蜀分界线。唐宋时期的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对州、府、郡、县的记载中,都存有大量的巴国、蜀国的历史记忆,是本文依靠的主体史料。同时,本文对一些有关巴蜀分界的历史遗迹点进行实地考察而定位,再结合已经出土的相关文物进行验证,以期提高我们研究结论的信度。

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唐宋人们的记忆中,巴国与巴郡、蜀国与蜀郡之间的表述并不是界限明确的,而秦置巴、蜀二郡也基本上是对两国旧时范围的重新认定,变动应该并不是太大。如宋代《方舆胜览》在谈到巴蜀之交的普州时说“春秋、战国为巴、蜀之境。秦为巴、蜀二郡地”⑥祝穆《方舆胜览》卷63《潼川府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09页。,就明确了这种承袭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分析时,仍然没将巴蜀国界与郡界区别开。

一 唐宋巴岭山与巴国的最西北界线

巴蜀军事分界线的北段,应从兴元府⑦兴元府为今汉中市及下辖城固县和勉县的大致范围。南郑县巴岭以南开始。兴元府在《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春秋时及战国并属楚”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2《山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7页。,《方舆胜览》则记载其“春秋、战国属秦、楚”⑨祝穆《方舆胜览》卷66《利州东路》,第1147页。,故兴元府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在巴国、蜀国范围之内。而兴元府下南郑县的巴岭山在唐宋多有记载,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巴岭,在县南一百九里。东傍临汉江,与三峡相接。山南即古巴国。”⑩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2《山南道三》,第558页。《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大巴岭山,在县西南一百九里。《水经注》云:‘廉水出巴岭山,北流经廉川。’又《周地图记》云:‘此岭之南是古之巴国也’。”⑪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5《山南道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12页。两处记载虽一名“巴岭”、一名“大巴岭”,但两者记载都在南郑县南一百九里和县西南一百九里,其方位里程基本一致,两者应为同一座山,故包括之后提及的小巴岭和大巴岭都应为巴岭的别称。《舆地纪胜》之中有三处关于巴岭的记载。第一处为:“巴岭,《元和郡县志》云:在南郑县南一百九里,与三峡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国。今属廉水县管。”第二处为:“大巴岭。《晏公类要》云:‘在化城县北岭之南,古巴国也。’”第三处为:“小巴岭。《周地图》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国。其岭上多云雾,盛夏有积雪。’”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7《利东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3、5479、5480页。其中一条巴岭记载在兴元府下,另外两条记载则在巴州下。可见,在兴元府与巴州都占据了巴岭的部分,故才有对巴岭的共同记录。关于巴岭之南为古巴国的描述在诸多文献中都保持一致,所以巴岭不仅为巴州与兴元府之间边界,也是古巴国之北端界山。唐宋时期的巴岭山实际上就是今天南郑以南、南江、通江以北的一段大巴山,也称米仓山。也就是说,米仓山以南,古为巴国,而唐宋时期为巴州,那么唐宋历史记忆中的巴蜀分界线,就应当从巴州以西开始。

二 巴州与利州②:古代巴蜀中段分割遗留

②巴州为今巴中市及其下辖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的大致范围,利州为今广元市及下辖旺苍县的大致范围。

巴州以西为利州。在唐宋人的记忆中,巴岭之南为巴州,巴州即为古巴国地。《通典》有载:“巴州今理化城县。古巴国。秦、二汉属巴郡。”③杜佑《通典》卷175《州郡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86页。《舆地广记》也有记载:“巴州,春秋、战国为巴地。秦、二汉属巴郡。”④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2《利州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8页。《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也记载巴州为“古巴国地”⑤分别参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道七》,第2703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7《利东路》,第5469页。、“古巴国之地”⑥祝穆《方舆胜览》卷68《利州东路》,第1185页。。可见,除《元和郡县图志》缺失之外,唐宋时期的地理总志中都有巴州为古巴国地的记载。巴州得名也是“盖取古巴国以为名”⑦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道七》,第2703页。。巴州内还有许多与巴字相关的历史记忆,如其《舆地纪胜》中巴州景物中有记载的巴江、东巴山、大巴岭、小巴岭,这些以巴字命名的山川河流,也从侧面印证了巴州为古巴国之地。

