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水

火車钻出了一条阴暗的隧道，再次投身于强烈的阳光下。乘客们迫不及待地望向窗外，窗外群山耸立，黄褐色的巨石山脊映着耀眼的日光，让他们的眼睛有些措手不及。手机屏幕对着一张苍白的脸，自从火车开动就保持着这个姿势。屏幕中滑过的无数页资料，终于让她知道北方是没有梅花的。前方就是大同了，路边的山川大地齐刷刷向后飞跑，像是随风吹散的往事，转眼间将美好的未来留在了过去。

她不知道家里为什么给她取了林红梅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让她从小对梅花充满了好奇，她的脑海里至今回荡着一个童年的记忆，那是一首叫《红梅赞》的歌，因此她将梅花和千里冰霜、三九严寒这些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红梅一直以为，她生活过的大同和太原都没有梅花，那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还不够冷，梅花一定要生长在极其寒冷的环境里。这个问题她问过晓宇，晓宇的家在东北。那是一个考试前的夜晚，红梅拉着晓宇到阶梯教室复习功课，复习到深夜，红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摇晃着身边的晓宇，把她从虚幻的梦境中拉回现实。红梅问，东北有梅花吗？晓宇一脸茫然，用一双猩红的眼睛看着她。红梅又问一遍，你们东北有梅花吗？晓宇缓缓直起身子，面无表情地说，有。红梅问，漂亮吗？晓宇空洞地说，漂亮！红梅又问，梅花一定要长在最冷最冷的地方吗？晓宇的声音像是梦里山谷中的回音，对，梅花一定是要开在最冷最冷的地方，越是残酷的环境，越能锻炼出坚毅顽强的生命。说完晓宇接着睡了。红梅相信晓宇说过的每句话，相信程度可以精确到每个字，所以晓宇的回答更加坚定了她的想法。

晓宇是红梅的同学，她的名字听起来有个“小”字，却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又像马一样耿直。刚搬到宿舍的时候，红梅睡上铺，晓宇睡下铺，晚上红梅左右翻身睡不着，铁床吱扭吱扭不住地响。晓宇问，怎么不睡？红梅说，睡不着。晓宇说，红梅，你太娇贵了，你不像坚强的梅花，你简直就像小说中走出来的简爱。就是因为直来直去，红梅并不喜欢她。后来因为一件事，改变了红梅对她的看法。

那是第一学期期末，语文老师微笑着站在讲台，这个老头像宣读判决书一样宣读着几个名字的缺课情况，念到最后，红梅直接进入补考名单。红梅和他辩解了几句，他的脸上涌起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你把自己说得好像空气，这么大一个活人，看不见也能听得见吧！红梅说不出话来，呆呆站在那里，恍惚间回到了多年之前——

那天临近过年，一大早父亲让她跟着母亲到矿上领困难补助，父亲说，这次去找他们领导，别人家一个工伤给一份补助，咱们家两个工伤，还有这么大一个讨债的，怎么也是一份？今年就跟那些王八蛋说说，要是不再给一份，老子到他们门口挂肉帘子！母亲苦着脸没有说话，二叔拄着拐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赶早到矿上排队领了补助，母亲带她去找工会主席。新任工会主席刚从公司总部调来不久，五十左右年纪，头发染得乌黑，戴着老花镜，坐在办公桌前读报纸。进门时，母亲脸上瞬间重叠起难以述说的凄苦之色，手拍大腿放声哭喊，聂主席，您就救救我们一家吧！

聂主席身子一哆嗦，手中报纸滑落在地。等他看清来人，赶快弯腰捡起报纸，站起身说，来来来，先坐下，有事慢慢说。

母亲仍是站在当地，说，聂主席，我和您说说我们家的情况，接着把家里陈年腌菜般的旧事讲述了一遍，然后眼泪汪汪地说，这不是发补助了嘛，别人家一个残废一份补助，我家两个残废，您要给我们两份补助。

聂主席在柔软的靠背椅上坐定身子，听母亲把话说完，沉思片刻然后说，张兰啊，我们发放困难补助，不是几个残废发几份，而是一户困难户发一份，这是规定，你家的补助领了吗？

母亲点头，领了。

聂主席说，领了就行，那你们回吧。

母亲见主席不想多搭理，哭喊声更大了，主席，您大慈大悲，我家里两个残废，女儿眼看就要高考，说着话她把红梅拉到身前，像一个木偶般摆给聂主席看，您不发发慈悲，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聂主席面色温和地说，听了你家的情况，我明白你们的困难，但是矿上那么多的贫困户，他向窗外的队伍指了指，队伍因为人数太多伸展不开，已经像长蛇一般弯曲折叠起来，然后接着说，我们只能按规矩来。

母亲听他这么说，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眼泪哗哗的哭着说，主席，您大人大量，就开开恩吧！

