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受到三种趋势的影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重新平衡，后者将更为有利。这将伴随着过度全球化和民族自治之间的再平衡，这仍有利于后者。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雄心需要降低。

在面临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国家能力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的重要性时，沒有什么比新冠病毒大流行更能凸显市场的不足。新冠危机加大了普及医疗保险、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和保障关键医疗设备国内供应链的呼声。尽管如此，在大流行之前存在的三个因素—更大力度的国家政府行动、逆转过度全球化以及更低的增长率，可能预示着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首先，我们来考虑国家政府的作用。让政府在应对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核心优先事项。尽管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未能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辩论的条件。

乔·拜登可能是中间派，但他在医疗、教育、能源、环境、贸易、犯罪等各政策领域，观点都比该党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更左倾。正如一名记者所说，“拜登目前的政策处方……如果在以往任何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提出，会被认为是激进的”。

拜登可能不会赢得11月的大选。即使他获胜，拜登可能也无法或不愿实施更为进步的政策议程。不过很明显，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方向都是加大国家干预。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更加激进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