但在唐宋人的记忆中,巴州西面紧邻利州则为蜀国旧地。关于利州为蜀国地的记载也出现在诸多文献中。如《通典》云:“利州今理绵谷县。春秋、战国时为蜀侯国。”⑧杜佑《通典》卷176《州郡六》,第4621页。《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利州,土地所属与金州同。春秋、战国时其地并属蜀侯,此郡为蜀之北境矣。”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5《山南道三》,第2646页。《太平御览》引《十道志》记载:“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属与金州同。春秋、战国时,其地并属蜀侯,汉葭萌县地。”⑩李昉《太平御览》卷167《州郡部十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5页。《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也有利州“春秋、战国为蜀地”⑪分 别参见: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2《利州路》,第948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第5341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6《利州东路》,第1154页。的相同记载。以上记载,都充分说明利州属于蜀国范围。后利州又分置出大安军,在关于大安军的表述中也有关于蜀国的历史记忆。《方舆胜览》与《舆地纪胜》均有大安军“春秋、战国为蜀地”⑫详参:祝穆《方舆胜览》卷68《利州东路》,第1197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91《利州路》,第5633页。的记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利州旧时为蜀国之地。我们发现宋代文献中有利州“自城以南,纯带巴音;由城以北,杂以秦语”⑬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第5349页。的话语,说明利州应与巴国相接,才会有巴音在其区域出现。利州下辖有葭萌县,昔“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⑭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也应是蜀地。司马错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⑮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6页。,秦灭蜀之战由此地开始,可见此处也是蜀国北境,正好与巴国北境巴州相对应。所以,巴蜀军事分界线应北起于利州与巴州的边界线,而向南延伸。从交通格局来看,古代金牛道南下利州后,一般在今昭化一带分成东西两道,西路从剑阁入蜀故地,东路沿嘉陵江入巴故地,所以,利州这个枢纽之地昭化巴蜀之风兼有。所以,我们在宝轮院发现的船棺并不完全是与蜀地相似,而是与巴地的船棺十分相似。⑯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巴州下辖难江县、恩阳县、曾口县、通江县四县,其中难江县在“州北一百六十里”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7《利东路》,第5470页。,与利州接壤。难江县下有“难江水,源出县东小巴岭,南流经县东二十里,入盘道界”①《太平寰宇记》卷140《山南西道八》,第2720页。,小巴岭以南为古巴国,难江县也是在古巴国范围之内。利州下有绵谷县、葭萌县、昭化县、嘉川县,其中葭萌县在“州南一百一十里”,昭化县在“州南三十五里”,葭萌县比昭化县更南、与阆州接壤,而嘉川县则载“州西二百二十里”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第5345、5346页。,此处乃《舆地纪胜》引用《太平寰宇记》中嘉川县的记载而产生的谬误。在《太平寰宇记》中,嘉川县是“永泰元年割属集州”③《太平寰宇记》卷140《山南西道八》,第2720页。,而于“咸平四年自集州来隶”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第5346页。,故关于嘉川“州西”的记载应为集州之西。利州的嘉川县(今旺苍县嘉川坝)和葭萌县(今剑阁县江口)则与东边的巴州、阆州相接。

三 阆州巴岳山与剑州⑤:巴蜀的中段北线的分割

⑤阆州为今阆中市及广元市苍溪县、南充市南部县的大致范围,剑州为今广元市剑阁县及绵阳市梓潼县大致范围。⑥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6《剑南东道五》,第1712页。

巴州西南方向为阆州。不过,《元和郡县图志》中有关阆中内容缺佚,但《通典》与《文献通考》记载阆州为巴郡地,而在唐宋其他地理总志中记载阆州为巴国地。如《太平寰宇记》载:“阆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国之地。按《华阳国志》:‘巴子后理阆中。’秦为巴郡地。”⑥《太平御览》也有“春秋为巴国之地”⑦李昉《太平御览》卷167《州郡部十三》,第816页。的记载。在《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均记载阆州“春秋、战国为巴地”⑧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2《利州路》,第952页。、“春秋为巴地”⑨分别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5《利东路》,第5379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7《利州东路》,第1173页。。阆州下辖有阆中县,《华阳国志》有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⑩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7页。,阆中县曾是巴子五都之一。另,《舆地纪胜》还记载:“阆中县,倚郭。本秦故县也。《华阳国志》:‘周顺王五年,张仪伐蜀,因取巴王以归,分其地位三十一县,此城为……。’”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5《利东路》,第5382页。以上记载了张仪灭巴之后以巴国旧地而置三十一县,阆中县即为其中之一,也证明了阆中县为巴国旧地。

阆州以西北接剑州,西南接梓州。剑州为蜀国之地,其记载主要集中在《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三本地理总志之中,都有其“春秋、战国为蜀地”⑫分 别参见: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2《利州路》,第955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6《利州路》,第5425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7《利州东路》,第1164页。的记载。剑州下辖剑门县,剑门关即在此县。剑门关为入蜀要地,“诸葛武侯相蜀,于此立剑门,以大剑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剑门”⑬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4《剑南东道三》,第1676页。,所以才有关于剑州“而两川咽喉,守土之寄重焉《剑门集·郡守题名序》。

入蜀之邦此为第一”⑭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6《利州路》,第5431页。的描述。故阆州与剑州之间的州界线可能也应与巴蜀军事分界线的部分相对应。

阆州与剑州(隆庆府)东西相接,唐五代剑州有临津县,在今剑阁香沉坝。据记载,隆庆府,废临津县,“在府东一百三十里。本汉梓潼县地。南齐置胡原郡。隋改临津县。本朝熙宁五年废为浆池镇,而真地分隶普安、普成、剑门诸县”。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6《利州路》,第5439页。《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临津县,本邑西阆州之界壤也。”⑯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4《剑南东道三》,第1679页。以此来看,废临津县又直接与阆州接壤。阆州下有七县,其中苍溪县在“州北四十里”,西水县在“州西一百二十里”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5《利州路》,第5383、5384页。,即南部县保城场。今苍溪县和西水县(南部县保城场)就应为阆州与利州和隆庆府相接的县级政区。