聂主席眉头一皱，慌忙起身过来拉她。唉，你这是干什么，孩子还在这儿，规矩就是规矩，谁也改不了，你跪下也没用，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母亲说，主席，您今天不再给我家一份补助，我就跪在这里不起了！

聂主席说，不是和你说清楚了吗，矿上的规定，谁也不能破例，再说矿上那么多困难户。主席又往楼下指了指说，给了你们，他们都来要怎么办？你女儿还看着呢，快起来。姑娘过来，把你妈扶起来。

红梅听聂主席招呼她，过来想合力拉起母亲，可是母亲的膝盖像是生了根，纹丝不动。

这时母亲诚恳地说，主席，您就再给我们一份补助，我保证谁也不说，别人肯定不会知道。然后她拉拉红梅的胳膊，红梅，你也给主席跪下，咱们求求主席发发善心，要不你的学费到哪儿去找啊。

聂主席赶忙说，你怎么能这样？孩子还小，你不让她好好读书，跟你到这儿干什么？然后又对红梅说，别听你妈的，快把她拉起来！

红梅呆住了。

母亲见她不跪，甩开她的手，一侧身躺在地上，悲痛欲绝，主席，您今天怎么说也要再给一份补助，不然的话，我躺在这儿不走了！

聂主席没见过这种场面，一时没了主意，站在那里直摇头。办公室门口已经围了几个人，看清了情况，进来拉母亲。

母亲见有人拉她，在地上来回翻滚，躲着人们的手，痛苦地哭喊着，主席，我们家里真是过不了了，主席……

红梅看着眼前的情景，像只被围困的小猫惶恐地愣在那里。她已经听不到母亲的哭喊，看不见忙乱的场面，她的世界仿佛停止了，只有眼泪唰唰地流下来。

聂主席看着满地打滚的母亲，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从钱包抽出三百块钱，塞给地上的母亲说，好了好了，这钱我个人出了。接着聂主席转身走出办公室，出门时大声叹口气说，我今天总算见识了！

红梅呆在那里，至于母亲何时停止哭喊，人们怎样把母亲拉起来，她如何跟着母亲回的家，之后父亲如何夸赞母亲，对她来说就像前夜的梦一样模糊。

同学们见红梅神情恍惚，如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有人开玩笑，这姑娘又犯傻了，几个同学笑了起来，还有人低头说着悄悄话。这时晓宇站起来说，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然后她和老师打了包票，说红梅从来没有缺过课，当初点名只是个子小声音低，怕是被漏签了。班长和同学帮着作证，语文老师才把红梅从补考名单中划掉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把红梅和晓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晓宇自从来太原上学，假期都留在太原打工。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红梅也跟着晓宇留在了太原，晓宇带她到了一家服装商场。红梅见了顾客不会笑，晓宇说，我的姑奶奶，我们是当售货员，不是来当大小姐，明白吗？红梅板着脸说，明白。晓宇说，明白可不是这个样子。说着做个示范，你看，只要两个嘴角上扬，不是很自然就笑出来了嘛。就這样无数次的培训，红梅终于笑得像个样子了，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份工资。等到了寒假，晓宇物色了下一个目标，她对红梅说，打工的地方已经找好了，我们东北人开的龙虾烧烤，而且我已经想好了超级培训计划，每个假期带你做一份工作，把你锻炼得能力超群，这样毕业之后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看着晓宇闪闪发光清澈明净的眼睛，红梅一把把她抱住了。

晚上打电话给家里，红梅把她们的计划告诉了母亲，可是母亲的反应出乎意料。母亲干脆地说，不行，上次假期打工你爸就很不高兴，他说过多次了，让你寒假必须回来，这么大姑娘，没个姑娘样子，谁家姑娘一年四季不回家呢，再这样，干脆学也别上了，就是上学上得心野了。

听到父亲这么说，红梅打了个寒战，哑口无言。

毕业之后，晓宇留在太原打工，红梅决定留下来完成当初的计划。

这个计划曾经因为红梅的缺席，变成了晓宇的个人成长计划。三年的学习和工作，让她更加喜爱这座城市。她对红梅说，你们的造城市长让太原的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有大城市的样子了。接着她问红梅，大同的发展也像太原这么快吗？红梅摇头，她虽然生在大同，长在大同，但她一直住在矿山，那里是耿市长美丽大同之外的世界。

晓宇这次带红梅去了一家蛋糕店，老板是四川人，年纪轻轻来太原创业，开了一家店，又开了两家分店，她俩到了其中一家分店。晓宇申请到了生产组，从打蛋学起，学习制作面包糕点，红梅在前厅当导购。吃饭时俩人凑在一起，晓宇对红梅说，你看老板的后脑勺，那么大，人一定聪明。红梅看看，真是这样。上学时舍友晚上闲聊，北方人出生时要枕硬枕头，把后脑勺睡平了，而南方人没这个习惯，长大后后脑勺都大，所以人也聪明。老板就是例子。老板很勤快，经常到各个店指导工作，有次还到后厨教晓宇打蛋。在他低头的时候，晓宇看着他的后脑勺就想笑，暗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蛋老板”。

