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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生而艺术”与《红楼梦》现代阅读的品评思路及维度

2020-05-28温庆新

求是学刊 2020年2期
关键词:红楼梦

温庆新

关键词:《红楼梦》;为人生而艺术;阅读史;接受史

现代读者进行《红楼梦》的阅读批评时,往往受到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各类文艺思潮的影响,以至于呈现出与彼时诸多文艺思潮相附和的阅读现象。其中,“五四”以降流行的“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文学认知意见,不仅左右了现代文艺作品的创作倾向,亦影响了现代文艺批评的品评思路。《红楼梦》的现代阅读批评就深受“为人生而艺术”观点的影响。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当时的主张者强调在追求文艺作品审美趣味的同时,应当从书写人生的角度“赋予文学更多的认识功能——剖析和批判社会、文化”。①茅盾曾指出“为人生”之文学应带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等“注重思想,不重形式”的典型特征。②这种呼吁对现代文艺批评中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更新,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阅读《红楼梦》成为可能,这也促使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通過报刊杂志平台来展现自身阅读《红楼梦》的缘由、方式及其阅读活动等公开化表达,进而成为一种顺应现代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的阅读风尚。从这个角度探讨“为人生而艺术”对《红楼梦》现代阅读的品评倾向,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红楼梦》的现代阅读史迹与接受过程,亦可借此分析现代文艺批评思潮对读者品读《红楼梦》等古代小说所形成的影响。

一、“为人生而艺术”与《红楼梦》现代品读的思路

纵观20世纪上半叶文艺思潮的演变史迹,当现代文艺思潮及文学批评思想日渐兴盛,学者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寻求彼时文艺批评思潮建构体系所需的各类思想资源。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文艺批评者借助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批评寻求文学批评与社会思想变革的关系。由此,现代文艺批评思潮的主流思想往往被征用以评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及其艺术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对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通俗小说重新进行阅读,以便随时进行符合时代所需的典范性作品建构,成为现代文艺批评者所惯用的批评套路,也使《红楼梦》等通俗小说成为当时人津津乐道的阅读对象而长久不衰。

茅盾所谓“注重思想,不重形式”的认知,深刻反映出现代文艺批评者试图针对包含古代小说在内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进行“为人生”诠解的普遍倾向。而“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活动表达成为现代读者品悟《红楼梦》的典型手段,以至于促使现代读者将《红楼梦》文本所描绘的世界转换为现代读者所熟悉的“周遭世界”。在这种认知转换或精神能动过程中,现代读者进行《红楼梦》文本品读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往往变成针对《红楼梦》能够勾连现代读者精神或心灵的文本内容加以展开。现代读者对此类文本内容的精神观照,以及从现代读者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进行评介,其所形成的阅读观感就是一种采用以今度古的方式来进行读者个体精神自我展现的独白,进而兼及思索人为何存在与如何生存等略带大众普化色彩的“人生观”。由此,现代读者品评《红楼梦》的常见手段难免带有以现代文艺思潮来追寻《红楼梦》文本所写的各种所思所感等典型特征,以便探讨《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如何贯彻“为人生”的思想。

