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

一个最好的时代，一定是动荡、危机与转变并存的时代。

——贾雷德·戴蒙德，2019年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世界范围内充满变革的一年。从发生的各种事件来看，这一年，资本主义经济与治理危机凸显，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加剧， “逆全球化”思潮泛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型全球化停滞不前，技术跨国转移出现重重障碍，冷战思潮死灰复燃，不同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有增无减。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019年必然会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符号年份。作为历史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中国文化产业既反映时代更书写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全球化文化交往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一次会议、三中全会一次会议、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四中全会一次会议、五中全会一次会议、六中全会一次会议的系列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重要文献中，多次从不同方面指出文化产业的重要意义，文化产业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党领导的各项国家建设工作中并不逊色于其他，文化产业的重要地位与时代意义，也因此而体现。

中国文化产业不是单纯的一国文化产业，而是世界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是世界文化生产、消费与分工的主要参与者。当下中国文化产业从体量到影响，基本上处于世界文化产业的引领地位，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公共外交及文化政策、国家形象传播、科技的社会市场化转换、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经济结构调整等领域，文化产业皆有深度介入与重要作为，因此以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为探讨对象，显然有着非常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所体现的发展趋势是从“业态创新”向“融合发展”的转变，而这一趋势很可能将会一直延续到2019年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一道鲜明印记。本研究拟以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系列“关键词”为研究对象，立足世界背景与文化产业“中国化”发展路径，盘点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可能的路向。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交易，即商品化观念的国际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流動，它的本质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继文化交易、文化市场之后，人类基于自身需要所进行知识交换的第三个高级别阶段。

201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一年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百年纪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自晚清至今，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经历了波澜壮阔、曲折艰辛的170余年的发展史，当中经历了多次转折，“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显然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当中极其重要的两次转折。关于这两次转折，笔者有专门的两篇文章可供参阅，此处不再赘述。

如果超越中国历史而从世界空间来看，2019年同样非比寻常。首先是政治单边主义在这一年持续蔓延，民粹主义配合摇旗呐喊，当中重要的表现就是英国不断的脱欧诉求，齐泽克评价“欧洲现在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则是恰当之语，以及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的程序，当然我们看到的还有加泰罗尼西亚的独立运动、“港独”及乌克兰“亚速营”等分离势力与极端地方主义的猖獗，等等，这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其次是经济保护主义的抬头与盛行，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尽管目前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国际负面影响仍在不断持续，而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也显示，该年在全球年度采购市场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开放国际竞争的，贸易保护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几乎难以逆转的趋势。这两者对于文化多元化及跨国际、族裔传播，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世界空间在2019年所发生的两个重要变化特征：一个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经久扩张，即一国文化的强势跨国推广，以占据文化市场来实现对于文化权力的支配。而今日的文化帝国主义已然超越了当年汤林森的定义，是建构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文化因为现实的经济基础而形成了虚拟空间之中不同的文化帝国，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的继续强势发力，穆斯林文化在中东、西亚地区所形成的帝国效应（imperialism effect）等，这必然会形成新的文化巴别塔，并带动文化种族主义（如欧洲“新纳粹”）的死灰复燃，从而造成不同文化阵营的对抗;另一个则是低欲望的全球化扩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美国自然人口增长仅有95.7万人，这也是美国近40年来该指标首次低于100万人，中国人口在2018年增长为3.8‰，为1978年以来最低，2019年数据虽未公布，但情况恐怕不会更乐观，人口的低增长与老龄化推动人类进入低欲望时代，这对于已经低迷的世界经济来说，是无法忽视的负面因素。文化产业作为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的产业门类，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上所述总而言之，就是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的泛滥。詹明信指出后现代文化消费景观最大的两个特征是“商品的文化化”与“文化的商品化”。在波谲云诡的全球化运动之下，任何商品交换都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任何意识形态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赖于商品交换才得以实现。因此，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对于世界文化产业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产业而言，产生了弘邃复杂的影响。而2019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对于未来中国文化产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以及文化、科技与资本的复杂关系，其效能亦不可忽视。

二、研究方法

针对2019年的中国文化产业，本研究拟采取大数据文本关键词（keywords）研究作为具体研究方式。即“中国文化产业”（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为核心词，借助Ubersuggest与Wordtracker网站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网页检索，并结合100篇2019年出版的与中国文化产业现象、问题与理论研究直接相关的有影响力文献（涵盖新闻稿、评论、学术论文、调研报告等），借助SPSS Statistics软件分析，对与核心词有重要黏合度的词语进行筛选提取、清洗分析与结构化处理。

关键词整理结果显示：立法、夜间经济、区块链、 “一带一路”、乡村振兴与5G 6个词语依次构成了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关键词。当中“立法”出现频率最高，黏合度达到23.5%，也就是说，每100篇论述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文章，有23.5篇提到“立法”;5G出现频率最低，黏合度为9. 85%，也就是说，每100篇论述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文章，有近10篇提到5G。此外，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学科化、金融杠杆等关键词也具有一定的黏合度，但因为强度较弱，因此本报告不做专门论述。