俩人在学校住了半个月，清理宿舍不让住了，俩人多方打听，找到了一间城中村里的平房。屋子有多小呢，房东大哥搬来两张铁床，屋里后墙横放一张，紧靠竖着再放一张，就占去了屋子三分之二的空间，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就是她俩的活动范围。晓宇让红梅睡里边，晓宇说，我睡门口，我们东北人耐冷。铺好从学校带来的被褥，就让俩人在这座省会城市找到了一席落脚之地。收拾好屋子，晚上俩人上街吃了饭，回来躺在床上一直聊。晓宇说，这里就是我们开启革命新征程的根据地了，我们要从这里起步，从职员到经理，从经理到老板，白手起家干出一番事业。红梅听着，眼前仿佛呈现出一条光明大道，一直把她们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红梅一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母亲总是问，答辩完了吗，怎么还不回家？红梅说，答辩完了，学校还有些事，办完就回。再搪塞几次，母亲问得越紧，是不是又在那边打工了？红梅没有办法就承认了。母亲说，你还是早些回吧，你爸问了很多次，问你是不是不想回这个家了，你眼里还有没有爸妈，我和你二叔替你圆谎，让你爸骂过很多次了。母亲这么一说，让红梅心里一紧。

又过了几天，红梅刚和晓宇吃过晚饭，家里打来电话，接起来是父亲。父亲大概刚刚发过脾气，语气还保持着盛怒之下的汹涌气势，父亲说，你到底回不回家，你要是心里没有这个家，我们一包耗子药都死了算了，好让你自由自在到处潇洒。

红梅叫了一声，爸！

父亲接着说，给你三天时间，不回来的话，你就再也别回来了！说完把电话挂了。

红梅的电话停在耳边，泥塑一般保持着这个姿势。晓宇递过一条毛巾，坐在旁边看着她。红梅擦着眼泪，可是越擦越多。晓宇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她知道红梅就要像那个寒假一样离她而去了，并且这次不会再有开学的机会。红梅眼泪哗哗地流着，她刚刚选择的光明大道，被一个电话敲得七零八落，化作一片光点，在眼前消散而去。晓宇让红梅把头埋在她的肩上，轻抚着她的头发安慰她，家里人让你回去，也是关心你，大概爸妈想你了。回去和爸妈好好说说，安顿好早点儿来，我还有好多计划，等着你一起完成呢！唉，我正好和你相反，永远不回去他们才高兴呢。

车票是晓宇在网上抢的，K7802次车，十一点四十发车，车程三小时十分钟。进站时晓宇对她说，你要像梅花一样坚强，早去早回，我等你。红梅坐在车上，像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以致下车时，觉得在太原上学、打工的生活像是童年的梦境那般遥远，而接下来的一切，又像明天的梦一样难以想象。

出站的人流潮水一般，将红梅裹挟其中涌出车站，然后又像滴入水中的墨水，以不规则的形态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红梅没有随人潮散去，而是站在站前广场，炙热的阳光照下来，火辣辣粘在她的头顶、脸上、身上，让她有些眩晕。她站立片刻，在四周林立的高楼间分辨着方向，然后挤上回家的公交车。回家又是一段漫长的行程，红梅想着终日里怒气冲冲的父亲、愁眉苦脸的母亲、沉默寡言的二叔，所以她并没有留意中途的几次倒车，没有留意所过之处由都市变为矿山，没有留意阳光由炙热转为温和，直到公交到了终点站，一位叔叔帮她把大包小包拿下车时，她才知道快要到家了。

公交车拖着飞扬的沙石尘土掉头走了，矿口几辆摩托围拢过来，争抢着刚刚下车的乘客。一位中年男子将摩托停在了红梅旁边，热情地弯腰提起她的一个大包放到身前的油箱上，这才招呼红梅上车。上车时红梅隐约觉着对面有人向她招手，抬头细看，原来是二叔。二叔撑着拐杖，从公路对面水泥台阶上站起来，拖着残腿一拐一拐走到了路边。红梅让摩托在二叔旁边停下，二叔伸手从她手里接过两个包，向她咧嘴笑着，这让二叔长年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二叔其实并不老，但很难让人相信明年才够五十岁。二叔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年轻时是矿上的临时工。那时红梅还小，二叔下班回来就带她出去玩儿，她生病的时候背她到医院，上学时每天到学校门口接她，天冷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棉袄披在她的身上，红梅至今记得二叔的棉袄有多么暖和。一年冬天，二叔在上井口的便民路扫雪时把左膝摔坏了，成了残疾，领着三百来块的伤残津贴，只能家里窝着。