正好,在有“界壤”之称的临津县(今剑阁香沉坝)东十公里之处正是唐宋的巴岳山,正是巴蜀分界的历史记忆遗留。故这里要重点谈一下阆州下辖苍溪县的巴岳山。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苍溪县,本汉阆中县地,后汉永元中于今县北巴岳山侧置汉昌县。……十八年改汉昌为苍溪县,因县界苍溪谷为名。”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6《剑南东道五》,第1716页。这里的巴岳山以“巴”字命名,也应是巴文化影响的结果导致。应该说,这个巴岳山是四川盆地中带“巴”的历史记忆地名较早而最靠西的一个。今天,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从当地的地望来看,这个巴岳山可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旺苍县向西南到苍溪北的一个深丘山系,即今东河以西的从北向南的九龙山、雷家山、鸡鸣山、五龙山、龙门山一带,海拔在1000—1400米左右,在盆地丘陵中显得较为突兀,巴岳山的南点就是今苍溪县北的禅林乡的旧汉昌县故址。这个巴岳山应该是东西向的巴岭山向西南突出的一条纵行山岭,其西为蜀的旧地,其东则为巴的旧地,实际上是四川盆地内最北的巴蜀分界山。第二种可能是紧邻汉昌县故址苍溪禅林乡青山观村斜对面的碧家山,符合“巴岳山侧置汉昌县”之意。第三种可能是指汉昌县旧在青山观村背靠龙门山,汉昌县旧址在其山麓,其山海拔849米左右,是汉昌县旧址附近最高的山丘。不论那一种结论,这个巴岳山所在的苍溪县西北地区,正好是巴蜀分界的重要地区,是可以成立的。

四 梓州永泰县与阆州、果州②:巴蜀中段界线

②梓州为今绵阳市三台县、盐亭县及德阳市中江县、遂宁市射洪市的大致范围,果州为南充市及下辖西充县和蓬安县的大致范围。

梓州在春秋战国时也为蜀国范围,除了《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文献通考》有其地为蜀郡的记载外,其他地理总志也有梓州为蜀国地的记载。《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梓州,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蜀国盐亭之地,二汉属广汉、巴二郡。”③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2《剑南东道一》,第1647页。《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也均有梓州(潼川府)“春秋、战国为蜀地”的记载④分 别参见: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02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路》,第4615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2《潼川府路》,第1089页。。梓州虽记载为蜀地,但其下辖的永泰县则是由巴郡地划入。《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永泰县,本汉巴郡充国县地也。武德四年分置,地号永泰,因以为名。”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43-844页。《太平寰宇记》记载更为详细:“永泰县,本汉充国县之地,唐武德四年巡检黄甫无逸以四境遥远,人多草寇,遂以当州盐亭县、剑州普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界析置此县,因以永泰为名。”⑥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2《剑南东道一》,第1654页。充国县属巴郡,永泰县也应在巴郡范围之内。所以在复原巴蜀分界线时,特别注意这种州县调整而导致的误差。旧永泰县在今盐亭县东永泰乡,可以说,永泰县旧址正当梓州与阆州、果州的界线上,也是巴蜀分界线的一个地理坐标,由此可以看出巴蜀分界从巴岳山向西南延伸到今嘉陵江继续向西南延伸进入涪江流域东部。

梓州东南地接果州。关于果州也有颇多其为巴国旧地的记载。虽《元和郡县图志》果州部分缺失,《十道志》则有记载:“果州南充郡,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战国並属巴子国。”⑦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74页。《通典》亦有载:“果州今理南充县。亦巴子国地。秦、二汉并属巴郡。”⑧杜佑《通典》卷175《州郡五》,第4593页。《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几本地理总志也均有果州“春秋、战国为巴子地”,“春秋、战国为巴子国”⑨详 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6《剑南东道五》,第1708页;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07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6《潼川府路》,第4698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3《潼川府路》,第1102页。的记载。除此之外,《方舆胜览》与《舆地纪胜》中有果州为“巴子旧封”的记载:“本安汉城。巴子旧封。”⑩祝穆《方舆胜览》卷63《潼川府路》,第1103页。“巴子旧封,充城乐土。江水秀润,民物阜繁。”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6《潼川府路》,第4702页。从侧面证明了果州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巴国地范围。从永秦县向南曾是宋代的东关县,是与果州的重要交界处。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宋代乾德四年,曾在后蜀梓州招茸院的地方,取“古东关地之名”置东关县,在今盐亭县金鸡镇。这个地方在宋代以前称为东关,可能就是指梓州的东部边地,正好与果州界连接,也可能是古代巴蜀间的一个重要界点。

故梓州永泰县与阆州、果州相交的界线,梓州东关县与果州相交的界线,也可能就是此段巴蜀的重要分界线。

五 合州巴岳山与遂州①:巴蜀中南的分界线

①合州为今重庆市合川区、铜梁区及广安市武胜县大致范围,遂州为今遂宁市及下辖蓬溪县和重庆市潼南区大致范围。

梓州东南则接遂州,而遂州以与果州、合州相接。遂州在唐宋记忆中一直为蜀国地,《舆地广记》中有载:“遂州,春秋、战国为蜀地。秦属蜀郡。二汉及晋属广汉郡。”②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06页。《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也提到遂州(遂宁府)“春秋、战国为蜀地”③详参: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155《潼川府路》,第4661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3《潼川府路》,第1099页。。除此之外,其它唐宋文献中,遂州多为蜀郡的历史记忆。

