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石

关键词：增补阐释;公共阐释;德里达;非理性;中心

“中心”代表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极真理”，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它有一系列同义替换概念，如“存在、本质、本原、真理、实在，以及干脆就叫做逻各斯”等，①是形而上学借助理性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在阅读和阐释活动中，“中心”或者说意义的确定性是传统理性阐释活动的本源，也是当代非理性阐释试图解构的对象。自尼采起，由理性所界定的中心性、结构性和符合性真理以及这种真理所带来的认知和阐释行为便开始遭到质疑;②这种质疑被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现象学所继承，并由此将阐释的存在论意义视为解构或解析（Destruktion），①即将诠释的视野置放于当下而非中心，使当下能够被直观把握并显示自身;②直至德里达解构主义中的非理性、延异、增补、游戏等概念的出现，彻底将以认识为目的的阐释扩展到理性之外。德里达认为：“中心并不存在……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③于是在当代阐释活动中，对本源的颠覆和中心的缺失即原文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缺失，成为文本的本质属性，也是阐释出现的根本原因。这种阐释观消解了文本意义稳定的中心和边界，将视野放置于处于非中心部分的阐释，形成了具有增补意义的阐释。

增补阐释由“增补”和“阐释”两部分构成。“增补”④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逻辑方式，指的是中心意义缺失状态下阐释的弥补。增补的逻辑着眼于边界的模糊性、内外的含混性、二元的差异性而非等级性，可为当代阐释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在阅读过程中，文本中心意义的缺失是德里达增补阐释的前提，它表征于文本的疏异性，迫使阐释成为“中介”。⑤在这一语境下，阐释的目的就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性认识，阐释的发生原理和有效性问题就需要被再次考察，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在中心缺失的状态下，以认识论为目的的阐释是否可能实现？若阐释的意义不再具有中心，那么阐释和原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理性为指导的阐释在非理性语境下如何实现？中心缺失的阐释是否有自身的局限性？

阐释是对原始文本和先前解释的补充说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增补，而这种增补本身又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文本。在德里达的语境下，阐释本身的增补性以及这种增补本身的文本性使阐释获得了建构性和公度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在保证了阐释本身有效性的同时，又使阐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意义”。⑥但与此同时，中心意义的缺失也使增补阐释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增补超越理性的本质使阐释作为非中心得以在场并逐渐背离文本，变成了无限的延异和游戏。这样，增补阐释本身也体现着德里达思想中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双重特征。

一、中心的缺失与文本的疏异性

德里达主要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内外关系来处理中心的问题。理性，如逻辑、推断、分析等，代表着形而上学体系的中心和在场;非理性，如情感、潜意识、直觉等，则代表着解构主义的增补和延异。德里达试图通过颠覆哲学中理性和非理性既定秩序的方式颠覆中心的在场状态，使阐释成为意义悬置并延异的增补链条。

在德里达的语境下，导致中心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理性和非理性边界的模糊，即理性并非是具有绝对中心性和封闭性的整体，非理性甚至可以成为理性的前提。总体来说，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代表着某种绝对的普遍性和形式化，是对非理性的抹杀和压迫。①理性自近代以来普遍被认为是人在决定和判断时所依赖的基本结构，能够产生知识：“理性能够从某种自明的先天知识或第一原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自上而下地建构起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②而德里达却认为，决定和判断的本质是一件超越理性范围的“例外”，属于非理性的范围。如果任何情境、条件、语境都能够依据理性来系统化和结构化，那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差异性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决定的时刻必然也是无知的时刻。③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理性活动，在决定的瞬间，非理性已经进入理性的区域。而哲学传统对非理性的强行排除或者说强行的内外划分，使理性被塑造为具有中心性的整体。

在阐释活动中，中心意义的缺失使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判断出现不确定性，直接体现为文本的疏异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迫使阐释对其进行进一步说明，阐释由此获得了增补性：“当人们面对充满疏异性文本企图获得理解时，确当的阐释能够给予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④疏异性在某种意义上阻隔了意义的正常获取，造成了意义的裂隙;然而在另一種意义上却开启了阐释，即一种对裂隙的补充。文本的疏异性为增补阐释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基本条件，而增补阐释作为文本的补充则与文本一起形成了具有共同基础和含义的动态集合。文本的疏异性具体见于文本的两个层面：原文本的疏异性和阐释文本的疏异性。