典型之例即如李长之《〈红楼梦〉批判》(1933年)一文所指出的,曹雪芹是以“纯文艺”而“凭了感情”来写作的,以至于“把艺术当作是手段”,进而“用活语言,他主张用白话”来展现“艺术的忠实”。这促使李长之得出曹雪芹认为“艺术作品该是提高人的精神的”及“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等“文学的见解”,此类“文学的见解”才是最终成就《红楼梦》伟大的本源。而《〈红楼梦〉批判》对《红楼梦》“文学技巧”“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自然主义的作风之成和败”“深刻的心理分析”及“清晰的个性的人物”等方面的品评,就是建立在以现代人文“精神”与“理想”为基础的认知上,最终导致李长之将《红楼梦》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进行比较,来强调《红楼梦》艺术经典之于读者阅读的重要影响。因此,李长之试图以读者进入作者的角度来模拟、揣度曹雪芹的写作过程。在《实生活中的活材料》一节中,李长之指出:“为了真切,能清晰地看见什么,又能使读者清晰地感到什么,这在材料的采取上,便有种相连的关系,就是并不在你如何选择那奇异的或者太理想化的资料,却在你如何把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拿住。在第一回里,作者自己说:‘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又在同一回里,反对普通流行的小说‘太不近情,我们就很看出来,作者正要写得入情入理。”据此,李长之细致揣摩《红楼梦》文本的思路,正是从读者角度代曹雪芹向其他读者诠解《红楼梦》如何构思的典型。这使李长之对《红楼梦》文本的研读重点势必是那些能够引起他“精神”共鸣的情节、事件或人物。所谓“我读到这地方,才从心里佩服作者刻画的本领”,“王熙凤也是书中十分出色的人物。她必定是作者记忆中非常深刻的。我简直有这个感觉,在读《红楼梦》时,只要王熙凤一出台,便准有好戏看了”,此类描摹自身阅读过程的独白言语皆可佐证。而李长之基于“白话文学”与“国民文学”的角度进行文艺批评的先见,使其对《红楼梦》之共鸣的探讨紧紧围绕“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等角度加以展开。比如,李长之认为:“为了真切,便需要采取实生活中的活材料,而在这些材料之中,最能够表现那生动的神情的,是活的语言。曹雪芹在这方面非常成了功。”又说,“一个民族自信的原动力,往往是文学家的运用活语言的技巧”,故应“重视精神上的文化甚于一切”。在此基础上,李长之谈及《红楼梦》“受国民的爱护称赞的程度”后,指出:“从爱国到救国,从救国到文化,从文化到国民文学,从国民文学到运用活的语言,这是上面顺嘴说了的一串。我的意思,要使大家相信,运用活的语言,并不是件小事。因而就单只以运用活的语言的技巧,曹雪芹的天才也已经当得起国民文学的创造者的地位。”这种将现代文学所推崇的国民文学思想溯源于曹雪芹的做法,一方面说明现代文艺批评在寻求传统思想资源的同时,已试图对《红楼梦》等传统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建构,以促使诸如“国民文学”“活的语言——白话”等观点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表明,李长之所谈及曹雪芹“文学的见解”及《红楼梦》文本的经典意义等言说内容,皆具有一种特殊的当下指向性,难免存在借《红楼梦》的文艺批评来进一步宣扬“国民文学”等考量。所谓“就艺术的观点上看,大众的活语言是高出新士大夫运用的白话文万倍的”,“我们又要注意曹雪芹运用活的语言的勇气和方法,他打破平仄,他打破字意,直然是像用了注意符号”云云,足以说明现代社会思潮对读者品评《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存在着深远的影响。①

基于阅读史视阈而言,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是一种读者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的精神活动。此类阅读过程往往会促使读者把自身想象成《红楼梦》的创作者,从而在品读过程中重新发现或开启故事、情节的新叙述方式。读者往往会以自身的知识、文化及意图重新进行文学作品故事的讲解、人物的描绘及意义的阐述,以便在此类阅读活动中补足读者在现实世界所缺失的日常细节或理想追求,最终获得一种理想或乌托邦式空想,以此满足自身的各种情感需求。李长之代曹雪芹“立言”之举,使其所关心的各种精神诉求成为《〈红楼梦〉批判》重点论及的话题。比如,在《自然主义的作风之成和败》一节中,由于李长之吸收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而强调从“情感”“精神”等角度来观照《红楼梦》,②故其认为,“《红楼梦》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上的婚姻问题呵,是中国社会上青年男女不许向父母讨论的婚姻的写照”,以至于曹雪芹“作了自然主义的骨子的,是科学精神”,而且是一种“亲切”式的“忠实”的社会写照,最终得出“《红楼梦》的作者在有的地方,确是与西洋自然主义派的文艺相似,虽不纯粹,但那透到的观察力和周详的统摄力,已足令我们惊异”等结论。又如,在《深刻的心理分析》一节中,李长之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情感的书”,其所写的宝黛爱情“处处为作者高洁同情的调子所绘就”,且是“非常坦诚地表白了自己”,以至于“动人的力量也就非常之大,因为直接刺入读者的心”,故而“我们读这作品时得到一种大解放、大安慰,我们的精神、心情,便有了一种调和的节制的归宿,这是一般的伟大文艺的价值,而《红楼梦》更特别显然”。所谓“我们的精神、心情”云云,强调《红楼梦》真切情感的感染力与突破时代拘囿的社会洞见力,带来了《红楼梦》之于现代读者阅读的精神共鸣感。而诸如《〈红楼梦〉批判》将此类“精神”“理想”或“心情”诉之笔端时,其所谈及的话题、作品价值的分析势必紧紧围绕上述内容展开,并以此作为其“为人生”文艺观的内核,从而向时人展现作为一部伟大作品的《红楼梦》之艺术魅力,甚至突显读者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寻求到一种和谐的心灵安慰或精神归宿——“我的朋友露薇,就屡次同我讲,他说至少在读过的西洋文艺作品中,从来没有见像《红楼梦》中的人物之给人印象那样深刻的,一闭眼睛,那些人物就活现在那儿。……无怪乎像毕树棠先生告诉我,人读了《红楼梦》,仿佛看电影,人读了《水浒传》,却像是看大戏,电影和我们的生活是相近的呀……”③以此促使作为普通大众的读者通过展现自身阅读观感时的文化心态,来重建自身的社会角色或文化身份。