在具体研究论说上，本报告拟以上述6个关键词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放置在历史与空间的大环境下予以梳理研究，试图对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全面的掌握，并对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一个初步的预测判断。

三、关键词分析

第一个关键词是“立法”。立法是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核心词语，2019年6月2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文旅部部长雒树刚做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2015年以来，国家文旅部牵头开展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已经形成了各方基本认可、比较成熟的草案，争取尽快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8日，文旅部发布《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2019年12月13日，司法部对外发布了“征求意见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将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规划。文化产业立法当然是中国文化产业史的里程碑，从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来说，它弥补了现有法律体系中文化法的空白。

以成文法律的形式规范、振兴文化产业，是与国际接轨的文化产业管理、指导方式，也是中国文化产业政产学研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诉求。在美国、韩国、加拿大与法国，都有类似的成文法律，同时也为国有资产参与文化产业工作厘清了权责关系。《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了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当中不再“运动员裁判员一肩挑”，而是与民营文化企业有着同等的市场地位与权利，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业态转型升级、形成更为健康的文化营商环境显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文化产业促进法》系统回答了“促进什么”“怎么促进”两个核心问题，并对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失职、渎职责任与市场主体的责任提出了法律追究機制。这是国家顶层设计上事关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次国际接轨与建章立制，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显然值得期许。

第二个关键词是“夜间经济”。夜间经济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特有产物，尤其在亚洲，夜间经济一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标尺。2019年5月，上海商务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当中提出了20条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其中第12条就指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

夜间经济是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关键词之一。东亚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夜市传统，尤其以中国香港旺角、台北士林与日本博多最为著名，中国大陆一直存在夜间经济，但并未上升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层面予以推动。宏观来看，这是基于拉动内需、提升消费需要的顶层设计。在2019年之后，以“沉浸式夜游”“综合商业文化体” “大型实景歌舞”与夜市为主要形式的夜间经济将会成为国内文化产业今后发展重要的一极。

鲍曼认为，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特点。而夜间经济是特征鲜明的符号消费。而且以区域经济学的视野来看，亚洲地区的夜间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特别是文旅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会极大地改变业已形成的消费习惯与生活观念，有效地推动不同族群的亲密与互信，而且对于未来世界城市治理与公共安全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第三个关键词是“区块链”。2019年10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作为新的共享数据库，区块链以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强调了互联网的集体、互助与平等精神，是对“逆全球化”的抗衡，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2019年也被称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区块链元年”。

在数字媒体时代，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不可谓不紧密，从“互联网+文化产业”到“大数据+文化产业”再到今日的“区块链+文化产业”，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时代进入了3.0模式。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区块链+文化产业”的耦合机制问题，尤其在版权保护、利润分配上可以产生颠覆性的改变，并且在文化产品权益的资产化、货币化、证券化进程中，区块链能够形成“去中介化”的效能，从而推动文化产业内部的资本、观念与成果的快速流动，这将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个关键词是“一带一路”。2013年9月和10月由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因此提出。文化产业是与“一带一路”结合较早的国民经济产业门类。2019年，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与意义受到政产学研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年大量的“一带一路+文化产业”会展、评选活动集中亮相，如5月在广州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跨界文化产业峰会、9月在贵阳举办的中国一东盟“一带一路”文化旅游交流周、11月在成都召开的“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国际合作论坛、12月在西安召开的“一带一路”文化产业与自由贸易发展高峰论坛，等等，国家文旅部也在2019年公布了“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名单，“一带一路”在2019年于文化产业领域集中亮相，构成了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抗“逆全球化”、降低世界发展风险的重要倡议，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文化产业与“一带一路”的结合，不只是推动了国际文化市场的联动，而且还赋予了文化产业在参与国家形象传播、公共外交、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强国战略等重要领域有更为宽广的作为，而且会成为对抗“逆全球化”思潮，推动全球化新进程的重要力量。

第五个关键词是“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是精准扶贫重要的渠道与抓手，事关我国经济全局发展，但与文化产业特别是文旅产业关系非常密切。以观光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已经成为2019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据不完全统计，与“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有关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已经超过了2000篇，以杭州、惠州、日照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相继推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在2019年之后，这或将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文化产业因“西风东渐”由晚清在华外侨发生，经历了100余年的发展之后，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工商业现代化运动的双重结果，因此其主要阵地在城市，核心主体是市民。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乡村在中国文化产业领域中长期参与度不高，因此广大乡村的文化生产、供给与消费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局面。如何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乡村振兴当然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思考的出路。

第六个关键词是“5G”。2019年被认为是“5G商用元年”，作为一种新生代的通信技术，5G代表了目前人类在无线互联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最大值，它对于世界的影响当然是全方面的，而目前中国是5G技术最为领先的国家，因此中国文化产业可谓近水楼台，所受影响最大也最为及时。

互联网的新技术时代很大程度上由通信技术所引领。5G作为一种通信技术，它综合带动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依赖通信技术的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而文化产业在未来势必是一个文化科技深入融合的产业门类，5G将会对中国文化产业的业态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层次的变革。

