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久

我与徐圻兄是老朋友了。年龄相仿，经历略同，思虑共融，所以既喜欢与他面聊，也乐意倾听他的笔谈，曾购买过他的两本著作。徐圻兄听说后，凡出新书，就常寄予我——有《思者的求索》《思在途中》等，现在又捧读他的新作《思想的印迹——文化问题的哲学断想》（孔学堂书局2019年8月出版）。于是，像老友重逢：清茶一盏，围炉夜话，时而会心菀尔，时而争论亢昂，潺潺焉，滔滔焉，而乐亦在其中矣。

徐圻兄是做哲学研究的，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化问题的哲学断想”，我觉得饶有深意：有人说，哲学的指向是“探究宇宙、定位人生”两极。宇宙广阔，西哲们曾将自然科学唤作“自然哲学”，其哲学也就包含了自然科学;中国的哲学家则更关注人世（社会），于是中国的哲学是“探究人世，定位人生”。这人世与人生的哲理，又可以归为“文化”。所以才用此副标题吧？

人世与人生，往深处体会，常常都处在悖论之中。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这指人世的悖论;“哟，原先总嫌这娃儿长得慢;等他长大，唉，我们又老喽”，这是人生的悖论。

在我看来，本书主旨就是在人世与人生的种种悖论中思辨：新与旧，雅与俗，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幸福与失意，理性与直觉，超越与苟活，创造与顺应，怀德与纳福，扬弃与承接，虎气与猴气，天人合一与主客分离……但我以为，最让徐圻兄萦绕于胸、抒之不去的，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理想境界与现实不足之间的悖论——因为徐兄长期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习，后来又被委任孔学堂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既不失毛泽东时代孕育的理想主义底色，又亲历共和国曲折道路的现实考量者。

就中西文化而言，徐圻兄看清了两者各有的可贵与不足之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可贵处;“高度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使得千百年来中国人比较缺乏理想和批判精神……显得过于感性、急切和功利，显得不够深刻、比较肤浅”，是其不足处。徐兄还言及他所熟谙的西方文化可贵：基督教的超越、休谟的质疑、康德的批判、马克思的关怀等等，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主、科学、法制，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解放等等;但也反思其负面：比如，德意志民族既出天使也出魔鬼;还有，对科学的两重性揭示;特别是对商业文化的负面保持警惕：“西方商业文化的涌入……是一把软刀子，‘洋大人带进来的生活方式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却利益至上、无孔不入。它的面孔变化多端，本质却只有一个：逐利;它的手段花样翻新，根本的也只有一条：交易”。

就理想与现实而言，本书几乎无处不在地憧憬着一种胸怀理想、追求超越、尊重传统、拥抱世界的高远境界。本来，这种理想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将中、西、马的精华融合为一。但是，按马克思的分析，传统社会产生“人的依附性”，于是有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而进入工商社会又导致“物的依赖性”，于是有西方的拜金文化。理想的社会是摒弃两种文化之劣而集其优，但现实显然并不如徐兄之意：“西方的市场法则与中国传统的官场规则，这两者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文化，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文化，却在最近的这几十年里，由交锋轉变成了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徐兄的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而其呐喊更值得警策：“如果我们仍然把物质、功利放在第一位，不在意精神文明的养成、培育、推广、普及，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我依然怀疑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公民素养能否与国际水准相匹配。那样的话，‘伟大复兴就是非常欠缺的，就不能称之为‘伟大复兴。”对此，我深以为然。

当然，在本书里，徐兄不仅是在凝神肃然地分析、仗义耿直地辩论，更多的，是娓娓平和地将深奥的哲理清清浅浅地道来，还不时在“稗史”的讲述中流露出含笑的生动、趣味与丰富，体现出“哲学家是人生的顾问”的承诺。

钱锺书先生曾言：做学问不过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但我希望听徐兄交谈的，不再是老友间的清茶一盏与围炉夜话，而是有个更大的场合，有更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都参与进来，静听徐圻先生黄钟大吕之声。因此，特写此文，以为入场引介。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吴水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