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超 杨丽暄

2019年，国内出版的艺术理论类著作精彩纷呈。在对2018年该领域著作的盘点中，我们选择了“艺术与社会”的视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的盘点更容易聚焦，对读者也会更有助益。2019年，我们打算延续这样的思路，聚焦于“社会中的艺术”这一话题，对相关著作进行盘点。这些著作大多为个案研究，地域性比较明显，因此我们按照中国和西方的顺序展开，并在随后探讨艺术交流中的挪用问题，以及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阐述。

一、中国艺术与中国社会

在中国社会中，对艺术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有很多，政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受到政治影响的直接程度来说，宫廷艺术无疑最为突出，它们由此也具有了丰富、复杂的政治内涵。陈葆真的《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从图像证史的角度出發，以宫廷为中心，讨论了东晋的《女史箴图》、唐代的《十三帝王图》和清代的《万寿图》《八旬万寿图》《南巡图》等画作，揭示了宫廷图像背后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意涵。陈葆真认为，图画如历史，它与文献可以互证和互补，推进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洪再新的《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采用艺术社会史的视角，通过对《棘竹幽琴图》《红衣西域僧图》《元世祖出猎图》《张果见明皇图》等作品的视觉分析，揭示了图像背后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呈现了蒙古宫廷与江南文人之间的深切互动。张鹏的《辽金皇家艺术工程研究》以辽金时期皇家艺术工程为研究对象，梳理和研究了一系列个案，诸如辽金功臣像、宋辽御容往来、宋辽交聘中的礼物往还、昭陵六骏石刻及其在历代衍生出的作品等，揭示了图像及其变化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

在古代，政治官员的艺术活动是很值得关注的话题。李铸晋的《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是对赵孟頫的研究专著。在中国艺术史上，赵孟頫成就极高，但又复杂难解。本书通过对赵孟頫的世系、师承、家族成员以及仕元问题的分析，梳理了赵孟頫的家族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处境与政治立场。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鹊华秋色图卷》《二羊图卷》《赵氏一门三竹图卷》等作品为个案切入对赵孟頫画艺的分析。政治官员不仅会创作艺术作品，他们还会参与艺术收藏，形成收藏圈子。白谦慎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潋及其友人为中心》是作者“吴大瀓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整体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书以吴大潋及其友人为中心，探讨了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及其社会机制。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对文物市场与收藏，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吴大潋的收支与收藏等展开研究。这推进了我们对古代官员参与艺术活动的认识。

与研究政治官员的艺术活动不同，徐永斌的《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士群体的治生状况。作者搜集和征引方志、文集、笔记等材料，揭示了明清文人治生的丰富面貌。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考察文士治生的途径、用途及原因，尤其是对途径的分析，分为教育市场、艺术市场、作文受谢、刻书业、游馆游幕等，刻画细致。下篇以地域为中心，研究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六大区域内的文士治生特点。这对理解当时江南文士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石涛是当时江南文士的代表人物。张长虹的《我用我法：石涛艺术与社会接受研究》从社会形象研究、史诗考证和艺术接受三个主要方面对石涛其人其艺的画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也从治生角度考察了石涛，特别是江世栋家族的赞助对石涛的影响。

石守谦的《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则将目光投向山水画与观众的互动，并从这种互动中理解山水画的变迁。他探讨的观众类型丰富多样，其中有皇室观众，比如宫苑山水与南渡皇室观众，明朝宫廷中的山水画等;也有士大夫观众，比如宋代山水画意与士大夫观众，明代山水画与江南文人观众等;最后还探讨了现代观众，比如名山奇胜与20世纪前期山水画的转化等。这突破了以往从风格史的内在角度理解绘画发展的思路，呈现了观众对山水画历史变迁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未削弱，不过却呈现了新的形态。王德威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探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中，作者突破启蒙与革命的叙述范式，认为不少艺术家都以一种抒情的声音来表达自我，应对历史变迁。作者探讨的人物众多，诸如沈从文、何其芳、冯至、胡兰成、江文也、林风眠、费穆、梅兰芳和台静农等，涉及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书法、音乐、文论和政治宣言等不同表达方式，刻画了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与此同时，艺术与社会结构的关联也并未削弱。刘畅的《诗歌为道——关于“打工诗人”的社会学研究》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了打工诗人。作者认为，面对社会结构，打工诗人发展了应对之道。第一种是适应型态度，诗人是成长型自我，诗歌主要表达的是希望在未来;第二种是批判型态度，诗人是伦理型自我，诗歌主要表达的是质疑与抗议;第三种是创造型态度，诗人是本真性自我，诗歌主要着力于创新与实验。作者认为，打工诗人的写作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结构的塑造，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境遇。

在新世纪，艺术与经济、技术等的关系也越来越凸显。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从文学与社会的角度，探讨了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激发了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生与变化，这突破了原有的法律所设想的文学制度体系，对网络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对三者之间的各种张力进行了深入描述和刻画。