2019年3月6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5G将改变文化产业的生态”。具体从文化产业业态本身来说，5G的显著影响有两个：一是大大降低文化产业的生产成本，提高虚拟文化产品的流通速度;二是在业态创新上更加走向多元，以沉浸式体验为主导的动漫、影视、舞台产业都将会因为5G技术的普及而更加丰富多彩。2019年8月发布的《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也指出，5G技术将会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与转变，这已经成为政产学研界的共识。

四、融合发展：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

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业态上“先易后难”的次第形态，中国文化产业也不例外，从报纸、杂志到唱片、广播、影视再到互联网。一部文化产业史，其实就是一部科技如何影响文化存在状态的发展史。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例，自晚清文化产业在华发生以降，其总体趋势就是业态创新，即不断以新的业态来丰富文化产业体系。因此，“业态创新”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长期的主要导向。

从关键词研究的角度来看，2019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在导向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总体转折，即从“业态创新”转向“融合发展”，即告别“为了创新而创新”的阶段，目前文化产业的业态处于一个基本饱和的程度，并认识到创新是发展的条件与过程，文化产业需要依靠与不同因素的融合才能形成发展合力。因此本研究认为，这一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文化产业与国家需求的融合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国家政策的行业，它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也有市场产业属性，其意识形态属性是更加优先性的。因此中国文化产业未来要行稳致远，必须瞄准国家需求，对国家未来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有准确的把握。

在2019年的“关键词”当中我们看到，“立法”“一带一路”“夜间经济”“乡村振兴”都是国家政策层面的核心概念，除了“立法”之外，并不只指涉文化产业，但却对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并且还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走向。我们看到2018年中央将文化部与旅游部合并为国家文旅部，推动了“文旅融合”，使文化产业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家需求相融合，按照国家顶层设计与统一部署，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承担，从而打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二是中国文化产业与国际形势的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本身是全球化运动的结果，但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中国文化产业并不太重视与国际形势的融合关联。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引进来”远远大于“走出去”，中国文化产品与市场长期与国际大市场有着一定的隔阂与疏离。 2019年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个是“一带一路”，另一个是“5G”，即通过现实的国际地缘关系与虚拟的互联网促进全球化进程。从国际形势的大格局来看，2019年是“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一年，是各种矛盾在全世界集中凸显、爆发、升级的一年。中国文化产业在这样一个变局当中，理应有所作为，尤其应当在弥合世界交往沟壑、促进世界文化共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当中有更大作为。因此，中国文化产业与国际形势在2019年之后，应当会出现更加深入的融合机制，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真正扬帆出海，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三是中国文化产业与前沿科技的融合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依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业，文化史有上万年之久，但文化产业史只有几百年历史。今日中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当然与不断释放的科技红利密不可分。近年来，科学技术尤其依托于通信技术的计算测量、遥感定位、虚拟现实等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从通信工具变成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这不断释放的科技红利，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来说，是百年难得之大机遇。技术迭代不断推动文化生产、供给与消费方式的革命性突破，而日新月异的先进科技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要求。因此，科技红利在促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发展凝练出新的机遇，促使中国文化产业从注重人口红利的市场导向转向注重科技红利的技术导向发展新阶段。

2019年8月，国家科技部等六部門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这为中国文化产业与前沿科技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在关键词当中我们也看到，“区块链”“5G”等专业技术名词正在对中国文化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未来的时日中，前沿科技将深层次主导中国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并会释放体量可观的“文化科技红利”，这将或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下一个可能形成“井喷”的“风口”。

五、结语：

2019年之后的中国文化产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本报告所言之“六大关键词”仍对于2020年及以后的中国文化产业有着预测性的启发意义，综上所述， “融合发展”仍是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主要由以下两点所体现。

一是要对充满变数的国内外局势有充分的认识与把握。及时转变思想，调整战略布局，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今后中国文化产业，要继续推进与国家需求和国际形势的融合发展，将文化产业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要时刻认识到中国文化产业是世界文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与主要部分，形成多元文化之间对话博弈的二元关系，既要打破文化帝国主义的垄断，又要积极吸收现代文化成果，将文化产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推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传播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二是要对不断释放的科技红利有足够的认识与把握。面对持续下行的世界经济与不断加剧的金融风险，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服务贸易体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化产业不能只依赖于金融杠杆与资本市场，而是要瞄准不断释放的科技红利。

巴迪欧认为，科技的发展会改变精神生产的本质。科学史经验也证明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紧随着较长一段时间的科技红利期，一批与之相伴随的科技新兴成果会不断问世，这将对未来文化格局进行重新洗牌。在“后互联网”时代的未来世界，新兴科学技术将会以之前十倍百倍的体量出现，我们的生活、文化必将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而气象万千，跨国技术转移与意识形态流动尽管有各种困难，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而中国今后必然是新兴科技研发的国际引领者。因此，未来中国文化产业需要科技红利的进一步拉动，从而为中国文化产业释放得以繁荣发展的“文化科技红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要向不可预测的世界变局与技术中心主义妥协，“融合”意味着以“共舞”的姿态来获得“双赢”，从而打开中国文化产业在新时代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 陈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