而对于合州为巴国故地的记载则较多。如《元和郡县图志》载“合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国,秦灭之,以为巴郡”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5页。;《太平寰宇记》载“合州,按郡地即巴国别都”⑤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四》,第2655页。;《舆地广记》载“合州,春秋战国为巴地。秦属巴郡。二汉、晋因之”⑥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6页。;《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也提到合州为“古巴子之国”⑦详参: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9《潼川府路》,第4809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4《潼川府路》,第1114页。。总之,与遂州相接的果州、合州,均为巴国故地。特别要说明的是,合州为汉代巴郡之垫江,垫江则曾为巴国的都城。对此,《华阳国志》早就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⑧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7页。《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合州,按郡地即巴国别都。”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四》,第2655页。两条史料相互印证了合州为巴国都城一事。曾作为巴国都城的合州,自然遗留了大量与巴国相关的历史记忆。如合州石镜县内有“巴子城,在县南五里”⑩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6页。;《蜀中广记》则进一步记载巴子城“乃周武王封其支庶处”⑪曹学佺《蜀中广记》卷18《上川东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9页。。此处巴子城记载为周武王分封其支庶处,应该是在合州最早的巴国城市遗址,也是巴子别都的遗址。合州下辖有巴川县,其县名中带有巴字,因是受巴国历史所影响。合州境内的巴水、巴岳山命名受到巴国影响,而以巴字命名。合州境内巴水,“一名宕渠水,郦道元谓之潜水,又谓之渝水,俗谓渠江”⑫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9《潼川府路》,第4815页。。除了巴水、巴岳山外,合州境内还有双墓。据记载:“双墓。在钓鱼山,涪水之北。各高三寻,有石羊。李文昌《图经》云:‘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並墓而葬。’《新图经》云:‘石羊类近世葬令,所用非古也。’”⑬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9《潼川府路》,第4822页。双墓自身并非古巴国所遗留的墓穴,但双墓所反映的巴王、濮王故事,却是巴国给当时人所留下的关于巴国的历史记忆。故遂州与合州接壤的分界线,也应为巴蜀分界线的部分。

合州境内的巴岳山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牛斗山,后来又称为巴岳山,历史上又称为泸昆山,如《舆地纪胜》有载“泸昆山,一名巴岳山,在巴川县南十五里”⑭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9《潼川府路》,第4821页。,南宋度正曾在巴川县“读书巴岳山中”⑮度正《性善堂稿》卷13,涪州“教授陈孠由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7页。。此处的巴岳山和阆州苍溪县的巴岳山都是受巴文化影响,而同以“巴岳”为名。合州巴川县的巴岳山现为铜梁县、大足区内的巴岳山,其名仍得以保留至今。今人所编《铜梁县志》有载:“东南部为狭长的低山,系华蓥山支脉南延至县,构成了西温泉山和巴岳山。”⑯铜梁县志编修委员会编《铜梁县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潼南、大足巴岳山的得名早在宋代就出现,也应该是巴与蜀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但是,由于这个巴岳山西南的昌州和普州在唐宋的历史记忆中也曾是巴地的地域,所以,可能在历史上巴国、巴郡都曾越过今天的铜梁巴岳山,巴岳山可能只是历史上巴与蜀一段时间内的分界标志。

南宋遂宁府东与顺庆府和合州相接,遂宁府下有小溪县、蓬溪县、长江县、青石县、遂宁县。其中,遂州北部则是由蓬溪县与顺庆府相接。顺庆府下有南充县、西充县、相如县、流溪县。其中,西充县在“府西七十五里”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6《潼川府路》,第4700页。,其应为顺庆府与潼川府、遂宁府相接壤之县。流溪县在“府南七十里”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6《潼川府路》,第4701页。,其应为顺庆府与遂宁府相接壤之县。故顺庆府以西以西充县(今西充县)和流溪县(今南充市嘉陵区新场乡)与属于蜀国的遂州蓬溪县(今蓬溪县西北明月镇)相接。遂宁县是“景龙二年割青石县置”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3页。,而青石县在《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为“本属巴郡”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2页。,遂宁县由青石县分置而出,就应与青石县一样之前属于巴郡旧地。青石县与小溪、蓬溪二县相交的边界,也应是古代巴蜀的一个重要界线。宋代遂宁县在潼南大佛坝、青石县在今潼南县青石坝。不过,下面将谈到巴蜀分界在龙多山。所以,我们估计这一段的巴蜀分界在历史上发生过较大的游离变化,在这一段向西一度发展到涪江为界。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记载:“赤水县,本汉垫江县地,隋开皇八年分石镜县于今县西二里置县,因水为名。”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7页。因垫江县为巴郡旧地,所以,后来的赤水县也应该是旧巴地。唐代的赤水县在今铜梁县安居镇西,所以,唐代北宋时期的赤水县西可能是巴蜀分界的东线。