二、西方艺术与西方社会

不少著作研究了西方艺术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关联。在绘画方面，美国艺术史家阿尔珀斯的《制造鲁本斯》揭示了鲁本斯成为艺术大师的各种因素。第一章《佛兰德语境中的绘画：农民的（露天集市）》通过分析鲁本斯的绘画《露天集市》，尤其是其中如何表现鲁本斯的民族国家归属，呈现了鲁本斯的个人趣味与宫廷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制造一种鲁本斯趣味》考察了鲁本斯式趣味体系与普桑式趣味体系之间的关系，前者注重色彩，后者注重造型。第三章《肉体中的创新：（酒醉的西勒诺斯）》探讨了鲁本斯在绘画中自我体现与认同的方式。本书将艺术分析与社会分析熔为一炉，是艺术社会史的经典个案研究。迈克尔·弗雷德《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探讨了18世纪后期法国绘画的演变。通过对当时的绘画作品和批评文本的细读，弗雷德探讨了当时绘画与观众之间的特殊关系，即绘画专注于描绘行动中的人物，他们意欲逃避观众的存在，呈现专注性的特质，以此克服剧场性。这构成了一种理解艺术史的新方式。弗雷德认为，这种演变不能生硬地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相联系，比如认为这是为迎合中产阶级公众的出现。他拒斥这种社会学解释。同时，他又认为，这种演变并非隔绝于社会而发生，它对我们理解绘画艺术的内部发展与“更大的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如何相互牵涉乃至相互纠缠打下了基础”[1]。

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与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迁密切相关。T.J.克拉克的《告别观念：现代主义历史中的若干片段》截取了现代主义历史中的若干片段，分析了大卫的《马拉之死》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政治语境，毕沙罗的《两位年轻的农妇》与无政府主义政治、塞尚的《大浴女》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马列维奇与利西兹基的作品与共产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与冷战等各种微妙和复杂关联，呈现了现代主义的复杂精神面貌及其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斯蒂芬·埃斯克里特的《新艺术运动》讨论了世界范围内的新艺术运动，对它的起源、发展和风格特点进行了描绘。作者认为，1900年，新艺术运动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成功亮相，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风格，在建筑和装饰领域影响广泛。为阐明新艺术运动的特点，作者一方面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哥特式復兴、洛可可复兴，工艺美术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与它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从社会的角度，阐明促进新艺术运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因素。戴安娜·克兰的《先锋派的转型——纽约艺术界（1940-1985）》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先锋派艺术的著作。克兰的研究对象是从1940年到1985年的7种主要艺术风格，即20世纪4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波普和极简主义，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具象画，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照相写实主义和模式绘画，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表现主义。克兰指出，这样的艺术风格转变之所以发生，与组织机构的支持密切相关。对抽象表现主义和极简主义而言，他们主要获得了批评家和博物馆策展人的支持。他们之所以获得批评家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本身晦涩难懂，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与余地，这是批评家所喜欢的。与此相反，对波普艺术和照相写实主义，批评界并不感兴趣，但因为它们通俗易懂，所以获得了经销商和收藏家的支持。对具象绘画，他们主要获得了地方美术馆和公司藏家的支持。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艺术的道德维度而非审美维度，这对地方美术馆和公司藏家具有吸引力。这些组织机构的支持对美国先锋派艺术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上述研究都着眼于艺术创造，那么达瑞奥·冈博尼的《艺术破坏：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偶像破坏与汪达尔主义》则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艺术破坏现象进行的全面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对艺术的界定不同，对艺术破坏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如果艺术具有宗教功能，那么偶像破坏就与宗教密切相关。如果艺术是自主的，为艺术而艺术，那么对它的破坏就会被解释为非理性的、无意义的。作者探讨了各种情境中的艺术破坏，诸如法定当局的艺术破坏，公共空间的蓄意破坏，以美化、卫生等为正当理由的破坏等，这都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密切相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艺术破坏对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发挥着“阐幽抉微”的作用。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艺术作品，玛戈·维特科夫尔和鲁道夫·维特科夫尔的《土星之命：艺术家性格与行为的文献史》则聚焦于艺术家。他们探讨了艺术家的方方面面，诸如从手工艺人到艺术家的身份变迁，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各种关系，艺术家的职业态度，艺术家和法律，艺术家的经济地位等，对艺术家的古怪、高贵、天才、疯狂、忧郁等各种性格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作者认为，心理学有助于理解艺术家的性格，但更应将此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诸如艺术家身处的环境，特定时代的信仰和观念，哲学观念和文学传统等。正如约瑟夫·康纳斯所说“它不仅是一本有趣的艺术家生平故事集，也是一次先锋尝试”[2]。

