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孙成旭

一、册封使在汉城：不信任萌生的阶段

万历二十二年底，内藤如安递交降书后，李宗城、杨方亨作为册封正副使，沈惟敬作为宣谕使，率团经朝鲜前往日本。李宗城一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三十日从北京出发(6)《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一，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三十日癸卯条。，四月初七日渡过鸭绿江(7)《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四，万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癸亥条。。四月初八日李宗城抵达汉城之前，宣谕使沈惟敬先期抵达汉城拜见朝鲜国王宣祖，会谈核心是沈惟敬如何处理日军撤离与册封问题。朝鲜仍然不信任日本，沈惟敬多次安抚宣祖欲使其安心(8)《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庚戌条载沈惟敬对宣祖的劝告原话：“贵国讹言盛行，至曰‘行长等必割得四个道’云云，此实虚传，千万勿疑。若待得四个道，则屯据王城，有何不可，而必退离王城，以据于海边邑乎？”并告之，朝鲜如果可以向万历皇帝早上册封日本奏本，和议便可以尽早完成，言语中包含着对朝鲜的警告。宣祖仍然无法消除自己的疑虑，随即问沈惟敬，如果加藤清正(日军另一位主将，与小西行长一直关系不和)不予撤军怎么办？沈惟敬回答：“若一倭尚留，则不可谓之清界矣；若不清界，则俺之事不完。何以复命于天朝乎？若不撤回，则唯在兴兵剿灭而已。”(9)《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庚戌条。

沈惟敬独自先行南下，而正使李宗城与副使杨方亨于二十天之后的四月二十八日才抵达汉城(10)《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庚戌条。。李宗城要求从北京陪同前来的内藤如安入城(11)《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辛未条。，以“面见小西飞密议，差倭带信，与我差官同去，谕行长速退。一则欲早完你国之事；一则欲早定我之行期。况今日事势，姑示优容之意，不可不进见”(12)《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壬申条。。册封使到汉城前，明朝已向朝鲜朝廷发送咨文，要求接待李宗城一行与内藤如安，但朝鲜却禁止内藤如安进城。朝鲜认为内藤如安是外国使节，如果进城就将涉及外交礼仪问题，而且朝鲜并不愿意让作为敌军使者的内藤留在汉城(13)《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丙辰条。。在没有收到朝鲜及时答复的情况下，李宗城又派人知会朝鲜，申明会见内藤如安的必要性：“见小西飞者，非有他意，密谕之际，不可使令传语，屏我左右，辟其通事，我与彼相对，写字而答，要令倭众，速退一日，速完一日事也。我当于明日，与杨老爷再计较矣。然你国可豫整摆围以待”(14)《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二，宣祖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壬申条。，以此催促朝鲜让内藤如安尽快入城。然而朝鲜朝廷还是婉然拒绝了其要求并解释自身的困难，建议正使以出城游览的方式接见内藤如安，李宗城不得已接受了这一建议。李宗城之所以如此强调要与内藤如安见面，是因为内藤如安不仅是明朝、朝鲜与日本接触的唯一通道，也是能被明朝、朝鲜利用的收集情报的重要途径。而李宗城在居留汉城期间与内藤如安保持着密切联系，却给朝鲜人留下了他极其傲慢和对册封事宜并不着急的印象(15)《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三，宣祖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戊寅条；五月十三日乙酉条。。五月初十，沈惟敬在发给李宗城的禀帖中告知小西行长去日本解决日军撤兵的问题，请求“行长证定，请天使老爷，暂驻王京，如清正执拗不去，断不请天使进营”(16)《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三，宣祖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戊寅条。。册封事宜貌似进行得十分顺利。

从六月开始，可疑情况浮出水面。六月初九日，李宗城吩咐通事南好正：“今日南下人勿为下去。铜雀津船只留二只，其余尽数隐置，且南大门、西小门亦宜早闭晩开，而待我差官之至，为之开闭”(17)《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四，宣祖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庚戌条。。李宗城这一吩咐的目的，是为了调查沈惟敬的差官张彦智和蔡文秀带来的两名日本人情况。册封使到达汉城后，内藤如安向小西行长报告，但小西行长并不相信，因此沈惟敬派差官带日本人以确认事实。而李宗城秘密找张彦智和蔡文秀询问真实情况，却未查清(18)《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四，宣祖二十八年六月初十日辛亥条。。由此可见，沈惟敬私下帮助小西行长来侦探册封使动态的行为，已给李宗城心中留下疑惑。