从李长之首先探讨曹雪芹的艺术观、次及《红楼梦》“活的语言”及“国民文学”的艺术品格,再到分析《红楼梦》如何在人物形象与心理刻画等方面深切感染读者,此类品读思路强调的是以《红楼梦》来探讨古典小说如何描摹超越时空所限的“为人生”等思想的现实启迪意义。这种诠解导向在现代读者品评《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思想内容时往往具有一种普遍倾向。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1934年)就曾说:“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为艺术而艺术,我们认为这是真正艺术家的金科玉律,因为不如是,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至于‘为人生而艺术等等的问题,这是批评家的事,作品成熟后,他们可以用各种主义、各种思想来分析认识。”强调读者应从“为人生而艺术”的角度来深究《红楼梦》的艺术特征。而《红楼梦》所写是需要通过语言来呈现的,故而李辰冬进一步指出:“我们人生的各种思想、各种情态,没不是用语言来表现的。语言,是表现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最直接的东西。”又说:“言语,是表现思想最活泼、最丰富、最真切的东西。”由此,《〈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一文重点探讨了《红楼梦》“美的风格”与“诗的风格”。此举是李辰冬强调曹雪芹是“完成了艺术的使命的诗人”等观点的直接体现。①

总之,在现代读者阅读批评时“为人生而艺术”的解读策略促使其不仅能够多角度发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更使得“为人生而艺术”的时代变革呼吁深入现代人日常的阅读活动中,从而促使相应的文学变革主张在现代读者开展小说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引起”“予以”“博得”等主观能动性的方式来生根发芽。王家棫《〈红楼梦〉之结构》(1933年)一文曾说,“小说所以表现人生者也,然非抄袭人生之谓。盖小说家必抉精汰粗,具取舍之明辨。当于林林总总之人生现象中选择其最足以感动读者心魄之情节,则表现之,苟不足以动人心魄也,则加以想象之补救,又须同以作者所欲表现之中心思想为依归”,《红楼梦》以“爱情为中枢”而“必能引起读者愉快之感”,“以悲剧为结局”而“予读者以新颖之刺激,其能博得同情也宜矣”,甚至“以使情节曲折而变换读者情感,使之不厌不倦者也”。②这种感动读者或刺激读者的方式与内容就源于《红楼梦》对日常生活与人生的细致、真诚的刻画,也源于读者喜阅之同情的作用,从而满足了现代读者的日常精神需求。可以说,此类阅读方式带动了现代读者“于书中触类求之,必当有更多之发明”,从而以自身的阅读见解来展开《红楼梦》文本的多维解读与多元价值构建,推动“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阅读见解的极大张扬。

二、“为人生而艺术”与《红楼梦》现代品評的特征

虽说现代读者进行《红楼梦》的阅读批评时,突显《红楼梦》言语的作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③等文学变革需求有直接的联系,但从阅读史视阈看,正是源于日常的生动的“活的语言”,才更容易引起读者阅读时的细节感动与精神共鸣。正如《〈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所指出的,《红楼梦》的“文字是从日常语言中产生的,然较日常的语言还要自然,还要流畅”,④因此《红楼梦》文本所写各色人等的言语、对话、人物形象皆具有一种日常生活化的自然流露,以致于能够促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随时进入《红楼梦》文本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中感受之。而此类日常而自然的言语促使《红楼梦》文本在对常见“人生现象”的精炼书写与集中展现时,更能以一种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方式来驱动读者喜读常感的日常品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现代读者谈及《红楼梦》“为人生而艺术”时,并不注重深入剖析《红楼梦》“为人生”的详节,也不去探讨“为人生”如何影响《红楼梦》的文本写作,而是强调《红楼梦》涉及“为人生”的文本对于读者自身的触动作用,以便突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具有超越时空与阶级的特殊品质,从而为现代批评者以“为人生而艺术”诠释文艺作品时,在文学批评的实践环节中寻求一种可靠的传统思想资源及其批评方式的时代必然性。

