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琴

摘要：理想主义者陶渊明面对现实的困境，胸怀大志而抱负难施，五仕五隐，最终选择归隐。深入品味《归去来兮辞》，一个内心痛苦愤懑悲怆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篇吐露心志、舒展忧思的心灵悲歌。

关键词：陶渊明；孤愤的隐士；时代之哀；家族之悲；个性之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决然解印归田，并留下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这一年，他41岁。归隐后的陶潜成了中国士大夫理想受挫后与现实生活握手言和的精神标杆，孟浩然、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在人生不得志时，莫不是以他为榜样，寻找精神慰藉。陶潜最终成了千百年来无人不晓的陶渊明。

作为一篇述志之作，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归隐田园的欣喜之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小舟飘荡，和风拂衣，其愉悦之情尽显其中。引觞眄柯，怡颜易安，无不昭示他倦鸟知还后的自在闲适。陶渊明归隐后自在闲适的形象在后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而再三品读此文，我们会发现文中却处处饱含了诗人内心的酸楚与悲愤，似乐实悲，我们不得不为他字里行间里沉潜的余痛而动容。

一、文本抉微，悲之表现

（一）字里行间的悲情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在抛弃让他彻底失望的官场时，他也告别了自己昨日的梦想。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当他在遁世的隐居生活中怡然自得时，有时也要用琴书来“消忧”，也需要忍受因调整失落的心理重新为理想和现实定位而带来的痛苦，尽力说服自己乐天知命。

“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可见过往生活中有着诸多困劳磨难，以致那般压抑、沉重，才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哀叹。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乐尽哀来，万物生机勃勃而自身岁暮年衰，“寓形宇内复几时”又在悲号人生无常，“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则反映了他难以排遣的有志难伸的痛苦和矛盾。

由此种种，可见回归田园的欢愉，哪里能抵消得了理想受挫的失落和忧伤？

（二）孤寂的隐士形象

1.啸以抒怀

“登东皋以舒啸”中“啸”这个动作，在古诗文中常常出现，或在高岗上，或在空旷处，提丹田气，仰天吼叫，以荡涤浊气，排遣心结。《小雅·白华》中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徐干《情诗》中有“啸歌倚华楹”，曹植《杂诗七首》亦有“悲啸入青云”……与陶渊明同属魏晋时代的阮籍，更是啸中高手。现河南开封仍保有阮籍啸台遗址，是当年阮籍感怀伤世的抒啸之地。在苏门山上，他与孙登的啸声对话，真可谓“啸台遁世伤时喧，孤傲一声修竹乱”。可见“啸”这一独特行为常常是古人倾诉内心，排遣愤懑之情的手段。陶渊明在《饮酒其七》亦有“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诗人满心孤愤悲慨，每当抚琴、吟诗不足以发泄郁闷时，就啸叫山林，以获得内心深处短暂的安宁。

2.孤以显志

文中“抚孤松而盘桓”“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怀良辰以孤往”，三处“孤”字的运用无不昭示着他的与世隔绝，他的独立自足，他的神情清高和冷寂。这种遁世的孤独深入骨髓。引壶自酌、夕阳晚照、苍松兀立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一个独自饮酒，踽踽独行的孤寂剪影。

（三）文体的情感基奠

《归去来兮辞》采用了楚辞的体式。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滥觞于骚。自屈原起，主题多为“悲士不遇”，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陶渊明的楚文化背景很深，他的《闲情赋》和《挽歌》皆是明证。本文受楚辞中怨愤、悲伤情调的影响，亦表现出一种深厚凝重的风格。

二、历史钩沉，悲之成因

既然归隐中有如此这般痛苦，为什么陶渊明还要选择离开官场，其中有什么不得不为之的理由吗？探究其选择归隐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时代之哀——别无选择

陶渊明生活于魏晋时期，这是一个政权频替，动荡不已的年代。小序中虽仅用“于时风波未静”一句一笔带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但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是陶渊明辞官归隐的重要原因。权贵们乱政夺权，朝廷腐败堕落，“万族各有托”“众鸟相与飞”，群臣和士大夫都急着趋炎附势，寻求依托。面对黑暗动乱的政局，面对门阀世族的排斥压抑，陶渊明一介卑微小官，又有何能扭转乾坤？在政治理想破灭后，陶渊明选择了洁身守志、栖身田园的道路。

（二）家族之悲——壯志难酬

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从小生活在祖父家。祖上三代都做官，他的曾祖陶侃更是东晋名将，出身寒门庶族，能力极为出众。当时司马氏皇族重用北府军寒族，压制世家，因而陶侃位高权重，官至荆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可后来世家向司马氏皇族反扑成功，陶侃被排挤。东晋皇族与东晋世家之间血腥内斗、世家高族同寒门精英之间血腥内斗，贯穿了陶渊明的一生。陶渊明本人厌倦了官场上的龌龊，也不想走他祖上的老路，与其“为五斗米折腰”，不如归隐田园。

（三）个性之怆——孤洁狷介

自古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在读书人心里已然根深蒂固。陶渊明本人年轻时也曾“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但他性格上有点闷骚，静而直，不喜逢迎，本来就不太适合官场。他诗中有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能够顺应内心，选择归隐，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所谓解脱，是放下不执著。陶渊明当初济世理想未实现，隐居后也没完全平静。比如那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他曾五仕五隐，可见在仕与隐之间，陶渊明的内心一直做着艰难的争斗。只是这一次，他是真的决定离开毅然决然。

在中国，不乏隐士，但又有谁像陶渊明那样穷的叮当响仍坚定隐居的洒脱呢？又有谁真正能够承受为不折腰而“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的清苦呢？鲁迅曾评述他：“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这种面对人生中的不顺，隐约的自嘲幽默，还有坚守本初的毅力，更值得后人欣赏和敬佩。

在东晋那个战火仍频、群雄逐鹿的年代，陶渊明真的能找到一块田园乐土吗？事实上，他过的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生活，甚至需亲友接济一二。《饮酒其十六》有云：“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亦云：“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这样的生活他真的快乐吗？清代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其一百三十》中这样评价陶渊明：“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的确，在陶渊明写给儿子的文章《与子俨等疏》中曾直言“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可见他的选择让孩子挨饿，内心满怀愧疚。《咏贫士》中又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可见少有人理解他，他内心充满孤独。

此后二十二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却再无出仕之念，于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

再读陶渊明的诗文，那自由之乐的表象下沉潜着诗人的孤寂之悲无处不在。陶渊明的归隐是其人生的必然，而孤愤是对自我个性的坚守，是对自己理想的坚守，是对人格尊严的坚守，是对心灵自由的坚守。这种坚守精神代代传承，世世加固，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于仕途、理想受创后洁身守志的一种精神堡垒。在当今社会，人的精神往往屈服于物质，学习陶渊明，拒绝精神的物化，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寿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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