红梅责备地说，二叔，你怎么来了？

二叔说，毕业了，肯定东西多，我来帮你拿东西。

紅梅告诉母亲要回家的那天，母亲就说二叔要来车站接她，红梅说了很多次，二叔腿脚不方便，千万别来，再说车站有摩托，很方便，根本不用人接，可是二叔还是来了。摩的司机回头看了一眼招呼着，上车，上车，有话回家慢慢说。二叔站着没动。红梅说，二叔，上车。二叔说，不了，不了，我走着回。红梅皱眉催促，二叔，上车吧，走着回可远呢。二叔这才上车。摩的司机回头看看，又说，抓好了，然后直到他看着红梅和二叔像猴子一样抓紧了，这才出发。

经过矿口地势平坦的办公区，再走过一段蜿蜒的盘山路，就到了红梅住的地方“南山”。七十年代建矿时这座煤矿的周围都是荒山，后来随着员工增多，南北两座山的山坡上就盖满了自建房。这些居民区一直没有别的名称，就称为“南山”和“北山”。近年经过几期“两区”改造，两座山头的几千户居民搬迁了，北山已经搬空，旧房拆掉平整覆土，种植花草树木，又恢复了自然状态。南山也搬得差不多了，只是房屋没有拆完，剩下四五户人家，守着一片废墟般的寂静之地。到了南山就是土路了，道路多年没人修补，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摩托如同暴风雨中的小船，在浪尖浪底颠簸前行。红梅指点着道路，摩托爬上几处缓急不均的坡路，穿过了几条羊肠小道、几条小巷，终于到了家门口。

红梅和二叔拿好大包小包推门进院，母亲正在外屋和面，见红梅回来，顾不得洗手跑过来开门，张罗着帮红梅拿包。红梅忙说，妈，不用你拿，不用你拿，有我和二叔呢！母亲这才罢手。从外屋进到里屋，父亲默不作声地坐在手摇轮椅上，面色一如往日那般阴沉，让红梅觉着就像一座处于临界状态的活火山。

红梅小心翼翼地叫道，爸。

父亲“嗯”了一声，说，回来了！

红梅一边把包放下，一边说，回来了。

父亲又问，怎么回来的？

红梅转身又拿过二叔手里的包，说，坐火车。

父亲又问，我说怎么上来的？

红梅手里不停地把包放好，说，坐摩托。

父亲的头扭到了一边，说，我说你别去接她，你偏要去，还怕人家东西多了拿不了。人家现在是大学生，外头自己可是会扑腾了，哪像你，腿脚走不了，中午刚放下碗筷就下山等着了。

二叔的笑容早已收起，沟壑般的皱纹恢复了原有的深邃，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红梅把那些包放好，时不时伸手帮上一把。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母亲边给红梅夹菜边问这问那，生怕红梅在外受了苦。母亲不问的时候，红梅和二叔一样低头吃饭，不说一句话。旁边电视机开着，播放着新闻，父亲不时扭头看看，嘴里不停地咒骂着。

父亲的嘴很少闲着。早上起来他咒骂天气，不是太冷就是天阴，不是雨雪就是刮风。白天二叔推他出门的时候，他会咒骂空旷的南山，会咒骂搬走的邻居，会咒骂能想到的任何人。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看着电视里的花花世界，增强了他的想象力，他会咒骂电视中的每个人，男人油头滑脑不说人话，女人赤腿露肉不成体统，反正都没个人样。煤矿是他每天咒骂的不变主题，在他二十六岁像大山一样健壮的时候，听着“做贡献，保生产”的口号，加班连点出煤，结果顶板一块碎石掉下来，砸在他的腰上，下半身从此失去了知觉。结果呢？一个队的工友有人当了大领导，天天吃肉喝酒坐小车，自己还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残废？棚户区改造，别人都搬走了，自己是轮换工，农村户口，不能享受优惠福利，买房要比别人贵出几万块。不是自己没钱，而是哪里会有钱？张罗着出去借了几次，到处都是闭门羹。眼看着南山搬空了，自己还不是住在这里，还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

每当父亲骂到这里，母亲就会抱怨，我真是祖上没做好事呀，十八岁和鲜花一样的年龄，跟着表姐来矿认识你，年底你就打成这个样子，你妈小脚老太太，拉着我磕头祷告让我照顾你，我真是鬼迷心窍一时心软嫁了你，三十年吃没吃、喝没喝、钱没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三十年没回老家看过亲妈。不是有了红梅，我早就一头撞死了！

父亲冷哼着，看亲妈？亲妈能养你还能让你来这里？这么多年不是我养你，你早就饿死了！

二叔成天听着父亲的咒骂、母亲的抱怨，总是沉默不语，但那咒骂和抱怨像一把刻刀，不断将他脸上的皱纹刻得更深。

父亲身体虚弱怕冷，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衣、睡热炕，所以里屋的炕头夏天晚上也要烧到烫手。这样的温度正常人受不了，红梅从记事起，就是和二叔睡外屋。母亲长年在旁侍候父亲，对热炕已经习惯了。遇到天阴下雨，父亲难受睡不着觉，母亲还要整晚给他按摩萎缩的肌肉。红梅有时整晚都要听着父亲的咒骂和母亲无休止的抱怨。红梅有时想，如果自己是个聋子该有多好啊！