同时,现代读者之所以广泛赞扬《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往往是看到《红楼梦》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去塑造一个真切可感的“艺术世界”的努力意义。正如韩侍桁《〈红楼梦〉之谜》(1934年)所言:“《红楼梦》这书的艺术的魅力,它能把一种艺术地制作出来的故事,使读者确信那是绝对真实的事件,由此强有力地传达出它的感染力,更因为他所记录的时代或社会是封建的,他制作的艺术方法是封建的,最特殊的是他使用了许多的宗法社会的艺术的象征的方法,所以在读者的心中总是复活起封建社会的魔力。”《红楼梦》以“象征的方法”来“复活”特殊社会的真实场景,被称为“表现出中国民族对于艺术的整个的观念”,以至于现代读者在一种情感共鸣的阅读过程中能够完全体认《红楼梦》文本的艺术魅力及其所塑造的“艺术世界”。①李辰冬在《〈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中亦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也是因为他描写了整个的宇宙”。②应该说,不论是“中国民族对于艺术的整个的观念”之定位,还是“描写了整个的宇宙”之赞许,抑或是认为《红楼梦》“人物的造成,固然都是取材于中国人的生活,最富于中国性的,然人物造成后,他所象征的是一种人性,所以又是普遍的、世界的”③等推崇,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评判《红楼梦》对“为人生”的书写,以至于肯定《红楼梦》并不会因现代读者知识结构的差异而形成品读的障碍,最终有效消解了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的时代隔阂感。而突显《红楼梦》是“普遍的、世界的”等做法,并强调“最富于中国性的”的“人性”象征,即带有激活传统文学作品的当下典型意义来建构与西方文学作品及隐含其中的人文精神相抗衡的考量,以便保持一种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性”诉求。④

当然,现代读者基于“为人生而艺术”的视角来品读《红楼梦》时,除上述关注曹雪芹的“文学的见解”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外,时人更是从教育、经济、社会、文化、习俗及“西洋文明”等多角度,充分挖掘《红楼梦》是如何再现“封建时期”的各种社会状况与人生境遇的,乃至尝试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等小说重要人物的“人生观”。例如,纯朴《〈红楼梦〉的教育观》(1935年)一文试图“站在教育的立场”专门探讨《红楼梦》中的“教育材料”,提出了“《红楼》内包各种事务,富蓄许多常识,应如何利用它,以增益青年智慧”,“《红楼》上的人生观(或气质),都是那(哪)些畴型?其劣点皆如何?俾青年由观察而内省,不至受其暗示”,“由《红楼》之儿女间用情,及其间变态性征,应找出那(哪)些特殊因素,用为实施性教育的根据?”等13个“由个人受《红楼梦》的影响和我对它的感觉与观察”而提出的问题。⑤这些问题的提出皆是对彼时青年教育而言,亦具有强烈的当下指向性。由此看来,现代读者对《红楼梦》所写人生与世界的当下品评,不仅是建立在现代读者“理解之同情”的阅读之后,而且,充分展现了《红楼梦》作为现代读者或进行文化变革、或价值观重构、或教育方法探讨等诸多变革探讨的一种重要“中间物”,成为现代知识群体寻求彼时社会转变与安顿个人心灵的重要凭借。

这种普遍存在于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时的联想现象或想象手法,导致现代读者对《红楼梦》的品评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与彼时社会变革的各种需求相联系。上文已述及李长之以“国民文学”来评价《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即是个中典型。而时人圆明因笃信老梅所著《石头记真谛》“为民族革命文书”,而将老梅《〈石头记真谛〉序文》(1935年)一文刊载于《革命公论》中,希冀“唤醒我民众之精神”,更是直接宣称《红楼梦》的写作真谛“关系平民精神”,期以《石头记真谛》来唤醒“亡国之可悲”,以“刺激人心”而意图“将来影响于社会”。⑥可见,“为人生”思想所诱发的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时形成的各类解读意见虽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但关注“人心”与“精神”的普遍诉求则使《红楼梦》的现代品读与“五四”以来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代呼吁保持本质的高度一致。

