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忠

摘要：苏轼幼年诗文作品，流传至今主要有三篇：一是十岁时应父命而作的《夏侯太初论》，二是十岁左右在学舍与同学合作的《天雨联句》，三是十一岁时所作的《却鼠刀铭》。《黠鼠赋》是苏轼幼年作品吗？这是误解。原因有二：一是误读了《王直方诗话》的记载，误以为“两用”《夏侯太初论》语句的《颜乐亭记》和《黠鼠赋》也是“东坡十岁时”所作；二是缺乏对《黠鼠赋》全文完整深入的细读。

关键词：苏轼；幼年作品；《夏侯太初论》；《却鼠刀铭》；《黠鼠赋》

苏轼《黠鼠赋》开篇“人鼠斗智”一段，被选入多种行销甚广的中学生文言文读本。于是，网络上照例出现了对这段有趣文字的种种注释、翻译、赏析；同时，不忘标明此文的写作时间，或曰“相传为苏轼11岁时所写”，或曰“苏轼11岁时应父命而作”云云。网络上有些介绍苏轼童年经历的文章，则对此作了进一步演绎。

《黠鼠赋》是苏轼幼年作品吗？这是今人的误解！本文先说可信的苏轼幼年诗文，再谈今人误解的缘由。

苏轼幼年的诗文作品，流传至今，可考可信的主要有三篇：一是十岁时应父命而作的《夏侯太初论》，二是十岁左右在学舍与同学合作的《天雨联句》，三是十一岁时所作的《却鼠刀铭》。

苏轼十岁时应父命作《夏侯太初论》的记载，初见于北宋《王直方诗话》“东坡作《夏侯太初论》”条。其曰：

东坡十岁时，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其间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语。老苏爱之。以少时所作，故不传。然东坡作《颜乐亭记》与《黠鼠赋》，凡两次用之。

王直方（1069—1109）比苏轼小33岁，生前喜从苏轼游，可称苏轼的忘年交，也是江西诗社中人。此人无他嗜好，惟昼夜读书，手自传录。弃官后，处城隅小园，啸傲自适。晁公武《郡斋读书记》称：“苏子瞻及其门下士……亟会其家，由是得闻绪言余论，因辑成此书。”书中直录东坡山谷语颇多，所记应当可信。

夏侯太初何许人？老苏为何命苏轼为之作论？夏侯太初即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后為三国曹魏正始名士，推为正始玄学家的“宗主”，著有《本玄论》等系列玄学著作，对玄学名称的形成和玄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三国志·魏书》有传。《世说新语》中《方正》《雅量》《赏誉》《品藻》诸篇载有时人和晋宋名士对他的赞颂：观其人，“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赏誉》）；论其学，“风格高朗，弘辩博畅”（《方正》）云云。《世说新语·雅量》中的一则故事，最能传神写照：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面对“霹雳破柱，衣服焦然”的突发危急情境，夏侯太初的神色无变与宾客左右的跌荡无状形成鲜明对照。夏侯太初既是正始名士，也是曹魏集团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军事上，正始年间曾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负责防蜀重任。在政治上，他是正始改制集团的中坚人物。嘉平六年，与李丰合谋政变，事发被司马氏所杀，时年46岁。《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写其临刑：“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苏轼的《夏侯太初论》“以少时所作，故不传”，只留下他后来反复引用的两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前句暗用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典故。寓理于象，两相对比，两句意思是，人激于义愤有时可以撞碎贵重的宝玉而在所不惜，有时却因打坏一口锅而失声痛哭；人鼓起勇气可以同猛虎搏斗而无所畏惧，有时却因被毒蜂一蜇而猝然变色。这是常人状态而非英雄本色。

苏洵为何命苏轼作《夏侯太初论》？莫非想让苏轼从小以夏侯太初为榜样，将来无论在生活中遇到“霹雳破柱”的突发情境，还是为国为民必须“临刑东市”，都能像夏侯太初那样“神色无变，举动自若”？同样在苏轼十岁左右，母亲程氏夫人为苏轼兄弟亲授以书，以气节勉励二子。“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墓志铭》）苏洵命苏轼作《夏侯太初论》，程氏夫人亲授以书，以历史名人为榜样，以气节勉励二子，目的是相同的。《夏侯太初论》仅剩两句，但意味深长，极富想象空间。

苏轼与同学合作的《天雨联句》，《苏轼文集》卷六十八《记里舍联句》曾追叙其事。其曰：

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尧咨、舍弟子由会学舍中《天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今四十余年矣。