红梅回家住了几天，除了待在家里，根本没地方可去。南山剩下的几户人家都是老年人，他们多数把新房给了孩子，自己仍然坚守在这里，想着哪天拆房时或许还能和矿上要到一套福利房。还有一户，新房已经装修好，老两口等着给儿子娶媳妇，结果这新房一锁就是好多年，一家子还是住在这里。她偶尔出门走走，一排房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他们一户人家。她走过南山的街道、走过邻居、同学、朋友的家门口，早已空空如也，有用的东西，包括房梁、门窗已经拆走了，残砖破瓦堆积在路边、墙角、屋内，堆积在当年她和小伙伴、同学一起上下学、跳皮筋、写作业的地方。她从小在南山长大，可是现在整个南山寂静无人，让她想起上学时的一篇古文《小石潭记》，其中“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这种感觉侵蚀着她，仿佛每次都会在她的心里刷上一层黑漆，所以她很少出门。

现在唯一让红梅高兴的事情，就是晚上和晓宇电话聊天。晓宇会讲起打工的趣事，讲起自己又掌握了哪种蛋糕的做法。晓宇问，这几天在家里做什么？红梅说，坐着。对于红梅来说，只能在家坐着，还能干什么呢。晓宇催促过几次，让红梅安顿好之后赶快来太原。红梅考虑再三，总是不敢说出口。

熬了些日子，红梅实在坐不住了，心里像是有一只顽皮的小猫不停地抓挠。于是这天吃晚饭的时候，她趁着父亲的咒骂稍停，对家里人说，爸，妈，我想出去找份工作。您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完学，每天穿着别人不穿的衣服，吃着市场捡来的菜叶，总不是个办法。我出去上班挣了钱，家里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母亲听到红梅的话有些紧张，说，你刚回来几天，休息休息再说。

红梅说，妈，我休息好了。

母亲看着红梅，愁苦的脸上挂着问号，你要到哪儿上班？

红梅犹豫再三，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妈，我想到太原，那边熟，回去就能上班。再說晓宇自己在那边，我过去俩人也有个照应。怎么说太原也是省会城市……

“啪”的一声，父亲手抓筷子一把拍在桌子上，吓得红梅哆嗦了一下停了口。

刚吃饭的时候，红梅偷偷观察父亲，他面色阴沉毫无表情，这说明父亲情绪稳定，至少不会吹胡子瞪眼和家里人找茬儿。哪知道自己试探着说说，父亲就拍了桌子。红梅赶紧低头吃饭。

父亲咬着牙，话从牙缝挤出来，怎么了？家里留不住你了？翅膀硬了，嫌家穷了？我们原来比现在还穷呢！还不是把你养这么大！狗还不嫌家贫呢，养你二十多年连条狗都不如！火山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

红梅一口饭塞进嘴里，很久没有咽下。二叔放下碗筷，看看哥哥，看看红梅，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母亲这时说话了，好了，好了，吃饭！孩子不就是说说嘛。

父亲责问母亲，说说？眼看着把她养大了，想飞了？我那时候就说，要这么个丫头片子有啥用，还不是你们惯着她，照我说生下来就把她拎出去扔了！

父亲转脸又对红梅说，去，把身份证拿来，我看你还能给我飞了！

红梅又把一口饭塞进嘴里，低头嚼着。

父亲见红梅没动，又朝她喊，你听见了吗？把身份证拿来！

二叔皱眉看着父亲，脸上带些不忍，带些乞求，像是想让哥哥别发火保重身体，又像是想让哥哥别为难红梅，可是始终没开口。

母亲打圆场说，吃完饭再说。

父亲大喝一声，闭嘴！然后又恶狠狠地对红梅喊，你听见了吗，没收了！

母亲推推红梅胳膊，红梅起身，找来身份证放在父亲跟前。父亲一把装进棉衣口袋，说，我一会儿就把它扔进灶火烧了。

饭后红梅自己坐在外屋，心中沉闷，拨通了晓宇的电话。电话那头，晓宇热情澎湃地讲起这几天的事情，蛋老板经常要到分店待上半天，指导她做蛋糕，中午还给店里的人买饭，热情得不得了。下午回家总找借口和她一路，还要送她回家呢。有几次蛋老板要请她吃饭，她推脱了。红梅真替她高兴，问，他对你有意思吧？晓宇煞有介事地说，像是。红梅说，看起来蛋老板挺不错，要把握机会呀，可能很快就能当上老板娘了。晓宇说，我才不会考虑这些呢，我要带你执行我们的超级培训计划，将来一起创业，自己当老板，那才是完美的人生。说到这里，晓宇问，红梅，你和家里说了吗？红梅说，说了。晓宇忙问，怎么样？红梅把晚上的事情说了，语调就像枯萎的花朵那般无力。晓宇安慰她，红梅，没事的，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过程，好事多磨嘛。梅花还要经历三九严寒、在最冷的时候才会开放呢。听到晓宇这番话，红梅身体里突然升起一股暖流，冲刷着层层黑雾，让她看到了光亮。