学界一般以为,“以‘五四为起点的现代性文学的巨大意义,首先在于它显示出中国文学从整体上成为了‘人的文学,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学,体现出了文学所应当有的人道主义的本质;而由于成为了现代‘人学,也使它在整体上比古代传统文学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学的审美本质”。①这种突出“人学”或“人性”的社会思潮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更是左右了现代文艺批评者品评文学作品的关注重点。而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将《红楼梦》的终极价值归结为书写人的“生活之欲”及其所导致的“苦痛”与“解脱”之道后,②《红楼梦》与“为人生”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时的最主要的“期待视域”,也是现代读者品读意见表达的重中之重。③不过,与鲁迅强调文学创作“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而意图将“为人生”与“国民性批判”及“立人”目的相联系④等现代文艺批评思潮所不同的是,现代读者品评《红楼梦》时虽然也从“人性”、人格(或气质)或“人生观”来品读《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及其社会价值,但往往强调《红楼梦》文本具有一种引导读者自身“为人生”的导向,以至于更注重描述或归纳《红楼梦》如何描写一种易于引发读者共鸣的“艺术世界”及其高超的文学手法、典型的审美特征,反而较少以“为人生”来推行“立人”目的。故而,鲁迅在《小说史大略》(1920—1921年)中以“国民性改造”及“立人”目的对《红楼梦》做出“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⑤的评价,并非现代读者的常见品读意见。应该说,“为人生”的认知虽然是现代读者将自身品读《红楼梦》与彼时的各类社会思潮相联系的重要一环,但此类联系往往表露出一种浅显的勾连,亦非以强烈干预彼时社会变革为最终目的。闻天在《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1921年)中所言:“《紅楼梦》底著者,他是人生底罪状底宣布者,而同时又带有指导的意义在内。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底记述和描写。”⑥此类肯定《红楼梦》对于“人生的经验”与“人生的观察”的描写而意图回归读者自身有关人生的思索即是个中典型。

总之,“为人生而艺术”促使现代读者有意识地挖掘《红楼梦》文本所涉及的“为人生”内容,在能够引发现代读者进行精神共鸣与情感体验的同时,促使现代读者连带涉及《红楼梦》“为艺术而艺术”的努力及其审美价值。而现代读者对审美价值的强调又是在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唤醒我民众之精神”之类的公共诉求。此举就导致现代读者根据彼时社会所需而将《红楼梦》的文学文本径直转化为一种社会文本或历史文本,强调《红楼梦》的阅读批评应与彼时国家自强、民族自立的公共政治领域相联系等“公共表达”,以致于促使其重新发现或建构一种符合现代价值或思想特质的《红楼梦》意义体系。此类举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代文艺批评思潮对时人知识结构的改善乃至文学鉴赏能力的提升是有所帮助的。然而,诸如“为人生而艺术”等高深的理论问题未必成为包含社会精英阶层与青年学子乃至知识水平有限的一般民众等绝大部分现代读者所擅长的领域,或成为其主流的价值认知,由此导致《红楼梦》现代批评的认知混乱或价值多元的不良影响亦是普遍存在的,这典型反映出现代读者借用各种社会文化来建构中国式文学阐释形式与价值体系的艰难探索。

三、“为人生而艺术”与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的“为人生”思索

从现代读者借用“为人生而艺术”的思路来表达自身的个体阅读体验看,“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在时人当中形成了广泛影响,最终导致现代读者品评《红楼梦》“为人生而艺术”的时代价值时,又反过头来强化《红楼梦》文本之于读者个体践行“为人生”诉求的精神意义。以对人生意义及其存在方式的思索为切入点,现代读者意图从《红楼梦》文本中挖掘其所写“为人生”内容的特点及意义,以便从中寻找一种个人审美愉悦性之外的心灵安顿或思想解脱等精神活动。这种做法与郭沫若《生活的艺术化》(1925年)所谓“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而“养成美的灵魂”①颇为相似。在上述品读过程中,现代读者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往往在品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碰撞与精神促动。当现代读者渴望《红楼梦》文本世界的现代再现时,读者日常的精神焦虑或情感焦虑就会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变得严重起来,以致于读者努力肯定《红楼梦》文本世界的好,而抱怨“周遭世界”的种种不合理,最终将此类精神获取的愉悦感与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忧虑、对当下社会的抱怨或抨击交织在一起,并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公开。

