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永恒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突出的特征。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国家强。

自从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号召以来，历经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系统提倡，全党、全国人民围绕“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理论探索、政策发布和法规制定。十五年来，催生了大量“文化史”“学术史”“文化产业”，甚至“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教育改革”“文化传承发展”等“意见”和措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成果之丰富厚重，形式之多姿多彩，真是空前未有，亘古无双！但是在这些成果中，或偏于学术探索，或重于政策解读，未必都能契合学者之心，也未必都符合执政者之用。若就其内容的学术性和实用的可行性来看，钱海所著《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论》（孔学堂书局2019年9月出版）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该书作者学术功底专业，书的篇章结構系统完整。本书的总体策划和主要撰写者，系多年在贵州和海南从事文化决策和管理工作的领导者，写作班子也是这些活动的亲身参与者和实践者，兼具理论高度、政策深度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因此全书立意高远，系统严密。该书章节设置，具有系统而精细的学术体系，也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和实施路径。其书开宗明义，其一，重申和确论了“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国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指出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各个团体“最深层次的价值是文化认同”，重申新时代的重要任务是“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接着以较长篇幅系统揭示“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并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六大主题进行系统论述，从而确立了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核心精神。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上，作者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所具有的与时俱进、随事日新的可能性，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具有适应新时代、引领中国梦的现实可能性。接着作者以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去粗取精、经世致用的精神和逻辑，将传统与现实结合，古典与日新统一，学术与治理互契，专题论述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事关当代治理的问题，为传统文化的资治辅政提供了深刻思考和实施方略。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上，作者也毫不含糊地进行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探讨，认为对传统文化最有效的继承便是“让中华文化活起来”，使传统文化焕发青春活力和时代气息，让世人看得见、摸得着，并且使之活灵活现，为人们喜闻乐见。作者还本着文化惠民、文化济世的情怀，专章论述了文化的具体复兴之路，那就是优秀文化必须触接民族的个体和灵魂，让优秀文化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此即儒家提倡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真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修身是第一位的”！从整个布局来看，可谓系统有序，逻辑严密，浑然一体，极具学术性和可行性。最后，作者还以贵州“建设孔学堂”的成功经验为例，具体总结了地方政府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的具体事例和成功经验。可谓有理论有体系，有实践有经验，为读者和各级政府，画定了蓝图，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其二，该书既宏观把握历史，又精准揭示精髓。作者深通文史，精熟百家，汇通中外，交融古今。其所论议，具有“通古今之变，究中西之异，合百氏之同，成一家之言”的气象。作者既对中华文化自己生生不息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和成就有充分了解，也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宏观考察。“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文化有过多次辉煌”，历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汉唐时期辞赋、诗歌、散文空前繁荣”，“到了宋代，哲学、文学有很大发展”，“元明清时期，哲学继续发展，杂剧、戏曲、小说达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峰”等成就的同时，又坚持“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充分肯定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早在汉唐时期在东亚就已经形成“儒家文化圈”，注意到“很多相邻相近的国家，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以及建筑民居、家庭结构、生活习惯、婚丧习俗等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更难得的是，其书文章庞而不乱，杂而不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核心价值，时有精到揭示。在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因、思想根脉”时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孝悌忠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与民休息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仁义礼智信的为人操守”等等。在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色时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贵和尚中的和谐追求”都极其精准和具有当代价值。真正做到了“立足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彰显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其三，该书立足党史，落脚致用。作者纵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是其根本原因，认真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理论与中华优秀文化的尝试结合”：“‘小康社会的提法来源于《诗经》《礼记》等古代典籍，‘小康与‘大同对应，恰如我们现在阐释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理想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就从‘为政以德‘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群轻等朴素的民本思想直接相关”，“‘和谐社会的构想与‘和为贵‘协和万邦待论述一脉相承”，“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与实践，汲取了‘天人合人‘道法自然‘休养生息等传统价值观和生存智慧”等等。并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多数内容”“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样将政治理念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加坚实，也使各级领导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具有更多的文化自信的情怀。

