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市场发现机制存在缺陷时，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滋生出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此时民办高校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有可能完全屈从于资本办校的发展逻辑。民办高校内部行动主体的理性互动和功利性选择，有可能导致民办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关键词：民办高校;双重发展逻辑;内部教育资源配置

在我国非营利机构立法约束与激励政策稀缺的条件下，资本办学至少遵循两种发展逻辑，一个是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一个是资本办校的发展逻辑。由于知识的价值只有生产知识的人才能充分理解，知识的生产、传递与内化将在长期发挥作用，而且知识本身具有多样性，只有纳入到一定的体系之中才有意义，才具有发展的基础[1]。因此，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要求民办高校在提供教学服务的过程中不能根据成本原则任意割裂、删减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必须尊重教授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资本办校不仅要遵循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而且也要遵循资本获利的内生逻辑。也就是说民办高校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最大化它的经济收益。这是因为，如果不能通过办校获利，资本就缺乏流向高等教育行业的内生动力[2]。

可以认为，我国民办高校至今为止的整个发展历程，始终都处于这两种不同发展逻辑的牵引之下。虽然从根本上说，遵循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不断提高教学服务质量是民办高校在市场上安身立命的基石，没有教学质量，从长远的角度看就没有民办高校存在的理由，更没有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我国民办高校缺乏外部资金（政府资助和社会慈善捐赠）资助，学校的生存、建设、发展主要都依赖学生的学费和银行融资。像这样对学费和资本市场的依存度，在世界上也很难找到先例，这成为我国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特征。由于高等教育服务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消费者很难通过实际的消费体验在短期内对服务质量做出适当评价，当市场质量发现机制存在缺陷时，在巨大资金和生存压力下，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滋生出各种机会主义行为[3]，此时民办高校科学办学的发展逻辑有可能完全屈从于资本办校的发展逻辑。

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排名的双重强烈诱致与扭曲下，与那些难以量化、需要相对较长时间、较大投入才能得到市场检验的教学直接投入（例如：教师培训、课程建设、学生指导等等）相比，民办高校更愿意将稀缺的资源投入到短时间内能够被政府部门和市场排名监测到的科研数量、硬件设施的投入上。虽然这些投入也是影响教育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以教学服务为主的民办高校，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显然，这违背了各项投入必须按照对教学服务质量提高，在边际贡献上保持相等的经济原则。在政府评估和市场排名的双重诱致下，为了在政府和市场举办的各项评比和排名活动中获得好名次，在资本办校发展逻辑决定的信号生产优先序中，不仅这一经济原则难以遵循，而且民办高校以教学服务为主这一目标本身也存在着被篡改的可能。民办高校有限资金的扭曲配置，显然会抑制教学服务质量的快速提高，这是一个民办高校虽然表面重视教学服务，但在现实中教学质量却提高缓慢的重要内在原因。

个别民办高校在教学服务中放松质量标准，将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收入效应影响到该高校的决策：一是直接收入效应。民办高校教学服务质量标准降低，引入了原本被传统标准拒之门外的边际学生，这将直接提高高校近期的经济收益;二是间接收入效应。个别高校降低教学服务质量标准，将低质量毕业生引入市场，这会降低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质量。如果此类增量毕业生过多，那么民办高校毕业生平均质量降低的信息将很容易被就业市场发觉。由于高等教育教学服务的信用品特性，这将很容易在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群体中形成连锁信息反应，并且由于用人单位群体很难通过花费时间和努力去确定特定民办高校教育服务的真实质量，因此这种连锁反应会形成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用人单位群体可能会以外推预期的形式预测其他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情况。民办高校毕业生的质量问题将被放大，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起薪价格将会出现下跌。这将通过信息的传播影响到民办高校现存和潜在的学生群体，同时也将减少民办高校预期的长期收入，这是个别民办高校有意降低教育标准所导致的间接收入效应。

降低教学服务质量标准的直接效应为民办高校带来的是收益，而间接效应带来的则是损失。这使得民办高校在决定选择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利弊关系的权衡。显然，当教学服务、考核和毕业认证的质量标准降低到为此类高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损失时，那么，该高校就会在降低标准的权衡上取得平衡。以下的讨论，本文将通过分析此类高校边际成本的构成，来确定这一均衡点的定性边界。