1. 原文本的疏异性

阐释作为“精神和人文科学基本呈现方式”，⑤其能够发生的一个具体原因是文学文本或者说原文本的疏异性。原文本的疏异性被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所放大，在修辞中带来了语义上的悬置和张力，被德里达视为文学作品的“不可读性”。在审美领域，中心意义的缺失即体现于不可读性之“无”。德里达认为康德审美判断之“无目的性之合目的性”之所以成立，关键就在于这个“无”：“美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无，亦即关于目的之无知识。……这种无其实不是一种欠缺，反而是美之为美的必备成分。”⑥文学文本的审美意义和合理性都基于一种“缺乏”或“无”，文本的无目的性使它无法与任何现实中的目的相关联，从而造成了文本本身与读者在获取文本意义时的不对等性。“无”开启了对文本意义的追寻。

从根本上来说，由原文本的“无”带来的“不可能”或“不可读性”是文学作品能够产生多重和开放意义的前提。“不可读”并没有否定文本本身意义的产生和它的连贯性，它与“可读”并非对立。德里达表示：“不可读的东西（unreadability）并没有阻碍阅读，也没有令阅读滞留于晦涩的表面;反之它重启了阅读、书写和翻译。”⑦不可读性为文学文本被继续阅读提供了条件，它使文本阅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乃至是无限的。显然，阐释就在这种不可读性中被开启，并且是多次乃至无限的。不可读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无限性：它意味着读者无法马上获得文本的“正规意义”，⑧它的存在使正规意义被推迟和延后，文本的意义总是在朝向正规意义的运动中，即在将被读者获得和被推迟两种状态中不断前行。

2. 阐释文本的疏异性

开启阐释的另一个原因是阐释本身作为文本的疏异性，即疏异性并非原文本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所有文本之中。只要文本之中存在着裂痕，就有疏异性存在的基础。因此，不仅文学文本开启了阐释，阐释同样也能够开启新的阐释，这是中心缺失和边界模糊所带来的结果。

阐释文本意义的疏异性使已知的、固定的文本与未知的、动态的阐释之边界出现模糊：一方面，阐释对于原文本处于不足的状态，阐释自身的历史性使某一特定阐释必然无法成为对原文本的完满性阐释;另一方面，阐释对于原文本也处于一种解构主义意味下的溢出状态，即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使某一文本不能总是按照阐释者所期待的那样恰好地指涉其所想指涉的内容，“文本溢出所有到目前为止加诸于它身上的限制，它溢出于所有被设定为与书写对立的种种界限”。①德里达认为，整体笼罩在形而上学之下的艺术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内外对立为基础的话语，②那么审美领域真正应该考察的就是这种内外划分，即艺术作品的“边框”（parergon）问题。德里达认为，任何“中心”都伴随着边框，如果颠覆了边框的附属地位，中心的核心地位也就不复存在。边框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边框具有可见性，它的出现使艺术作品区别于周围物体，它是完整的艺术作品的补充，同时又是艺术作品显示其自身独立性的标志;二是边框具有不可见性，即边框的作用是使艺术作品站出来，因此它必须要消失在背景之中，让人意识不到其自身的存在。“它（边框）的出现就是它的消失，更准确地说，它以它的消失实现自己的出现，它的消失就是它的出现。”③于是，边框作为“美”的边界其本质实际上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依赖边框所建立的审美意义乃至扩大到整个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意义也如此，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稳定性和普遍性。这样，在理性审美领域内的边框成为人为的附加，而依理性所产生的真理和意义的有效性也就被限定在边框之内。当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框不再清晰、内外分界不再明显，反思判断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在边界处破裂。单一的阐释无法覆盖原文本意义的所有可能性，走向完满性的阐释必然是数个文本的交织、重叠、覆盖、补充，即阐释的集合。