母亲明白红梅的心思，她见红梅在家里太闷，怕她憋出病来，有空就对父亲说，孩子这么大了，还是让她出去找个工作，这样可以改善家里的条件，以后找个好人家，也能补贴家里。不然南山已经没人了，她这样成天窝着，将来连个提亲的也没有。父亲听到这话破口大骂，哪里肯松口。

直到一天阴雨连绵，父亲躺在热炕头熬到了晚上，还是腰疼得不得了。红梅听他一边哼哼唧唧喊着疼，一边恶狠狠咒骂着自己不幸的人生，咒骂着生命中见过的、没见过的每个人。这声音像一条鞭子抽打在红梅的心上。红梅知道二叔也没睡，二叔在这种时候经常失眠。母亲帮父亲揉着背，按摩着萎缩的肌肉，不时和他拌着嘴。一时母亲的话刺痛了他，把他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来，他把矛头指向母亲，一条母狗，你等着吧，等我哪天死了，有你们的好日子。骂完又是哼哼唧唧，然后再骂鬼天气，真是不想让他活了，催促着母亲揉这儿揉那儿。一直到了后半夜，身体上的疼痛减轻了，父亲已经筋疲力尽，躺在那里就像一个刚刚吃饱的婴儿那般乖巧。

母亲问，还疼吗？

父亲细声细气地说，好多了。

母亲说，每天这样侍候你，还要被你骂。

父亲说，不骂了。

母亲又说，以后再骂我可不理你了，让你疼死算了。

父亲说，再也不骂了。

母亲略一停顿，接着说，让红梅出去打工，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

听母亲重提这件事，父亲不说话了。母亲在他背上清脆地拍了一把，他呻吟一声说出一个字，行。

打工的事情父亲总算答应下来，但他有附加条件，第一，不管在哪儿打工晚上必须回家;第二，所挣工资全部上交;第三，不能和矿上以外的人谈恋爱。父亲在饭桌上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的时候，红梅和母亲、二叔全都傻了眼，第二条、第三条先不说，这第一条每晚必须回家，不是摆明了不让出去打工吗？矿上已经没有多少住户，连个像样的饭店、商店都没有，打工已经不可能。到市里打工吧，离家那么远，肯定要在那边有个住处，哪能保证每晚回来呢！

父亲见三个人低着头，知道他们不满意，于是接着说，打工非要出去吗？矿上也有临时工，矿上就不能打工了？这下倒是提醒了母亲，母亲说，红梅，明天带你去找聂主席，求他给你在矿上找个工作。红梅想，能暂时找点儿事情做，总比在家里待着强吧，就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红梅跟着母亲到了矿上工会楼，见聂主席正在办公室坐着。红梅见聂主席头发依然染得乌黑，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母亲在满脸愁容中挤出一丝苦笑，进门就说，主席，我又来麻烦您了，您这次一定要帮我们！

聂主席抬头一看，眉头微皱，将身子往后一靠，说，张兰，又怎么了，你说。

母亲“嘿嘿”一笑，然后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拉着红梅也坐下，接着说，主席，这次还要麻烦您，您一定要帮我们。

聂主席说，你哪次来不是麻烦我的，这次吞吞吐吐，到底什么事，说吧，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办法！

母亲这才说，女儿这不是毕业了嘛，您就行行好，给找个工作。

聂主席一听这话被逗乐了，说，张兰，你又不是不知道，找工作这事儿我能说了算吗！现在全公司进人两个条件，一是招聘回来的大学生，二是退伍军人，哪还有别的渠道？

母亲说，我女儿也是大学生。

聂主席说，可你女儿是专科，不是本科，就算是本科，也要专业对口，还要符合条件的院校，不然也是进不来的。

母亲说，那您给想想办法。

聂主席说，这都是有规定的，我能想什么办法？

母亲一听，知道是实话，话锋一转说，要不您先给找份临时工，让孩子有个事情做。

聂主席说，矿上已经快没煤了，正式工都一批一批的不是分流就是整队外出打工，你让我去哪儿找份临时工？

母亲知道这是实情，还是接着央求，主席，我真的求您了，您就帮帮忙，我这么好的大学生女儿，不能一直家里坐着吧。

聂主席叹口气说，张兰，你要明事理。现在就是硕士博士毕业哪有分配工作的，不都是自己找工作？那些公司、酒店、商场之类私企到处都招人，哪个地方不比这里挣得多？跑外卖一个月还挣五六千呢，别老想着回矿当个临时工，临时工一个月几百块钱，现在的社会够干啥？