在文学方面，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的《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研究了法国文学文化，尤其是它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作者认为，在旧制度下，文学是贵族文化的一部分。大革命后，文学市场兴起和发展。在两种体制的价值观冲突之中，一种独特的法国文学文化诞生。此后，伏尔泰、雨果、萨特都参与到对这种文学文化界定的动态过程中，并以哲学家、预言家和知识分子英雄的形象成为其代表和化身，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和关怀。这是文学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著作。特里·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勃朗特姐妹的创作进行了研究。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勃朗特姐妹充满想象力的小说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既不能认为这与社会无关，也不能将其简单化约为社会。两者都不可取。他借鉴戈德曼的观念，指出勃朗特姐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关于角色、价值和关系的范畴性结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他认为，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存在两种价值体系的斗争，一方面是“理性至上、冷酷精明的唯利是图、动力十足的个体主义、激进的抗议与反叛;另一方面则是虔敬顺服的习惯、教养文化、传统至上和保守主义”[3]，从中可以解读出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音乐方面，保罗·伯利纳的《爵士乐如何思考：无限的即兴演奏艺术》通过细致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为人们揭示了爵士乐“即兴演奏”的秘密。作者认为，即兴演奏绝不是天才的偶然和随机创造，也绝不是无须事先准备的演奏，而是需要长年累月勤苦学习才能达到的境界，需要一生的知识和准备做后盾。这为我们思考即兴创作的社会因素提供了重要参考。尼尔·伦纳德的《爵士与美国白人社会：对一种新艺术形式的接受》研究了美国白人社会对爵士乐的接受史，从最开始的批判与抗拒，到后来的接受与热爱，并由此探讨了新艺术形式的接受模式：一方面传统主义者反对新艺术形式;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者批判传统主义者，捍卫新艺术形式，最后温和派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鸿沟。

三、艺术交流中的文化挪用

在全球化时代，土著艺术、原始艺术乃至少数族裔艺术都面临着跨域流通的命运，这会带来文化挪用的问题。霍华德·墨菲的《澳大利亚土著艺术》探讨了澳大利亚各地的土著艺术。本书聚焦于澳大利亚土著艺术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土著艺术特有的“梦境”（Dreaming）概念。作者认为，土著艺术是梦境的呈现，通过梦境，个人与历史、土地等关联在一起。这种观念对土著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描绘梦境的土著艺术具有一种过去的指向，那么它在指向过去的同时，也与当前和未来关联在一起。土著艺术与先锋艺术也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作者呈现了具体作品与土著社会之间的重要关联，是一部难得的土著艺术史。如果说墨菲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当地的土著艺术，那么萨莉·普利斯的《文明之地的原始艺术》的研究对象则是“文明之地”的原始艺术，即在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文明人”对“原始艺术”的认知、理解、阐释和评判。本书揭示了西方人在审美普遍性原则下对原始艺术认知的矛盾和偏颇，批判了西方在对原始艺术的收集与展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霸权意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地位不平等的格局中，甚至在提倡尊重土著人时，他们依然处于被剥夺地位。

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挪用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文化现象，它也充满争议。詹姆斯.0.扬的《文化挪用与艺术》从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切反思。他认为，文化挪用对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今时代，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挪用越来越频繁，他将文化挪用区分为物品挪用、内容挪用、风格挪用、母题挪用、题材挪用等类型，探讨了文化挪用的美学，区分了作为偷盗的文化挪用，作为攻击的文化挪用和作为冒犯的文化挪用，从美学与道德的角度为文化挪用进行了有力辩护。

四、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建构

在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乔治·库布勒的《时间的形状：造物史研究简论》提出了新的理解艺术史的模式。作者反思了生物学譬喻的艺术史模式，提出了物理学譬喻的艺术史模式，以物理学中的信号、中继、自信号与附着信号等观念来理解艺术史。他的惯例與发明、漂变等观念，不单在艺术史领域，在艺术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赫伯特·里德的《艺术哲学论》是一部论文集，里面收录了作者的14篇论文。通过这些论文，赫伯特·里德表达了对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态度，即自由主义政治态度。他认为文化机构的创立是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代理人，并且喊出了“让文化见鬼去吧”的口号，由此主张要将权利归还给个体。后来，希基对艺术体制的批判与此非常相似。

我们该如何认识杜尚的《泉》这样的艺术品？在艺术祛魅时代，艺术理论何为？这是周计武的《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所要回答的问题。本书从艺术现象出发，探析了其背后的艺术观念，并且挖掘出其背后的艺术制度，将作品、观念和制度熔为一炉，呈现了西方艺术的逻辑变迁及其深层根源。与此同时，本书又不乏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反思与批判，不乏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切，富有启发意义。

总之，2019年艺术理论领域佳作颇多，即便我们将视角限定在艺术与社会这条轴线上，也无法确保将所有重要著作一网打尽，有疏漏在所难免。我们之所以选择主要以地域为逻辑对此进行梳理，一方面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一方面则希望借此对中西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有所窥见。但是，图书盘点本来就是一件极具偶然性的事，能否在其中见出中西艺术与社会关系异同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可能是作者的痴心妄想，另一方面也是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研究”（19ZD01）阶段性成果。本文获得东南大学“至善青年学者”支持计划资助。）

注释

[1]迈克尔·弗雷德.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M].张晓剑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5.

[2]玛戈·维特科夫尔，鲁道夫·维特科夫尔.土星之命：艺术家性格与行为的文献史[M].路艳艳译.尹雅雯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序言2.

[3]特里·伊格尔顿.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M].高晓玲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7.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