20世纪20年代,许多读者常常借助《红楼梦》阅读来探寻个体人生的存在意义,思考个体如何“为人生”地活着。既澄在《〈红楼梦〉最后几回》(1921年)一文中曾自我剖析道:“《红楼梦》最后的几回,是我所常常读的,可是我每读一次,心里便要作恶好几日!我对于人生问题,也曾下过两年多的苦功夫去研究他,而我心中的疑虑、烦懑和恐怖,却还是同未曾研究时一样。直到今日,我不能不暂时认定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了。……我们便不能不从自己的主观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中,自己寻出一种安心立命的地方来,以自图慰解。”而后该文话锋一转,说:“我提起笔来,本来是想说一些看过《红楼梦》最后几回的感想的,不料下笔不能自休,便说了这许多题外的话。”然而,文末针对贾宝玉的出家问题又说:“我认定人生在世,第一件事,就是要各人和各人拿感情来互相维系。破坏了感情,就无异破坏了人生。如果全世界的人能够一齐自杀,靡有孑遗的,那也是很好的事;如果这件事不能办到,我们就要热烈烈地以感情来维系我们的兴趣。”②通观既澄的撰文缘起及目的,显然是借《红楼梦》后几回内容来追问个体活着的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强调以热烈情感来维系个人兴趣爱好等积极人生观的重要意义。纵观此文,大多时候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展开写作,文中内容亦多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悟或心态流露,虽然其以“为人生”为诉说对象,但最终尝试解决的则是个人的生存价值。

据此而言,现代读者挖掘《红楼梦》“为人生”的特征,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引发读者精神共鸣的文本。也就是说,现代读者提及《红楼梦》的“为人生”思想时,往往表现出其自身对《红楼梦》所写“为人生”等内容的一种品读兴趣,以至于在只言片语的阅读观感中寻求一种可以深入表达个体阅读体验的有效方式,从而在述及“为人生”与《红楼梦》的关系时发布自身的心灵感悟、思想认知等阅读感受,最终以“为人生”的时代呼吁为凭借而寻求一种个体代入《红楼梦》文本的“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因此,现代读者亦以“为人生”来追问人为何而活、人应当如何而活的哲思。陈铨《尼采与〈红楼梦〉》(1941年)一文将尼采与《红楼梦》的人生态度进行比较:“曹雪芹和尼采是人生两个极端,《红楼梦》和《萨亚涂师贾》始终对天才说法。天才是人类的精华,是推动文化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指导群众的司令官。他们到底采取曹雪芹的态度还是尼采的态度?愿意作贾宝玉还是愿意作萨亚涂师贾?愿意过消极解脱的人生还是愿意过积极精彩的人生?就是社会文化上最严肃最迫切的问题了。”由此发出“我们应当走哪一条道路呢?我们仔细想过没有”的哲思追问。③此举虽然触及了“为人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但也仅限于停留在一种文人式的空谈之中,甚至对《红楼梦》等典范作品如何推动普通民众“为人生”的精神启悟与社会文化的积极发展等核心话题仍不曾涉及。现代读者谈及《红楼梦》“为人生”的话题,显然更关注“《红楼梦》的特色就是以悲剧作结,使人读之有一种怅惘低徊的情绪,替一个可怜的红颜薄命的女子发生无限的同情心”之类人生难为式的同情姿态,或“直觉的享受其审美的愉快”等感受。①从这个角度讲,现代读者基于“为人生而艺术”来品读《红楼梦》时,试图据此建立起一个阅读的文学语境,进而超越单纯的一般性阅读而尝试进行文学意义的确定性阐释,以便在寻求《红楼梦》文本意义的行动中寄寓劝说或教化自我及他人的精神倾诉。比如,刘冰弦《贾宝玉的烦恼》(1944年)认为,“曹雪芹的写《红楼梦》,正是表示曹雪芹在现实压迫下的苦闷”后,所言“贾宝玉去了,他唯一的遗训,是教人失望时遁身空门,我们却觉得更要积极些,要研究学术,研究社会,看这问题发生的症结所在,来解决这问题,不是看见了墙就转头,倒是要破了这墙,成一条路”,②就典型代表现代读者借助《红楼梦》探讨现实与理想相矛盾之后如何维系人生的思索过程。