苏轼所谓“幼时”，孔凡礼《苏轼年谱》系于苏轼“十岁”。《栾城集》卷十五《送程建用宣德西归》开首云：“昔与君同巷，参差对柴荆。”诗末自注：“君昔尝税居，与弊庐东西相望，武昌君见其家事，知非贫贱人。此语未尝语人。俯仰三十年矣。”诗作于元祐元年。武昌君谓母程氏。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曰：“以子由联句论之，要不出于十龄作也。”今从其说。

今读四人联句，程、杨谨守诗格，苏轼转而嘲戏，苏辙则直取生活，然不免俚俗。众人之所以绝倒者，正以苏辙之句俗。苏辙晚年比较兄弟诗文风格，有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二人幼年联句，似已能见出某种倾向。

苏轼幼年作《却鼠刀铭》，事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其曰：

东坡幼年作《却鼠刀铭》，公作《缸砚赋》，曾祖称之，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公言，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

苏籀是苏辙之孙。《四库全书总目》曰：“籀字仲滋，眉州人。辙之孙，迟之子也。南渡后居婺州，官至监丞。籀年十馀岁时，侍辙於颍昌。首尾九载，未尝去侧，因录其所闻可追记者若干语，以示子孙，故曰《遗言》。”苏籀所记，自当可信。《却鼠刀铭》，孔凡礼《苏轼年谱》系于苏轼十一岁。今从其说。苏籀是苏洵之曾孙，“曾祖称之”，即苏洵对二子文章的称赞。苏辙《缸砚赋》，孔凡礼《苏辙年谱》据其“序”系于苏辙十七岁。此处不论。

《却鼠刀铭》是苏轼幼年诗文中，惟一完整保存的作品。全文如下：

野人有刀，不爱遗余。长不满尺，剑钺之馀。文如连环，上下相缪。

错之则见，或漫如无。昔所从得，戒以自随。畜之无害，暴鼠是除。

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终夕窣窣。叱诃不去，啖啮枣栗。

掀杯舐缶，去不遗粒。不择道路，仰行蹑壁。家为两门，窘则旁出。

轻矫捷猾，忽不可执。吾刀入门，是去无迹。又有甚者，聚为怪妖。

昼出群斗，相视睢盱。舞于端门，与主杂居。猫见不噬，又乳于家。

狃于永氏，谓世皆然。亟磨吾刀，盘水致前。炊未及熟，肃然无踪。

物岂有是，以为不诚。试之弥旬，凛然以惊。夫猫鸷禽，昼巡夜伺。

拳腰弭耳，目不及顾。须摇乎穴，走赴如雾。碎首屠肠，终不能去。

是独何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无有爪牙。彼孰为畏，相率以逃。

呜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谕，是亦何劳。

南宋初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五《却鼠刀》条曰：“苏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于野老，尝匣藏之。用时但焚香置净几上，即一室之内无鼠。”这段文字，除“用时但焚香置净几上”，似出于对苏轼的仙化想象，显然源自《却鼠刀铭》。

蜀地民间或有一种习俗，在家中置放一把却鼠刀，便可以驱赶老鼠。《却鼠刀铭》以丰富的想象，奇幻的情节，流畅的文笔，赞美了却鼠刀立竿见影的驱鼠威力。全文思路清晰，层层推进，跌宕起伏，首尾照应，可细分为四个层次：从“野人有刀”到“暴鼠是除”为第一层，简要介绍了却鼠刀的来历、形状、纹饰和“暴鼠是除”的功用；从“有穴于垣，侵堂及室”到“吾刀入门，是去无迹”为第二层，具体描写了恼人的鼠患和暴鼠的狡黠。对鼠闹场面和暴鼠行径的刻画，显示出幼年苏轼过人的观察力和老到表达力；从“又有甚者，聚为怪妖”到“炊未及熟，肃然无踪”为第三层，小苏轼突发奇想，从现实到虚幻，描述了“聚为怪妖”的老鼠精的鼠闹，文思更进一层，而“炊未及熟，肃然无踪”，则再次显示出却鼠刀的超然威力；从“物岂有是，以为不诚”到“不言而谕，是亦何劳”为第四层，通过上述两个场景的描写，作者由叙述到议论，对“宛然尺刀”胜于“凶猫鸷禽”的威力表达了无以言表的佩服，也为拥有威力无比的却鼠刀而感到得意和庆幸。

苏辙晚年用一个“奇”字评此文。幼年苏轼把得之于野老的一把却鼠刀，以洋溢的才思，铺采摛文，敷衍成一篇250余言的四言铭文，不能不令人称“奇”。毋怪得到父亲的称赞，隆重地“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以示表彰。