在我国所有高校颁发给其毕业生的证书，都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授权并监制的国家学位证书，当然由于证书上加盖公章的学校名称不同，使得证书产生的市场定位效果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国家统一学位的特征正在消退[4]。不过至今为止，中国所有大学都是经国家授权代表国家来履行学位授予权力的，大学自身并没有获得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学位证书的市场声誉是由各个高校在教育部监管下，自主生产、共同维护的。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认为，在我国所有高校的市场声誉间都存在着部分相关性。如果考虑到很多民办高校不具有悠久的办学文化传统，不具备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的独立品牌和公信力，显然，至少在民办高校间，市场声誉是存在着比较大的相关性的。并且，这一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统一授权的学位证书声誉连接在一起的。因此个别民办高校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边际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要由高等教育全行业，至少是由占据高等教育市场低端部分的民办高校共同承担。个别民办高校单方面降低教学服务质量的行为，对于整个高等教育行业，至少对于市场声誉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各个民办高校，具有很强的外部不经济性。无疑这将进一步激励个别高校有意降低质量标准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点在缺乏政府资助资金和社会捐赠的民办高校成立或扩张之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在缺少外部捐助和政府资助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在建立或扩张之初的内部贴现率比较高。对于此时的民办高校而言，如前所述，降低入学标准、教学服务质量标准、课程考核标准和毕业认证标准，所带来规模扩大的边际收益是即时的，而教学质量降低、市场声誉受损所导致的生源市场规模萎缩的边际成本，是间接、部分承担并且是在未来长期中缓慢累积的。因此，从动态上比较全面地分析高校在短期即时的边际收益，和未来长期累积的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必须要考虑高校收益现金流的折现问题。这会涉及到内部折现率这一经济学概念。我们知道，内部折现率是由民办高校目前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决定的，并且边际投资收益率越高，内部折现率就会越高，或者说，高校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将越低。而在民办高校成立或扩张之初，民办高校面临的恰好就是边际投资收益率比较高的情况。事实上，对于民办高校的投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建筑和设备购置、人员专家聘用，以及事业经费支出等三个方面。其中建筑、设备购置和人员专家聘用的投资，在短期内均可以视为固定投资，只有事业经费支出一项是伴随着学生规模变化而变化的，是可变投资。因此在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建立或扩张初期，高校的边际投资成本将仅由事业经费的支出变化决定。这就使得在建立或扩张初期，高校的边际投资收益率比较高。当高校对未来的边际成本与现在的边际收益进行权衡时，就意味着高校需要未来更多的边际成本才能与现在的边际收益相平衡。这无疑会加剧个别民办高校有意降低教学服务质量标准的行为。

如果在分析中进一步考虑到多个民办高校间行为的互动影响，可以发现，如果市场缺乏对高等教育市场中教学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管，民办高校个体理性的选择有可能引致高校集体（至少是处于完全市场竞争状态下的民办高校集体），堕入一个竞相降低教育服务标准的恶性循环过程。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市场中，如果当其他民办高校注意到某个高校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意识到自身努力与权益正在遭受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严重侵蚀和损害时，这些民办高校就有可能无意维持对较高教学质量标准的坚持。对于它们而言，在入学、教学、毕业认证过程中，主动放松对学生资质的筛选、降低教学质量的考核，以及放松严格毕业认证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占优策略。但是这种个体理性的占优决策可能会形成一个集体非理性的行动选择。这可能会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引致出一个关于降低教学、考核、认证质量标准的恶性竞争。显然，这会开启并加速高等教育市场逆向选择的淘汰进程。

参考文献：

[1]金子元久，徐国兴.评价主义的陷阱：模拟市场化和大学评价[J].教育與经济，2003，（04）：1-8.

[2]夏志强.民营机制下高校的规模和效益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6，（03）：167-170.

[3]张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与思考[J].高教探索，2005，（01）：17-20.

[4]陈文联.公益性的持守：民办高校不容放弃的使命[J].中国高等教育，2010，（18）：59-60.

[5]唐瑾，叶绍梁.从学位形态演变看我国学位形态发展新趋势[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8）：19-24.

项目：本研究得到2019年度三亚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教学专项研究项目“syxyylbkkc02-02”资助

作者简介：陈曦（1969-），汉族，哈尔滨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系主任，教育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