可见,现代读者由此品评到《红楼梦》的诸多意义导向,其实皆存在读者超越《红楼梦》知识的限定而进行个体人生道路思索的影响因子。这种影响因子的普遍存在正是特殊文艺思潮或社会思想广泛影响当时读者的一种外化表现,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态,最终促使现代读者借此进行个体的心理调试与价值观重构。它强调在“为人生”的主题下思索《红楼梦》文本的存在价值与读者阅读时的双向交流,突出一种情感共鸣式的“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1947年)所言,“我们看《红楼梦》,不啻在读一部伦理的或哲学的书,其深刻、其隽永、其引人入胜,实令人发为无限同情,而有深获我心之感。因此,探讨《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似乎不是一件丝毫没有意义的事了”,③就强调“深获我心之感”的文本交流环节及其精神摄取。谢紫在《重读〈红楼梦〉》一文中更是发出一种“生之挽歌”的人生感慨:“我现在不禁想象《红楼梦》的作者,在夜阑人散时对空虚凝眸;在空虚中回忆一所繁华的宅第、一座很深很深的侯門,以及深锁在侯门中的人物。那些人物的生活曾经是那么热闹,现在却只剩了空虚中的一片繁华、回忆中的一片色彩。也许是为了爱和美吧,宝玉和黛玉的故事被写成一支生之挽歌!”④凡此种种,皆是现代读者借品读《红楼梦》进行“为人生”思索的典型行为与心态表露。

总而言之,从现代读者热衷于从“为人生而艺术”的角度进行《红楼梦》品读的举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因《红楼梦》之于“为人生”的书写及其在爱情、悲剧等方面所形成的强烈艺术感染力,现代读者颇为喜读《红楼梦》,并在品读时借以进行自我情感或思想的宣泄;同时,得益于《红楼梦》的受欢迎程度,现代文艺批评的若干理念能够作为品读《红楼梦》时的思想指导,以便从现代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知识结构来重新挖掘《红楼梦》的文本内涵与艺术魅力。而现代读者以“为人生而艺术”的思路来品读《红楼梦》时,并未对《红楼梦》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哪些深层次内涵等方面做出十分细致的深究,而恰恰是带着一种模糊认识来强调、肯定《红楼梦》带有“为人生而艺术”的某些思想因子或书写倾向,以此作为自身心灵安顿、情感排遣或思想表达的一种思路。

结语

基于“为人生而艺术”来品读《红楼梦》,表明现代读者作为知识的主要承继者与传播主体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个体先觉的倾向。现代读者在品读过程中对社会发展、人生意义的追问,说明现代读者的精神启迪或思想觉悟在现实社会环境的制约下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深刻批判力的反思,更无法在理想实践与社会变革的双重压力下占据一种社会话语权的中心地位,以致于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仍旧存在周作人所谓“读书人捧牢书本,只知道说那一套正宗的空话,对于眼前的人情物理全不了解,误了多少大事”①等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书斋式阅读现象。应该说,“为人生而艺术”虽然推动了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时的多元认知视角,此类认知视角也客观上带动了现代人对《红楼梦》的细读热情,但是,《红楼梦》现代接受的史迹往往只是呈现一种诸多个体相似阅读行为的集合式特征,難以骤然断定“为人生而艺术”等现代文艺思潮对现代读者在品读《红楼梦》时所形成的有关个人切身经验与彼时社会结构相冲突等情形的实际调节效果。不过,通过对人之欲望的刺激,现代文艺批评者也意图通过“为人生而艺术”之于《红楼梦》的关联性,来推动当时之人广泛接触传统文学作品及其正确的阅读方式,尝试规范文本的诠释维度,以便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寻求相应文艺思潮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相关文艺思潮的存在正名与内涵建构。这最终有效地扩大了相关文艺思潮的社会传播范围或接受认可程度。

要之,“为人生而艺术”与《红楼梦》的现代品读导向的双向互动,表明一种社会文艺思潮的流行与获得认可往往可以借助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品评来进行细化,以便推动个体接受者通过具体作品展开相应的人生思索与探讨人生存在的意义。而读者个体对人生存在价值展开思考的过程,有助于细究文艺思潮形成社会影响的方式、路径及其接受的有效性,亦可探讨经典作品如何借助一定文艺思潮推动的契机来影响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文化趣味与艺术品位,以便探讨现代读者尝试勾连古今中外各类社会文化、人文精神与文学品评诉求之间的融通方式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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