其四，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犹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言的：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趁机进来。作者在本书中也时刻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道德缺失、价值观扭曲”，“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防范，见义不为、见危不扶甚至见死不救行为”，“商业道德和商业诚信缺失，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社会风尚奢侈浪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公共服务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极少数干部品德败坏、腐化堕落”，“出境旅游中一游客不遵礼仪、不讲卫生、大声喧哗、乱涂乱画”等社会问题痛心疾首。主张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恩、行善、仁爱、谦让、孝道、诚信、勤俭、清廉、敬畏等道德观念的时代价值”，来进行纠偏和拯救。这与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力量，是一脉相承的。

其五，其书作者尤其重视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强调“两创”。书中一再提醒“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要食古不化，而是要经世致用”，“绝对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复兴”。指出“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对不是简单回到从前，比如穿汉服、行拱手礼、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也不是简单地整理国故发思古之幽情”（当然对古礼的了解和学习也有其美学价值，对经典和文献的整理和记诵也有其根基性作用，只是不要“简单地”进行罢了）。作者深知“儒家学说本身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在不断吐故纳新、传承发展”。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倡今天我们研习古礼，传习经学，整理文献，“要通过传习儒学精髓，赋予其时代精神，使其焕发出新的风采，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并运用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去”。这些论述，都是切中要害，方便可行，值得提倡的。

该书取精用宏，视野开阔，体系完备，重点突出，可谓理论性与实用性结合，学术性与应用性统一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淑世济人、美俗资政功能。这是本人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的体会，也是本书的突出优点和价值所在，愿与大家共同分享。

当然，如果要问该书是否还有修改和加强的余地，鄙意以为，在如何学习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门径和阶梯上——如经典文献方面，还有待补充。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十分庞大，内容十分庞杂，就流派观之，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术数、方技甚至佛教、道教之别;就历史演变观之，有汉学、宋学、新学之异;就文化学术的不同层面观之，有天命、鬼神、礼乐等信仰，忠质文等价值观，六略、四部、七学、文史哲等知识体系，诗文歌赋、琴棋书画等才艺，三达德、五伦、四端、五常、八德等伦理道德，以及冠婚丧祭、乡射朝骋、揖让进退等礼仪规范。如果要尽举则举不胜举，难以缕指;如果要遍学则难于尽观，皓首莫穷。如何才能够知根知本，执简握要呢？这就需要一个入口，需要有一个立足基点。木有本而水有源，事有因而理有故。学术虽然形形色色，风格不一，千变万化，内涵同异，但若就其本源观之，诸家学术实皆同源，其源便是“经典”，其学便是“经学”。比如，哲学思辨源于《易经》（外加《道德经》），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治于《礼经》（“三礼”），历史文学、属辞比事始于《春秋》及“三传”，仁政德治、说古道今始于《书经》，鼓舞铿锵、和乐欢畅成于《乐经》及《乐记》，性情比兴、温柔敦厚出于《诗经》，依经立传、论理驰说宗于《论》《孟》（外加《庄子》《荀子》），语音训诂、名物考释师于《尔雅》（后有《说文》），敦本立节、各尽本份发乎《孝经》《学》《庸》。可见举凡形上形下、亘古亘今，治身治国，都从学习“六经”发其源，也以阐发“六经”极其致！不仅儒者若此，凡诸子百家“皆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非特中国本土学术如此，即使是外来学说，要想在中国扎根壮大、被广泛接受，也不得不接近儒家，接受“六经”的染化！庄周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可见，举凡人们意志表达、政事典范、行为准绳、情操陶冶、哲学思考、历史叙事，都莫不师法于“六经”。汉人主张“表彰六经”“推明孔氏”，即欲回归元典、反本开新;宋人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则又强调经典的价值，实非空言。如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乎经典，中华学术也始于经学。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献即是经典，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自然也在于经学。经学兴则国学兴，经典明则国学明。经典经学俱通，则国学无不通，传统文化也无不兴矣！是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所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诸条，都可在经典文献中找到源头和身影。经典至关重要，经学至为关键。如果该书能够专设“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径——经典”一章，为读者指明传习路径，則尽善矣！如果进而阐明“经典的内涵与价值、经典的体系与流派、经典的历史与影响、经典的融通与创新”等等，含英咀华，以飨读者，则尽美矣！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吴水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