六 青石山(龙多山):记载矛盾与巴蜀分界线

在历史上,遂州与合州的边界与历史上的巴蜀分界线关系密切。因为在历史上不论是巴蜀两国或是巴蜀两郡,其界线留下的具体痕迹并不是太多,但其中今合川、潼南、蓬溪一带的青石山、龙多山就是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学术界对历史上的青石山与龙多山的名实与青石山的位置考证上仍然有太多的疑惑。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长期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最终发现,青石山本是今龙多山汉唐时期流行的山名,当时龙多山的西北相连有九节岭(今潼南区九岭岗)。唐代开始青石山有了龙多山之名,特别是唐代孙樵《龙多山录》以后,龙多山声名大振,而同时由于北宋青石县(今潼南区玉溪镇青石坝)在元代划入小溪县后,青石山失去了名称的依托,从而山名逐渐淡出。只是囿于乡土地理认知的粗疏,宋代以来历史文献中一直误将青石山、龙多山分别记载,使青石山反而无法确指。⑥蓝勇、陈俊梁《古代巴蜀界山:青石山、龙多山异同考》,《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当我们确定了青石山就是龙多山之后,也证明龙多山确实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少有的巴蜀分界记忆之山。只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巴蜀争界,并未说明是巴国与蜀国争界,还是巴郡与蜀郡争界。但据其后“汉高帝八年,一朝密雾,石为之裂,自上及下破处,直若引绳焉,于是州界始判”的记载⑦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四》,第2657页。,巴蜀分界纷争应在汉高帝八年所平定,巴国与蜀国的边界纷争不会遗留到汉朝的时候来解决,而且古代国家之间的边界纷争更多依靠军事力量来决定,而不会因“石裂为界”这种传说来划定边界。所以,此处的巴蜀争界,可能更多是巴郡与蜀郡之间的边界纷争。因此,关于青石山的记载中均有“因此定遂、合二州之界”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52页。,“遂分郡界,至今犹以为界焉”⑨杜佑《通典》卷175《州郡五》,第4590页。,“州界始判”⑩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四》,第2657页。等的分界记录,此处分界应当为巴郡与蜀郡、遂州与合州之间的郡界、州界分界线。不过,我们前面谈到巴郡和蜀郡的设立应该是考虑了当时巴蜀两国的地域现状及文化认同的,这条界线也可能是巴蜀在先秦时期的重要界线。

应该看到,秦汉时期的这次巴蜀界争基本上划定了巴郡与蜀郡的中部边界,后来成为唐宋遂州与合州边界线。不过,因青石县亦巴亦蜀,《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七记载为广汉之地,似应为蜀地;但《舆地广记》卷三十一记载属于巴西郡之地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7《山南西道四》,第1728页;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07页。,似为巴地。所以,青石县的西界可能一度曾以涪江为界,青石县涪江也可能为巴蜀分界,故巴蜀分界可能不是一直都以青石山(龙多山)为界的。

七 昌州和普州②昌州为今重庆市大足区、荣昌区、永川区大致范围,普州为今资阳市乐至县及安岳县大致范围。:“巴、蜀之境”“巴郡之西境”显现的巴蜀分割的混沌

遂宁和合州以南均与昌州相接,昌州乃是六州边界处所设的新州。《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昌州,本汉资中县之东境,垫江县之西境,江阳县之北境,皇朝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寻为狂贼张朝等所焚,州遂罢废。”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67页。

在唐宋的历史记忆中,昌州为巴、蜀之境。如《舆地纪胜》记载中则提到了“昌州,春秋、战国为巴、蜀之境。秦属巴、蜀二郡。二汉及晋属巴、犍为二郡”④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2页。。这里提到了昌州为巴、蜀之境,可巴可蜀,并不明确,显现了唐宋人们认知的混沌不清。在唐宋人们记忆之中,普州也是在巴蜀之境,可巴可蜀。如《通典》中载:“普州今理安岳县。秦时巴郡之西境及夜郎国之地。汉犍为、巴郡之境。”⑤杜佑《通典》卷175《州郡五》,第4594页。《舆地广记》中则记载普州:“春秋、战国为巴、蜀之境。秦属巴、蜀二郡。二汉属巴、犍为二郡。”⑥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0页。另,《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也有普州为“巴、蜀之境”的记载。这些皆显示了唐宋人们对此一带巴蜀归属的认知较为混乱。这可能与这一带在历史上因犍为郡从蜀郡中分割而出所造成的历史记忆较混乱有关。后来昌州因“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⑦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67页。,而在几州边界分置出来,也使昌州在巴蜀历史记忆中更为混乱。