总的来说，中心的缺失导致非理性进入阐释的视野，以理性和非理性交织而成的解构主义理性成为德里达试图颠覆形而上学阐释活动的尝试，以理性为核心的阐释的认识论意义在中心缺失中也显示出离散和延异的特征。由于文学知识“在形式上是关于对象的言说，而在實质上则是对于主体的一种自我言说”，④因此当围绕理性而构建的主体性不再一致，文学知识在德里达的增补阐释中也逐渐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中心的缺失及其根源性的非理性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理解后现代语境中语言和阐释之原理的依据，是对当代开放性和多元性解读的必要手段。张江认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非理性因素一直在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非理性主义将它从被忽视或遗忘的角落挖掘出来，引起关注，这对于打破惯常理性所造成的单一思维模式、对于建构更加全面客观的文艺理论体系，当然不乏积极意义。”⑤增补作为德里达思想的核心概念，就能够为解释增补阐释的建构性和公度性意义提供一定的思路，同时也是理解当代阐释走向反理性的关键。

二、具有建构性和公度性的增补阐释

增补阐释由增补和阐释两部分构成，前者旨在勾画阐释的动态建构性，后者旨在说明阐释的书写公度性。德里达对中心的解构、对非理性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他对理性的彻底否定，与之相反，解构主义自身的确立无法脱离前人的理性思考，“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去动摇形而上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没有对这种历史全然陌生的语言——任何句法和词汇;因为一切我们所表述的瓦解性命题都应当已经滑入了它们所要质疑的形式、逻辑及不言明的命题当中”，①任何解构行为都是依附形而上学而确立的，这也是德里达所谓的“解构的寄生性”。同理，增补阐释对中心的补充也是一种介于文本意义内部和外部并走向未来和不可知的活动。

1. 补充和替代：阐释作为增补的建构性

既然阐释的开启源于文本的疏异性，那么阐释就可以被视为对这种疏异性的增补，它使充满断裂、空白、缝隙的文本变得丰满，是试图补充中心意义的尝试。阐释的这种增补性使阐释的集合处于一种动态过程当中，新的阐释总是在原文本和先前阐释的基础之上形成。

“增补”主要由两层含义所构成：一是增补，二是替换。②德里达认为的增补既有着一种“技术的增补性”，同时也具有“替代功用”。③罗伊尔认为：“增补，就是添加于事物之上的东西，用以丰富被增补者的内容，同时它也只不过是‘额外之物。增补既是一种‘过剩，也是完好无缺的状态;它令完好无缺更充盈、更充足，同时它又弥补了某种缺乏，就好像一直有一种空洞有待它填补……”④就阐释的增补性来说，其补充层面主要体现在阐释与原文本的关系中，而替代层面则体现在新的阐释与旧的阐释之关系中。

具有补充和替代双重意义的增补逻辑暗示着一种动态的建构性：增补总是在事物的边缘和交界处运行，它使事物更加丰富和完满，即补充;同时它也在这种走向完满性的过程中改变了事物的内部，从而赋予其新的意义，即替代。德里达在对增补的论述中以卢梭的《爱弥儿》为例，写到他曾经用亲吻床和窗帘及家具、卧倒在地板上等行为来弥补缺失的母爱，这种行为实际上具有补充和替代双重意味。卢梭用亲吻等方式的初衷是补充生活中母爱的匮乏，而这个行为本身对于卢梭来说却是对“母亲”这个原文本起到替代的作用。⑤德里达认为，增补的第二种意义与第一种无法分开，因为增补从原文本的角度来看是补充，而从增补自身的角度来看则是替代。于是，增补通过补充和替代的双重特征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它在本源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形态，在指涉原文本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存在。

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批评作为一种阐释、一种思考批判话语，⑥遵循的正是这种增补的逻辑。作为对文本的增补，阐释与原文本、阐释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补充和替代两个步骤入手。首先，从原文本的角度来说，阐释的补充性意味着对原文本的丰富，这种丰富使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更加完全，是通常意义下对文本意义的补充。从这个层面来说，阐释的范围不断扩大是阐释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集合其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增补活动不针对封闭系统，而是对某种看似封闭系统的增加。疏异性和开放性是文学文本的本质属性，因此阐释的增补并非多余，而是使之前的意义集合变得更加丰富。个体的私人阐释、大众的公共阐释以及学术性的理论阐释，共同构成了建构性的阐释集合。其次，阐释的替代性即随着对某一文本的阐释集合不断丰富积累并深入读者的理解时，阐释便获得了某种自身的独立性。当读者在阅读阐释文本（如文学批评）的时候，他获得的是由阐释文本所带来的原文本的意义，阐释文本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替代了原文本，成为读者获取意义的源头。就目前的阅读和阐释活动来说，文学阅读这一本来属于读者自发的理解活动，随着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逐渐呈现理论化、体系化和概念化的倾向。在相当一部分领域，理论的语言已经代替了文学的语言，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杂多性被理论概念的统一性所抹杀。在这种情况下，阐释就成了文本意义的替代。