考察了可信的苏轼幼年作品，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黠鼠赋》是苏轼幼年所作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流传那种说法呢？原因有二：一是误读了《王直方诗话》的记载，误以为先后“两用”《夏侯太初论》语句的《颜乐亭记》和《黠鼠赋》，也是“东坡十岁时”所作；二是缺乏对《黠鼠赋》全文完整深入的细读。

继《王直方诗话》之后，南宋初吴幵《优古堂诗话》也有“苏轼作《夏侯太初论》”的记载，并对残句作了溯源。他在引用《王直方诗话》语之后，继续写道：

……以上皆王记。予按《晋书·刘毅传》邹湛曰：“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予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予意外故也。”乃知东坡意发于此。

经吴幵补充的这段文字，稍后为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沿袭”类转录。从《王直方诗话》到《优古堂诗话》，宋人关于《夏侯太初论》的记述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苏轼十岁时，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老苏爱之”；二是此文为少时所作，故不传，但有两句在《颜乐亭记》和《黠鼠赋》中，“凡两次用之”；三是吴幵发现，流传的两句并非全是苏轼的原创，而是对邹湛语融入己意的再创造。

那么，《颜乐亭记》和《黠鼠赋》作于何时？所谓《颜乐亭记》，其实是《颜乐亭诗并叙》中的“叙”。《叙》曰：

颜子之故居所谓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颜氏久矣。胶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其上，命之曰“颜乐”。昔夫子以箪食瓢饮贤颜子，而韩子乃以为哲人之细事，何哉？苏子曰：古之观人也，必于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颜乐亭诗》以遗孔君，正韩子之说，且用以自警云。

据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十五考证，《颜乐亭诗并叙》作于苏轼离开密州之后，亦即为苏轼四十二岁后所作。《叙》中引文后，王文诰注曰：“以上四句，乃公十来岁时，宫师命作《夏侯太初论》语。后惟见于《黠鼠赋》及此叙中，其原文已佚去矣。”[1]王注明确告诉我们，《颜乐亭记》和《黠鼠赋》，均是苏轼后来的作品。

细读《黠鼠赋》全文，也可发现此文绝非“东坡十岁时”所作。《黠鼠赋》同《赤壁赋》一样，是散文体的文赋，而非骈偶体的律赋，同样是富于理趣的名篇。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是叙述，通过苏子与童子的对话，描写了人鼠斗智的场面，掉在囊橐之中的老鼠，运用巧智，死里逃生，刻画了黠鼠之“黠”；第二层是苏子由此发出的感慨，“役万物而君之”的智慧之人，竟然“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第三层由沉思而醒悟，苏子通过同幻化人物的对话，恍然而悟，之所以“堕此虫之计中”，是因为“不一于汝，而二于物”的“不一之患”，并再次引用《夏侯太初论》中的语句，予以论述：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怍。

细读全文，至少有三处表明，此文绝非十岁的苏轼所作：一是十岁的苏轼不可能称自己为“苏子”，并有一个“童子”相随。十岁的苏轼正从张易简在学舍中读书；二是苏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十岁的苏轼不可能自夸“多学而识之”；三是引语后明确写道：“言出于汝，而忘之耶？”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难道你忘了吗？

诗文句意的自我重复，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陆游即是一例。钱锺书曾说：“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少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2]苏轼的自我重复，亦非一例。北宋赵令畤《候鲭录》卷一《东坡十余岁拟谢对衣并马表》曰：“东坡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进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进也马不进。”赵令畤是苏轼知颍州时的属僚，过从甚密，所言当可信。不过，纵观苏文，像《夏侯太初论》《颜乐亭记》和《黠鼠赋》，在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三篇文章中，一字不易地重复同样的话，并不多见。

意象比喻是多义的。这两句在三篇文章所起的作用也有微妙的差异：《夏侯太初论》或意在反衬夏侯玄“霹雳破柱”却“神色无变”的镇定；《颜乐亭记》用以阐明“古之观人也，必于小者观之”的道理，以正韩子之说；《黠鼠赋》则借以强调“不一于汝，而二于物”的危害。

《黠鼠赋》作于何时？《王直方诗话》把它置于离开密州后写的《颜乐亭记》之后。文中“苏子”仅有“童子”相随，居处又有“黠鼠”为害，处境极为落寞。莫非写于再贬黄州之后？待考。

参考文献：

[1]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777页。

[2]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5至126页。

（作者單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编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