母亲说，几百也不嫌少，就想不离矿当个临时工。

聂主席斩钉截铁地说，当不了！

母亲说，您给问问，总不能什么事情也不管吧？

聂主席又被气乐了，说，张兰，做人要有良心，每年发困难补助就不说了，你孩子上学，我帮你申请了助学基金;秋天“送冬菜”，我找人把大白菜给你搬到家;搞个春节慰问，我们把米面油交到你手里，你说说，这是什么也不管了？

母亲说，您要管就给孩子找个临时工，不能让孩子这么大了成天窝在家里。

主席接着开导母亲，说来说去，一听原来是父亲不让外出打工。主席说，扶贫首先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叫“扶贫先扶志”。这么着吧，我明天叫人到家里和老林谈谈！

聂主席找了两位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老科长，来红梅家里给父亲做思想工作。红梅心里又升起一线希望，躲在门外仔细听着。俩人说明来意，刚劝了几句，就被父亲打断了。父亲从当年自己如何拼命铲煤讲起，讲到了如何砸坏腰，如何一家出了两个残废，如何供孩子上学，如何像个活死人一样仍然住在这片废墟里，边讲边骂，越骂越来劲。两位老科长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就见他两个嘴角挂着白沫，情绪激动至极，生怕再弄出个心肌梗塞、脑溢血什么的，俩人对视一眼，面色尴尬告辞而去。

希望又被打破了，红梅觉着像是掉进了冰窟里，周围的寒冷正在抽走她身体的余温，巨大的压力让她昏昏沉沉。时间就像在暮色中度过，任何事物都变得模糊不清。门口的杨树、秋风中飘落的黄叶、漫天飞舞的黄沙、第一场飘飞的大雪、寒风呼啸的南山、午后昏黄的暖阳，只在她的心里留下一片朦胧的暗影。

生活中唯一的色彩是晓宇带来的。晓宇经常向红梅讲述多彩的生活，自己由面点师转为前厅导购，又做了收银员，当某次讲到蛋老板任命自己为那家分店店长的时候，红梅的两个嘴角不由自主轻轻翘起。红梅想起这是晓宇教给她的标准微笑表情，她还想起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晓宇的打工生活不仅有欢乐，也有苦恼。晓宇告诉红梅，咱们的房子没暖气，整晚有冷风从门缝灌进来，整晚插着电炉还是冷。所以我睡到了你那张床上，一张被子扛不住，我把你的被子也加上，晚上还是经常被冻醒。你知道吗，原来是因为耳朵太冷被冻醒的，摸一摸，冰冰凉，必须把头蒙在被子里才能接着睡。红梅，我向你道歉，屋子太冷我才睡了你的床，把你的被子也盖了，等你哪天回来，我还睡外边，再给你买床新被子。红梅忙说，那可不行，被子你放心用吧！我每天暖暖和和睡在家里，应该向你道歉才是。说话时她心里想，现在这情况，还有机会用那床被子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晓宇眼看着自己的超级培训计划就要流产了，不甘心，这天打电话时对红梅说，要不我亲自出马，和你爸谈谈，总不能把你关一辈子吧？

红梅说，没用的，谁的话爸爸也听不进去。

晓宇说，要不我到大同，先找份工作，你瞅机会出来，我们一起在大同发展。

红梅说，那不行，你来大同人生地不熟，怎么可以呢！

晓宇說，顽强的生命在哪里都能扎根的。

红梅听到这话哭了，说，真的不行，我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是留在太原，我们的超级培训计划只能由你完成了。

晓宇说，红梅，这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心里有希望，只要我们勇敢向前，一定能冲破一切阻碍，一定能迎来美丽的春天。

红梅哭着说，那样对你不公平，你在那边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成了你的累赘。

晓宇听着红梅哽咽的声音说，红梅，以后可不能再哭啊，只要你够坚强，够勇敢、够无畏、生活就会被你踩在脚下。

这句话像一团火种，将隐藏在红梅生命深处的某些东西点燃了。

红梅说，不用你来大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你等我！

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早上一家人正吃着早饭，父亲对母亲说，张兰，领补助的时候找矿上再要一份，家里坐着两个残废，这么大姑娘不给找工作，还让人活吗？你找找那些王八蛋，不给的话，老子拿炸药把办公楼炸了，一起死了算了！父亲又对红梅说，和你妈一起去，让那些贪官们看看，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学，上出来连个临时工也不让干，还在家里白吃白喝。这话像一把刺刀，狠狠地在红梅心里扎了一下。

今年的困难补助发的晚，听说是因为煤矿效益不好，资金一时到不了位。红梅跟着母亲到了矿上，先排队领了补助，又转身进了工会楼。到了聂主席办公室，里边有人，外边还有很多人等着。人们按次序进去，一个个轮着。办公室门一直开着，红梅听出人们大多是单位的事情，也有些人要东西、要补助。如果是扑克、春联之类，能给的话聂主席就给了，如果是补助、慰问品之类，聂主席讲清道理打发走了。