增补的替代意义决定了阅读活动和阐释更新的无限性，它作为在场不断地丰富原文本和之前的阐释。这意味着在德里达的语境中，文学作品作为原文本，虽然有着中心重要性，但却无法解释自身，于是文学批评获得了和原文一样的在场性。而当文学阅读成为依附理论才能够进行的行为时，即理论话语彻底代替了文本意义，就产生了“强制阐释”的阅读行为，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①的文学阐释活动。增补阐释的替代性覆盖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替文学作品言说了自身，形成了德里达所谓的“补充物不仅不是被补充物的附庸，而且正相反是被补充物的存在前提”。②

于是，增补性使阐释获得了自身的建构性，即增补的本质使阐释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原文本总是能够开启多个阐释，从而衍生出基于之前阐释的更多阐释，成为能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的阐释”。③这样，阐释总是多个阐释的集合，并处于被补充和被替代的扩充过程。阐释区域内的文本相互联系，相互指涉。这个区域在补充中被扩大，阐释的内容在替代中被修正，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完满。

2. 文本和书写：阐释作为增补的公度性

阐释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活动可以分为书写和言语两种形式，阐释也因此分为书写的阐释和言语的阐释。德里达认为，声音和书写最终都可化约为符号的延异。从符号的角度来说，书写先于声音，更接近源头，这种书写作为差异之源被他称为“元书写”。④相比于言语阐释，书写的阐释是一种具有可重复性的阐释。书写使“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⑤ 从而赋予了书写的阐释以公度性;言语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是在场的直接表达，但正是其直接性导致言语是不具有可重复性的表达，言语的在场必须依赖于说话人的在场，因此这种言语的阐释不具有阐释、对象、接受之间的共通性。在多数情况下，能够进入公共视野的阐释基本以书写的形式出现，如历史记录、书籍撰写、论文发表等途径;而经典的言语的阐释也通过转化成书写而获得了在公共视野内流通的可能性，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方语境中的《理想国》和东方语境中的《论语》。德里达认为，在形而上學中被视为语音之增补的书写并没有因其增补性而成为间接表达，文字反而使书写获得了某种语音所不具备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赋予书写以可重复性，从而使阐释成为具有公度性的文本。

阐释之所以具有公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语言符号能够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流通和被理解，具有可重复性。书写的根本特征在于作者的缺席，作者的不在场赋予书写以可重复性。可重复性根植于符号的内部，如果符号的意义只能发生一次，那么它就不具有被共通理解的可能性。德里达认为：“实际上，当我如人所说真正地使用词的时候……我应在游戏开始时（在）重复的结构中进行使用，而这种重复的因素只能是再现的。……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不是一种符号。”⑥可重复性与文本的疏异性密切相关，文本的疏异性赋予文本得以流通的生命力。疏异性使文本被重复阅读，并在这种阅读中不断产生新的意义的可能性。一个文本是否出色，在于它有没有能力制造意义的同时不被意义所耗尽，⑦文本与文本之间所体现出的不同和伟大之处就在于这种能够在无限意义中“活下去”的能力。因此，疏异性和可重复性是共存的。

同时，文学作品的疏异性所带来的阅读过程中理解和阐释的无限性，究其根本，在于书写中可重复性的非同一性。伊格尔顿表示，符号必须始终都是可被重复的或可被复制的，符号的复制既是自身同一性的组成部分，又是割裂自身同一性的东西，因为一个符号总是可以在一个改变其意义的不同上下文中被复制出来。①非同一性寓于阐释的可重复性之中，它的独异性既开启了阐释，也赋予阐释以开放性。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和表达都不是专属于其自身的，德里达认为：“作者以某种语言和某种逻辑写作，他的话语本质上完全无法支配这种逻辑的体系、规律和生命。他在使用它们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勉强受这种体系的支配。阅读始终必须关注在作者使用的语言模式中他能够支配的东西与他不能支配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作者尚不了解这种关系）。”②这样一来，阅读或者说阐释就不再属于对作者意图的揭示，因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对文本不具有完全的支配权，作品的意义总是处于溢出作者意图的状态。