具体来看,唐代昌州所辖四县为静南、昌元、永川、大足。静南县是以“普州普康县地置”⑧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2页。。普康县,据记载:“周武帝建德四年置永康县,属普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普州;十九年移居伏疆镇,改为永康,又以县重名,改为隆康,犯唐玄宗名,改为普康。”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六》,第1731-1732页。后来,普康县于“皇朝乾德五年入安岳”⑩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1页。。安岳县在《太平寰宇记》中载为“汉犍为、巴郡地”⑪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六》,第1730页。。故静南县(今大足区太和坝)应为旧巴地、蜀地之间的地域。昌元县为资州内江县分置而成,而内江县“本汉资中县地,周武帝天和二年于中江水滨置汉安戍;其年改为中江县,因其北江,乃以中江为名。隋避讳改为内江,开皇二年徙内江于汉安古城,即今县也”⑫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6《剑南西道五》,第1541页。。内江县属资中县,《太平寰宇记》有载资中县“秦併蜀,为蜀郡”⑬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第784页。。所以,昌元应为蜀郡分置而出,为蜀郡旧地。永川县在《舆地广记》记载为“永川县,本泸州泸川县地。唐置,属昌州。亦得渝州璧山县地”⑭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3页。,永川县应由璧山县和泸川县各划部分分置而成。泸川县“本汉江阳县地,属犍为郡”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8《剑南东道七》,第1740页。。江阳县为巴郡旧地,后分置犍为郡时而划入犍为郡。《元和郡县图志》有载:泸州,“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秦并天下为巴郡地。……今州即犍为郡之江阳、庆符二县之地”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64页。。璧山县,“本巴县、江津、万寿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约两百余里”⑰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四》,第2663页。。大足县,“本合州巴川县地,唐置,属昌州”⑱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2页。,应该是巴的旧地。

综合以上,昌州内部四县,昌元为蜀郡旧地,永川、大足为巴郡旧地,静南亦为巴郡、蜀郡相交之地。故昌州之内,巴郡与蜀郡分界线应在大足、龙水、永川一线上。应该看到,前面我们谈到这条线,除永川在宋代在巴岳山以东外,龙水、大足都是在巴岳山的西北地区。这一则与历史记忆的混乱有关,一则在历史上巴与蜀分界在这一带可能本身有交结游动有关。

普州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有六县,为安岳、普康、安居、普慈、崇龛、乐至。到《舆地纪胜》的记载中,仅有安岳、安居、乐至三县,其中普康并入安岳,崇龛并入安居,普慈并入乐至县,其中安岳为“汉垫江县地,属巴郡”①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1页。。但《太平寰宇记》记载安岳县“汉犍为、巴郡地”②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六》,第1730页。,说明并不是完全在巴的范围内,也可能有在蜀郡分出的犍为郡的范围内。特别是在《方舆胜览》中对普州的历史记忆,多是“东蜀”“蜀东”③祝穆《方舆胜览》卷63《潼川府路》,第1110页。,并没有巴的记忆。而从区位地缘来看,安岳在安居西南,也不可能深处蜀地而成为巴地。所以,普州安岳县可能还是属于蜀的范围内。此外,安居县“汉牛鞞县地,属犍为郡”④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1页。,乐至县“汉资中县地,属犍为郡”⑤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1页。,在唐宋人们的记忆中明确是在蜀地。可见,在唐宋人们记忆中,普州中安岳县、安居县与乐至县都属于蜀郡范围。

综合以上的分析来看,从宋蓬溪县南下经青石县、遂宁县、赤水县(今铜梁区安居镇西甘坝子)、大足、龙水(今大足区龙水镇)、永川一线,为巴蜀分界带。南宋以来的巴岳山东西一带应该是遂州、昌州一带的巴蜀分界地域。从地理环境来看,今大足一带为一小平坝,平坝以西三驱镇一带丘陵相对升高,形成一个天然分界,今也为重庆大足区与四川安岳县的分界线。

八 泸州、富顺监与荣州、戎州⑥ 泸 州为今泸州市及下辖合江县、宜宾市江安区、遵义市赤水市和习水县大致范围,富顺监为今自贡市及下辖富顺县和内江市隆昌市大致范围,荣州为今自贡市荣县及内江市威远县大致范围,戎州为今宜宾市及下辖屏山县和高县大致范围。

昌州以南为泸州、富顺监。富顺监原为富义监,因避宋太宗讳而更名,而富义监又是北宋乾德四年以泸州富义县所置。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考察泸州在历史上的归属。

泸州在历史上整体上一直被视为巴国旧地,关于其巴国旧地的记载颇多。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泸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秦并天下为巴郡地”⑦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64页。;《通典》也载“泸州今理泸川县。古巴子之国。秦属巴郡。汉属犍为郡,后汉因之”⑧杜佑《通典》卷175《州郡五》,第4586页。;《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也均有泸州“春秋、战国为巴子国”⑨详 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8《剑南东道七》,第1738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3《潼川府路》,第4579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2《潼川府路》,第1084页。的记载。富顺监从泸州分置而出,也有关于其“春秋、战国为巴地”⑩祝穆《方舆胜览》卷65《潼川府路》,第1141页。的记载,使其与泸州为巴国地相互印证。我们注意到,江阳是从原来巴郡分割出的犍为郡的地域,汉晋犍为郡是由蜀和巴郡分别划出的地域而设立的。

