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当今的工笔画从题材到画法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事工笔画创作的画家们热情高涨，尤其在工笔人物画方面，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对艺术作品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可以断定中国当代工笔画的发展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自由多向的角度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近年来，从全国大展上入选的大量工笔作品又流露出一些让业界担心的问题。

首先，由于大量的模仿，工笔画的风格和可识别性大大减弱。例如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何家英、王冠军、孙震声、张见、庄道静式的作品，以他们的作品风格为风格，从造型、构图、着色等进行再模拟。类似何家英的写实风格占有极其大的比重，一大批追随者在造型能力、构图能力、色彩驾驭能力都显薄弱的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学术水平偏低。很多作品虽在中国美协举办的展览中入选或获奖，但是作品质量值得商榷，因参展作品篇幅较大，一部分作者采用喷绘的方式直接描印人物或花卉，这种照抄的方式毫无造型可言，只是被动地描出了实物的外轮廓，并没有对对象进行主观的刻画和取舍，最后通过眼花缭乱的技法掩盖其薄弱的绘画能力。其次，抄袭流行的、雷同的题材，例如城市生活中的俊男靓女，花市女郎，或和谐社会，或优美环境，或美满家庭，或现代城市。少数民族题材则偏于对其服饰头饰的猎奇……加上这类作品不少在造型上直接拓印照片，便形成了固定和程式化的勾勒用线、流行的晕染方法和技法制作，最终形成固定的工笔人物画模式与套路。

王锦霞 远去的苗风

由于这种状态已持续多年，故对观赏者来说雷同的画面和题材也让人不堪其烦。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在创作工笔画作品《远去的苗风》时，第一要求就是，要与所有的流行工笔人物画大相径庭。

笔者地处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的地方。全省共有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苗族。苗族的祖先蚩尤可以追溯到五千年的蚩尤九黎部落，他的部族先民因为战争经历了无数次的迁徙，伴随着迁徙的是永无休止的饥饿、疾病、生育、开垦，这在苗族歌师唱诵的史诗故事《亚鲁王》中多有体现。目前描绘贵州风情的作品不胜枚举，大多数有猎奇心态，人们容易被头戴繁复精致银饰及复杂银制项圈、穿着绣花的服饰、总是载歌载舞的美丽欢快的苗族姑娘所吸引，作品始终停留于表面的华美，能够进一步深入体现这个民族文化深刻内涵的作品少之又少，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民族的生存背景。笔者为创作作品《远去的苗风》，深入大山深处的黔东南地区苗寨无数次，收集他们日常生活生产的各种资料，翻阅无数与之相关的历史史诗传说。在2014年笔者曾经创作过一幅作品《亚鲁王——东郎儿女》。即因为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民族，所有的民族智慧结晶都凝聚在歌师的传唱中，这个歌师被称为东郎。这幅作品正是表现苗族先民们迁徙征途中的状态。而《远去的苗风》，笔者是想在对苗族深层文化探索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挖掘。所选的人物形象来源于中国最后的远古持枪部落——芭莎苗族。这里森林茂密，乡民们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生活习俗和服装服饰，他们以稻为主，狩猎为伴，保持着浓郁的远古色彩，这种经历世代征战、迁徙与生存抗争的民族形象从未出现在我们熟悉的流行语境中。寨子里芭莎男人从一出生，就不能随便洗头、梳头，更不能随便剪发，直到16岁才进行一种古老的成年仪式，苗语称之为“达给”：把一头长发剃去，只留下最中间的一撮，然后梳成高高的发髻，叫“户棍”。14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火药枪，鸟打得越多，鱼捕得越多，将来就越有出息。这些充满神秘、坚毅彪悍的苗族男人形象是苗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自古崇拜树，对树有着特殊的感情，最盛大的祭祀仪式就是拜树神，这样的祭祀仪式外人也是不能轻易走近的。他们头上插着象征生命之树的各种植物。小孩儿生下来就种上一棵树，待死后将树砍掉，埋在地下，其上又种一棵树。他们这样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反映出最质朴的生存哲理——“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头上脸上白色为底所绘各类动物植物的图腾符号，是护佑生命、祈福人生的符号。这个从来没有文字，只在歌师的咏唱中保留历史文化的民族，他们独特的服饰头饰与图腾符号也同样留存着苗族历史与文化的信息。笔者创作的思路来自对苗族先辈们那种古拙、神秘、质朴、彪悍的苗风之感佩，也是对人与自然相融相洽的苗风的赞叹。这种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总体精神中的苗风也正是笔者敬畏和想叙述的重点。这远去的苗风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文化上既熟悉又陌生的特异之感。笔者在选材和作品意蕴上一开始就想尝试将观者带入突破工笔人物画常规的全新视角与深刻的文化感悟中。