由此可见，无论是增补阐释的建构性还是公度性，其前提都是中心缺失所导致的文本的疏异性。中心的缺失既是增补阐释得以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导致阐释走向相对性和自我矛盾性的根本原因。缺失的中心使增补的本质是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这种“割裂自身同一性”的特征暗示了增补阐释最终会以对差异性的强调而走向延异;增补的内外双重性更多关注于增补的动态建构过程，并未对其自身的意义设定界限，也没有强调增补与原文本在意义上的相关性。因此，德里达认为“某些关联力量——通过距离的多样、力量的不同和道路的相异——能够联合语篇中‘在场的词语和词汇系统中所有其他的单词”，③即当一个单词、一个文本持有语言系统中所有单词和文本的痕迹时，那么它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被抹杀了。

三、走向反理性的增补阐释

将阐释视为增补，赋予了阐释以建构性和公度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增补也使阐释走向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和无序，反理性逐渐成为增补之链的发展方向。这种反理性的主要根源在于：（1）德里达对增补并未提出限定要求，使增补具有着相对性特征;（2）增补本质的自我矛盾性对理性的颠覆。“相对性”指增补阐释中“增补”范围的相对性，即由于中心的消失，任何文本都可以在不加限制和监管的条件下进入增补的领域。文本之间的痕迹是互相交错、互相联系的，这种互文性赋予文本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性。“自我矛盾性”指增补阐释中“阐释”作为书写的文本，是一种具有可重复性的符号，而符号的可重复性所依赖的却是割裂同一性的差异性，其反映出的解构主义逻辑亦是一种隐含着同一性的颠覆性。不同语境下意义的独异性是语义内部完整的保证，因此书写的可重复性是同一性和独异性的综合。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下重复的次数越多，其在各个语境下被赋予的当下的、独特的意义就越具体，这个词的意义也就越复杂。因此，阐释的出现是逐步走向其建构性和公度性的过程，但由于增补反中心的本质，作为增补的阐释走向相对主义和反理性。

1. 阐释之链的相对性

中心的缺失使增补阐释作为对原文本和之前阐释的补充乃至替代，弱化了阐释和原文本之间的联系，其具体表现为阐释数量之增加、阐释范围之扩大、阐释视域之延伸。然而在解构主义的理论中，这种建构性并没有被加以限制，而是以“延异”的状态处于差异结构的永恒游戏之中。对逻各斯中心和理性的反对取消了增补的界限，被增补物和增补物之间的关系折射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增补就在内部和外部的交界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里达的增补概念从历时的角度处理了阐释的生成和发展，然而却未从共时的角度处理阐释与阐释之间的关系。对共时性阐释的处理不仅仅是增补意义上的“加入”或“延伸”，其中涉及的更多是“比较”和“判断”，即在同时出现的阐释中，哪些阐释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对文本意义的探索、深化和澄清。在《增补的危险性》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德里达将增补的补充和替代序列称为“增补之链”，①意在说明原文本与阐释、旧的阐释与新的阐释之生成关系。“增补之链”这一说法暗示了增补理论中的线性关系，即旧与新的关系是历时的和衍生的，却忽视了阐释与阐释之间横向的、共时的比较。共时要求判断，而德里达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并且指出判断在此处的不适恰性：“这种偏离和解构的最初形式尽管服从某种历史必然性，但无法得到方法论或逻辑的内在保证。”②这也说明增补理论并不考虑阐释的恰当性和完整性，而更强调阐释的更新和对旧阐释的替代。