富顺监以西与荣州和戎州相接。荣州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为古夜郎国及犍为郡,“荣州,禹贡梁州之域。古夜郎之国,汉武开西边道,为南安县地,属犍为郡”⑪乐史《太平寰宇记》卷85《剑南东道四》,第1698页。;在《舆地广记》记载为蜀国地及蜀郡,“荣州,春秋、战国为蜀地,秦属蜀郡”⑫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第918页。;《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也提及荣州(绍熙府)“秦属蜀郡”⑬详参: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0《潼川府路》,第4851页;祝穆《方舆胜览》卷64《潼川府路》,第1118页。;而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文献通考》仅记载荣州为犍为郡。荣州下辖五县,旭川、应灵、资官属汉南安县地,威远属汉资中县,公井县属汉江阳县,其中南安县、资中县应为置犍为郡前的蜀郡地,江阳县为置犍为郡前的巴郡地,故公井县西境应为汉时巴郡、蜀郡之分界线较为明确。也就是说,今自贡市区可能正是巴蜀的一个重要分界点,以西为蜀郡之地,以东为巴郡之地。

泸州、富顺监以西均以戎州相接。《元和郡县图志》和《通典》有记载“戎州,禹贡梁州之域。古僰国也”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第790页。,“戎州今理僰道县。故僰侯国,汉属犍为郡”②杜佑《通典》卷176《州郡六》,第4613页。;《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文献通考》也均有戎州为僰侯国或犍为郡的记载。《太平寰宇记》还记载有:“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五尺道。汉武开置,故使唐蒙理道,如此而破牂柯、夜郎,立犍为郡,因置僰道县以属焉。”③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9《剑南西道八》,第1589页。犍为郡应是在汉朝开通僰道之后才设立的,犍为郡设立之前,僰道应不在蜀郡控制范围内,但受蜀的影响远比巴更大一些,故今宜宾一带应该在蜀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里的问题是泸州西与戎州的巴蜀分界带在何处,需要考察川南几县在唐宋人们眼中的归属,但遗憾的是,唐宋时期对于川南几县的巴蜀地域归属大多缺失。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川南地区今天的区县大多是非巴非蜀的状况,秦汉时期宜宾一带属于僰人的范围区域,泸州虽然称为巴子国所属,但大多数地区到了唐宋时期仍然是泸夷之地。如《元和郡县志》记载泸州江安县,“本汉江阳县地也,李雄乱后,没于夷僚”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第865页。,但对西接的南溪县,称“本汉僰道县地”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第791页。,《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也有类似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江安县与南溪县交界处应该是旧巴蜀相交之地。具体以历史边界来看,可能在长江以北以江安安乐北到富顺赵化一线,再往北的界线较为模糊矛盾,如果如前面所考自贡的贡井、富顺属于巴的地域,但东面的荣昌又属于蜀的地域,则可能在今自贡到荣昌南面有一条巴蜀的东西向的界线存在,到荣昌东再向北延伸。至于长江以南的今长宁、珙县、兴文、叙永、纳溪等地,先秦到汉唐两宋都主要是夷人控制,在宋代是作为泸州的羁縻州,故在宋以前可能受到巴的影响更大一些。

九 结论

综合以上来看,唐宋时期人们记忆中的巴蜀分界应该是一种带状分布,即界线一直处于游动之中。所以可以作这样的归纳:其东线位于难江县(今南江县)西-苍溪县西巴岳山(在今苍溪县禅林乡青山观村附近龙门山)-西充县(今西充县)-流溪县(今南充市嘉陵区新场乡)-青石县青石山(今合川区龙多山)-赤水县(今铜梁区安居镇西甘坝子)西、大足县巴岳山(在今铜梁到大足双桥之间巴岳山)-昌元县(今荣昌区)-江安县(今江安县)西;西线在嘉川县(今旺苍县嘉川镇)北-葭萌县(今剑阁县江口镇)-临津县(今剑阁县香沉镇)-西水县(今南部县保城乡)-永泰县(今盐亭县永泰乡旧县坝)-东关县(今盐亭县金鸡镇)-蓬溪县(今蓬溪县西北明月镇)-青石县(今潼南区玉溪镇青石坝)-遂宁县(今潼南区大佛坝)-大足县(今大足区龙岗镇)-公井(今自贡市贡井区)-南溪县(今宜宾市南溪区)东。以今天的地望来看,就是在最北的旺苍县米仓山向沿东河南下苍溪县境东河以西的从北向南的九龙山、雷家山、鸡鸣山、五龙山、龙门山、碧家山一带(唐宋巴岳山南为汉昌县故址),这个巴岳山是巴岭山向西南突出的一条纵行山岭,其西为蜀的旧地,其东则为巴的旧地;再向南今南部县保城乡(西水县)、盐亭县永泰乡(旧永泰县)、今西充县以西、蓬溪县一带;再南到今潼南大佛坝和青石坝与九岭岗、龙多山(唐宋青石山)之间一带;再南下则在今铜梁安居以西进入涪江流域,往南或者沿巴岳山(宋明巴岳山)向西南推移,或经过大足、龙水、邮亭以南一带向西到达今自贡以东一带再向南进入南溪、江安之间长江北岸安乐过长江后向西南推移。这条界线可以看出,从苍溪以南的整个嘉陵江、从遂宁青石坝以南的涪江、富顺以南的沱江都是在巴的地域范围内,而以西为蜀的范围。参见下页的巴蜀分界线复原示意图。