轮到了她们，红梅看看母亲，母亲把脖子缩了缩，将满脸愁苦层层堆叠，让整张脸扭曲了起来，进门带着哭腔喊，主席，我家的年可是过不了了！

聂主席的眉头今天始终皱着，见母亲进来，皱得更深了，说，你这人，不分什么日子，今天还来凑热闹！

母亲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说，谁凑热闹？这大过年的，我家眼看连锅也揭不开了。

聂主席直截了当，你有话直说，别跟我绕弯子，今天全矿的单位批春节用品，门口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呢！

母亲也就不再兜圈子，说，您看我家这情况，两个残废不说，女儿毕业半年还在家里干坐着，您就再给一份补助，不然怎么过年啊？

聂主席一听把脸扭到了一边，说，这话你就别说了，我已经解释过无数遍，上次是我个人出钱帮助你，但是帮助也要有原则，救急不救穷，你还是回家做老林的工作吧。

母亲说，老林的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不再给一份补助，我回家没法交待。出门时他就说了，不再给一份补助，他就不活了，那我们全家也活不了了。

聂主席说，我已经尽力了，这么大姑娘，受过高等教育，拦着不让出去，是要拦到哪年啊？非要拦成你们这样？说完他朝门外招手喊人，接着批春节用品。

母亲见主席不再理睬，知道没戏了，哭丧着脸大喊着，主席，您就行行好吧，就当做善事了！

红梅在身后拉拉母亲说，妈，咱们回吧！

母亲声泪俱下继续喊，主席，您今天不帮我们，我可不能回家了，我跪下求您了。

母亲说着话就要跪下，红梅站在身后，一把将母亲拦腰抱住，说，妈，别这样。妈，回家吧……

母亲还在哭喊，掰着红梅的胳膊，想把她甩开，可是掰来掰去也掰不开。

聂主席看到眼前的一幕愣住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竟被一个瘦弱的姑娘死死抱住，任凭怎么挣扎，始终脱不开身。他这才注意到这个跟在张兰身后的姑娘，之前唯一的印象就是怯怯地躲在母亲身后，这次终于看清了，就见她身材瘦小，仰身时露出平时被头发遮住的脸，戴着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苍白的面色因为用力过度变得通红，她死死抱着母亲，就是不让母亲跪下。

门口进来几个人，帮着红梅把母亲拉出聂主席的办公室。人们围在身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母亲一直挣扎哭喊，可是不论怎样也甩不脱身后的红梅。纠缠了半天，没个结果。这时聂主席出来了，拿着三百块钱递给母亲，说，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下不为例，这可是我个人出的，想改变现状还要靠你们自己。

母亲伸手去接，却被红梅一把拉住胳膊。

红梅说，妈，这钱咱们不能要。母亲看红梅一眼，甩开她的手，又要接钱，又被红梅一把拉住胳膊。

红梅说，妈，这钱我们不要。

周围人说，主席给你们就拿着吧。

母亲使劲想挣脱红梅的手，红梅死死不放。

母亲说，这是主席给咱们的，这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红梅说，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哪有什么面子？说着话她把母亲从聂主席跟前拉开，挡在她的身前。

母亲连推带嚷，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拿不到补助，回家怎么向你爸交代！

红梅狠劲摇晃着母亲说，妈，就因为三百块钱，我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低贱！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低贱！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低贱！以后也要让我像你们这样，成天给别人下跪？

母亲吃惊地看着她，眼前这个红梅，已经不是那个成天躲在自己身后的红梅了。

红梅接着说，要改变生活，必须靠自己。让我出去，家里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善的！

母亲犹豫着说，你爸能同意？

紅梅说，还是我爸，你们想过我吗？让我在家里坐一辈子？让我在山头住一辈子？让我下跪磕头一辈子？您养我这么大，供我上学，就为了这个？！

母亲眼中带着疑虑与恐惧，说，那你爸呢？

红梅说，那我呢？活成你们这样，那我还活什么？

母亲说，那我们呢？

红梅说，相信我！

母亲还在犹豫，红梅看着母亲的眼睛说，妈，你帮我！

说完她转身对聂主席说，谢谢您！然后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拉着母亲走了。

大年初一那天，天不亮就开始下雪，纷纷扬扬没个停歇。火车穿过一条幽暗深长的隧道，奔驰在崇山峻岭之间，逶迤的群山只剩下朦胧的影子，大雪已经覆盖了斑驳的山脊，抚平了岁月的沧桑，仿似一场美丽的梦。朵朵雪花飘落到车窗前，轻盈烂漫，缤纷飞舞，像是那首回荡在童年的歌谣，飘过峰峦叠嶂的高山，飘过绵延起伏的大地，飘向前方无比辽阔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