实际上，人类生存的集体性和公共性要求对共时性的阐释做出判断和区分，即以阐释对大多数人理解和认知的符合性和适恰性来判断阐释的合理性。否则，阐释只能以链条的形式无限制和无目的地存在下去，而阐释与人类公共视域的交集却遭到了忽视。帕尔默认为：“德里达的倾向是回避对话的风险，绕开与其他观点的相互作用，而且对伦理无动于衷，对人类行动之维漠不关心——而通过这些行动判断与决策制定是根本性的。”③伦理维度和行动维度关乎阐释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人类的公共视域中流通，关乎阐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关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是否能够行使文学作品对公众的教化和影响。德里达忽视了“共同体”这一概念对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的整合作用，即一种“对共同意义和共同参照系的分享（共识）”。④福柯认为，德里达的研究“代表了一个回光返照的虚无主义古老传统，即把话语化解为文本，而文本里面只有踪迹，只有白纸黑字。至于话语表述的事件和内容等等，悉尽不在话下，是给一笔勾销了”。⑤人类生存方式的公共性要求出现在公共视域中的阐释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而德里达的增补阐释却使阐释走向相对主义。基于原文本的阐释由于链条的延伸，使其逐渐走向理性的反面，阐释成为语言和差异的游戏，而与原文本的意义渐行渐远。

2. 非同一性的解构主义

可重复性寓于符号中的同一性和分裂性使书写成为具有自我矛盾性的阐释行为。通常来讲，能够在公共视域中流通的阐释以书写的形式出现，书写使阐释获得了公度性，书写的公度性依赖于语言作为符号的同一性。然而，符号之可重复性的基础是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独异性，即一种在原有意义基础上的意义的变化。可重复性代表着意义的稳定性，独異性代表着意义的不稳定性，两者在同一语词当中共同构成了语词的意义。在德里达的语境中，具有非同一性的独异性占据了语义的主导地位，其体现的是一种对同一性的刻意抹杀和忽视。这种非同一性在罗蒂看来尤其体现在德里达后期的作品中，即“后期的德里达将他的哲学思想私人化，从而打破了反讽主义与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干脆抛弃理论，不再试图将他的精神先驱们视为固定不变和圆融一体，转而使他们成为他游戏的玩伴，对他们加以恣意地狂想……这些狂想没有任何内在的深意，也没有任何（教育上或政治上的）公共用途”。⑥可以说，德里达的作品是全然回归于个人、自我和私人领域的，拒绝意义的同一性要求。

德里达对非同一性或疏异性的强调是打着非理性旗号来掩盖理性活动的反理性。德里达对非同一性的强调与其对非理性、延异的强调一致，都意在解构逻各斯和理性中心所造成的同一性、系统化和封闭性。然而，德里达本身对非同一性的强调亦可以看作同一性的体现。不管是否出于德里达本人的意愿，学界所公认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亦是对德里达理论的专名化。实际上，解构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形而上学的话语中处理解构命题：“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如何反身面对自己，如何邀请自己的主张？非同一性诉求本身是不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①非同一性作为解构主义的核心原则可以说从内部解构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而使解构主义复归到概念化和同一性的范畴中。从这个层面来说，理性仍然作用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德里达对理性的讨伐无法脱离理性的框架，其对非理性的一味强调也可视为解构主义对理性的一种暴力，是反理性的体现。

结语

在德里达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视野中，阐释成为增补的链条，获得了其公共性;在对原文本补充和替代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相对性和自我矛盾性。解构主义旨在颠覆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模糊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界，使两者互为补充。德里达在颠倒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内外区分的基础上，批判了形而上学体系中“中心的缺乏”，那么在场变成了非根源性的踪迹和对缺失的中心与本源的增补。于是，在文学批评范围内，增补就成为阐释的本质。阐释的源头首先来自文学文本的疏异性，疏异性要求阐释增补文本意义，其补充层面主要体现在阐释与原文本的关系中，而替代层面则体现在新的阐释与旧的阐释之关系中，从而使阐释具有建构性。阐释作为书写的根本特征赋予阐释以可重复性，这种可重复性使阐释文本获得了在公共视域中被理解的可能性，从而使阐释具有公度性。然而，阐释的增补在本质上使其具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无边界性的特征，并走向了无序、混乱和反理性：“印痕的意义就永远处于延宕、缺席和非在场状态，是所谓延异，是所谓差异之游戏。显然，解构主义发展至此，已经演变为一种彻底的反理性主义思想。”②德里达的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代多元语境下阐释的运行机制。然而，解构主义对文本和文字的关注却无法将阐释置于人的集体生活之中，对人类行为的忽视和理性维度的欠缺导致解构主义的内在不完整性。增补性使阐释获得建构性和公度性的同时，也是导致其走向“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