我们再运用春秋战国秦汉的文化遗存的地域差异来印证这个范围。因为从理论上讲,巴蜀文化从考古器型上的空间差异对我们的考证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和印证。这里我们用兵器上的巴蜀柳叶剑的蜀式和巴式来看,一般来看,蜀式剑短而巴式剑更长。我们发现,25厘米以下的短剑主要发现在成都、大邑、峨眉、犍为、永川、芦山、宣汉、渠县一带,主要在蜀的空间内;而40厘米以上的长剑主要在巴县、开县、涪陵、云阳、万州、巴东、荥经、犍为、峨眉、大邑等地,其中绵阳地区的同类剑一般在30-40厘米之间①朱世学《巴式柳叶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处于一个过渡带上,看出涪江流域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又比如巴蜀戈中无胡戈是蜀式的主要特征,而蜀式戈主要分布在成都、芦山、渠县、绵竹、绵阳、宝兴、峨眉一带,在东部仅在巴县、忠县、巫山三地有分布,主要在川西地区。②朱世学《巴人地区青铜戈考古发现与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而我们以前在广元昭化发现的巴式船馆可表明,嘉陵江流域巴文化的影响可以北至广元一带,显现了古代文化在流域内影响的强大。总体来看,在绵阳下的涪江、嘉陵江流域之间,巴蜀文化的影响相互浸润,但都影响有限,我们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有关巴蜀式的青铜兵器都很少,更多的是有关生活的陶器,整体上巴蜀的发达文明和主要战争交结都是在长江、岷江、嘉陵江主流上。所以,在盆地中部巴蜀分界线本身是相当模糊、带状的、游动的。

本文虽然对巴蜀分界线进行了复原,但我们注意到巴国与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疆域边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由秦时所置巴郡、蜀郡,在汉初就分置出了广汉郡和犍为郡,存在时间较短,历史的记忆本身在后来较为模糊起来。

从史源学角度讲,时人记时事最为可信。所以,历史研究最好是用同一个朝代的史料来证明同一个时代的问题最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同时代的史料往往有捉襟见肘之态,特别是对于上古、中古时期的一些问题,我们只有通过后人的一些历史记载来说明问题。后人或者后代的记载中可能是对前代历史记载的相承,也可能有对前朝前人故事的记忆的文本化,这种文本化的历史记忆从时近易核的原理来看,如果配合一些前代前人资料和考古材料,也不失为是我们研究上古、中古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

当然,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在运用后代记忆时,其路径和方式是应该有一些差异的。一般来说,前代记忆越是久远,后代的历史记忆往往科学信度和精度就会大大削弱,而后人离回忆年代时间越长,这种历史记忆的科学信度和精度也就会越来越差。同时,后代记忆可以分成地域记忆、时间记忆、事件记忆、制度记忆、风土记忆、人物记忆六大类。后人在保持这些记忆时,失真率相对较低的可能是地域记忆和风土记忆,因为地域风土的东西往往历代相承,变数相对不大,故记忆的保持相对更精准。所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运用后代记忆对前代地域的认同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途径。唐宋时期,离战国秦汉时期在时间上相对更近,时人对本地域的空间历史认同的历史记忆更为精准。具体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唐宋时期本土生活的人群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还保留秦汉历史的地域记忆更多更准,所以,在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通典》《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通鉴纲目》《太平御览》中大都有这种历史记忆,如记载某地在春秋战国秦汉“为蜀地”“为巴地”以及“属蜀郡”“属巴郡”“属于犍为郡”等话语成为唐宋地理文献中的标准话语。第二,唐宋时期有许多今天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文献存在,如在宋代存在的有关巴蜀的方志重要的有近百部①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第153页。,可能对于认定有关于巴蜀分界的方志就有《江阳志》《新潼川志》《普慈志》《静南志》《垫江志》《长宁志》《富顺志》《潼川图经》《果州图经》《梓州路图经》《利州路图经》《遂宁志》《祥符昌州图经》《祥符合州图经》《隆庆图经》《祥符剑州图经》《蓬州图经》《长宁图经》《祥符普州图经》《祥符泸州图经》《普州志》《利州旧志》《长宁续志》《蓬州志》等,但现在宋代方志除了《永乐大典》泸字保存的《江阳谱》残本留世外,没有一部保存下来,所以唐宋时期的人们有通过文本来对现实中的历史地域认同作佐证的可能,故有较高的信度。

当然,后代记忆也存在其局限性,历史记忆的失真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加大。所以,我们在运用后代记忆来研究历史地理时,一定要与时人记录、地理环境、考古资料比对起来研究。比如我们在研究巴蜀分界时,在参考大量唐宋总志的同时,还充分参考《九州要记》《华阳国志》《周地图记》《水经注》等离两汉较近的文献,同时先后对合川龙多山、潼南青石坝和飞跃乡九岭岗、铜梁安居赤水县遗址、铜梁大足巴岳山、苍溪汉昌县址和巴岳山、大巴山米仓山等地作了大量实地考察,从山川形便和历史文物角度为我们的界线判断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