在画面处理上，笔者作品的推进过程是困难而又缓慢的。首先要全然打破依靠照片图像移置的写实性套路，对九个人物形象先进行细致的素描刻画，直到完全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其次，打破线条勾勒、色墨晕染的工笔人物常规画法，对人物形象作头部的块面分割组合式结构处理，在弧形的屏风式组合中构成新颖别致的装饰性结构，以此体现苗族先民遵循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当对这些人物头像选择组合时，笔者不是对一个个完整人像做规矩无误的一般组合，而是大胆地选择了不同角度的头像，甚至别出心裁对头像做局部的切割和选择，追求最典型的人物造型风格，再进行块面的拼叠与组合。这种造型上的精心处理和大结构上的独特安排，使整体作品在大关系、大结构上不仅能突出人物的典型形象，而且造成某种超现实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在对这些人像做别具一格的剪裁组合时，笔者进行了多种尝试，选择了苗族特有的银饰作为弧形屏风之纹饰背衬，而弧形银梳和苗族芦笙笙管在整体结构组合中的穿插，则既有分割画面之用，亦有标示苗风之功。最后，在素描人物形象基础上提炼轮廓线，每一个人物形象背景都配有相应的苗族图腾故事，使画面更丰富和完整。开始人物形象塑造时，笔者并未采用流行的工笔人物勾勒晕染技巧，而是巧妙地借鉴版画套印的平面式处理，辅以肌理绘制的手法，消除严谨写实光影体积的写实模式，造成平面虚拟富于装饰情趣的全新风格。为更好地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笔者一改过去常规的苗族女性形象描绘中线条的柔美流畅曲线，用男性化的更加硬朗劲健的直线或折线，使人物的各个结构固定在相应的不规则几何形中，加强线条的节奏感、韵律感和空间感，给色彩留下足够的空间。作品在暖灰色的大调子中谨慎地变幻每一个人物的五官、头饰、背景之间微妙的色彩关系，整个画面中几乎去除了工笔人物画中习惯的晕染，围绕作品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有取舍，有层次的刻画，使不同色块构成和而不同的和谐整体。直线、块面、平面、虚拟、装饰、分割、组合、重构等多种手法的运用，使《远去的苗风》有了不同于流行工笔画的个性特色，也因此更突出了超现实感。这是笔者在苗族山寨多年考察体验的新感悟，也是为体现作品丰富内涵的深刻性进行的全新工笔人物画尝试。

笔者以为从古至今优秀的工笔画作品，从不失技艺精湛且充满意象性，而意象艺术的核心则是匠心独具的精神性开掘。在今天，历届工笔画大展上，出现了工笔画多种形式语言的探索，有表现观念性的新工笔，有作品与装置相结合的新工笔装置艺术等。笔者以为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方面的工笔画仍然有极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绕开对少数民族形象表象的猎奇性眼光，而深入民族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远去的苗风》尝试对少数民族题材作民族深层文化的开掘，以期改变一下已成模式的少数民族工笔画题材。这幅作品算是一个新的探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