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的诗歌相信早已为绝大多数读者熟知了，所以本来也无需编者在此饶舌，但如果在此说几句给那些即便属于“极少数”的读者，肯定也是必要的。杨黎诗歌的重要性，要是放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新诗史中讨论也许更加客观。他无疑是第三代诗歌的杰出代表，也是新诗以来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诗人柏桦曾这样惺惺相惜地公开谈论杨黎诗歌的先锋性：“看来看去，还是杨黎最先锋。何谓先锋？第一条就是：冒犯。”这种冒犯，当然是在美学层面，这是超越了道德的。杨黎的写作证明了非历史化写作所能达到的语言最纯粹的可能性的极限，以及语言自身还原世界空性的可能性的极限。

张丹的写作这几年似乎在技藝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长进。三年以前，她还在耽溺于小词写作的实验，——那时的她似乎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我修辞的训练——而今她在这方面显然已经变得游刃有余。请读一读她的诗歌：她已经能够让读者见出她在修辞方面，以及借助修辞手段处理人生的复杂经验的高超技艺。她的写作有一种综合性：修辞作为一种手段;在诗中，她对“物”的感受是第一性的;而她的诗歌中又显然混合了一些丰富、复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历史的意识，而是存在意识：孤独、死亡以及命运。她的那种工匠般的熟稔精确的笔法，往往能轻巧地将这些看似庞然大物的东西落到词语的实处和具体处。

风言的诗歌，很显然，是一种非常注重表现和书写人生感受的诗歌，他的诗歌往往会很感人。比如《啜泣》，他用散文的笔法表现了三代人的两次分别，这些分别，纵向传递了生命中不变的痛楚。这是非常能够打动读者的。另外，他似乎也有意于将笔触戳向比分别带来的生命痛楚更深、更黑暗的地方：人性的残忍。比如，《一步之遥》这首诗就是对这种残忍的书写——为了人类的口腹之欲，“我们只宰杀刚断奶的羔羊”，以及年轻漂亮的纳粹女军官，用孩童的人皮制作工艺品，却能没有丝毫于心不安。要之，他的诗歌表现的这些（甚至明显的道德化），客观上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忽略他诗歌中的某些不足。

——李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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