六月二十五日，李宗城的差官李恕从熊川回来报告说，小西行长应该会在六月二十四日回到熊川(19)《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四，宣祖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丙寅条。。 于是，李宗城在自己寓所外贴文，引用小西行长写给玄苏和玄苏写给内藤如安的两封书信内容，旨在告知日军撤兵一事将会顺利进行(20)《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四，宣祖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丁卯条。。金嘉猷、祝允升、吴文轩等正使的差官也从熊川发来报告，说小西行长于六月二十三日从对马岛出发应该在二十四日到达熊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宗城不仅是在汉城等着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的消息，而且派多人打听消息，这说明他已不太相信沈惟敬。而沈惟敬也一直没有及时向李宗城报告事情进展，包括这次小西行长回来的消息也一样。小西行长回到熊川后，沈惟敬即刻向兵部报告。七月初二日，李宗城的差官程瑶拦截了沈惟敬的两名差官，这两名差官是为上报兵部而经过汉城的。正使问其赴京理由，他们回答说：“老爷前禀帖，老爷差官自为另报，而军门兵部之报，一刻为急过去耳”(21)《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癸酉条。。他们的回答并不合理，因为他们只要将消息传达于李宗城即可，但沈惟敬并未如此安排，可以说根本不想与李宗城共享交涉信息。

相反，李宗城却从内藤如安处得到了小西行长的消息。内藤如安通过倭通事朱元向正使转告，小西行长已于六月二十六日抵达熊川，并将日军的撤军方案转告给正使：“一起撤回，釜山大将门敦及其所属；二起撤回，清正及其所属；三起尽撤，各营小将。各处房屋，则随撤随烧，只留釜山房屋，行长移住，等待天使，同时渡海”(22)《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癸酉条。。得到消息后，李宗城需要准备离开汉城南下，因为兵部在此前已发来箚付指令(23)《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五，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癸酉条条；《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四，宣祖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丁卯条。。副使杨方亨于七月十一日离开汉城赴南原，而李宗城最终决定仍继续留在汉城。从副使接伴使李恒福与宣祖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宣祖当时十分担心在日军没有撤出的情况下册封使南下问题。据李恒福发回给宣祖的报告：“近观正使常致款于小西飞，时或言势不得不尔。诸将官中，或告贼情，半信半疑，以此料之，天使亦常有疑惧之念，而贼之情形又复如彼，如有可疑之端，则天使必不肯轻易渡海。正使留此，副使先下者，意盖在此。副使既下之后，万有异同，则相持论辨之际，事之结局，未可以时月期也。”(24)《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辛巳条。

李宗城的担心逐渐成为现实，日兵并未迅速撤军。七月二十四日，李宗城差官张万禄从熊川侦探敌情回来，结果是“大概熊川四营内，蔘浦平义智之营，已烧尽，义智则随行长，在熊川营，所领之兵则撤去，荠浦、安骨浦未撤。金海三营内，德桥直政之营，亦已烧尽，而府中及竹岛未撤。巨济三营内，永登浦、场门浦两营，已撤皆空而不烧，所津浦义弘之营，则时未撤”(25)《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乙未条。。他用小西行长的话解释延误撤军的原因：“关白所送各营粮米，计其人数，定为三年之食，而惟动兵之日，则吃关白之粮，住兵之日，则令各将卒，使之私备用破，目今关白所送余粮，其数甚多。近因查计，迟延至此。今既查出，而船只数少，许多诸营粮米，未得一时搬运，待运到对马岛完了，然后一举尽撤。”(26)《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乙未条。小西行长保证在八月十五日之前全部撤军。小西行长通过张万禄向李宗城转告说：“中间未免细人之言，或云兵不尽撤，或云虽撤，当有他求，此皆下边无根之言，而今未即撤者，惟在搬运粮谷之艰难，天使以不即撤回为怪。我恐信无根之言，累致此呵责也。请以此意，详陈老爷解疑。”(27)《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五，宣祖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乙未条。由此可知，李宗城对日本撤军一事一直抱有怀疑，所以派张万禄直接找小西行长进行确认。

小西行长的消息本应通过沈惟敬传达给李宗城，然而李宗城却派张万禄打探消息，说明沈惟敬没有及时向李宗城传达消息，李宗城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也看出，李宗城并不在沈惟敬信息共享的系统中，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沈惟敬催促南下的压力，最终在日军没有完全撤出的情况下于九月初离开汉城奔赴釜山。

二、册封使南下：兵部的催赶与施压

九月初六日，李宗城过天安赴全义。这一天他收到正使差官金嘉献的禀报：“二班之倭， 皆渡海， 只清正率兵千余， 姑待关白之令， 右道森浦之贼， 二百余暂驻云。”据此，李宗城告诉其接伴使金睟说加藤清正会在九月初六之内撤军，但他仍然怀疑此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认为“沈游击之言未必尽信”，遂要求加藤清正撤军后与朝鲜右议政李元翼和金睟一起检查日营。金睟担心曰：“老爷先入贼营，贼若迟延，恐伤体面。”(28)《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七，宣祖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庚辰条。李宗城理解其担心，回曰：“我何轻易入去？到南原暂驻，仔细侦探，进去到密阳等处，先差中军等官，入彼查看。如果撤烧是实，事已妥帖则已，如不妥帖，我当决意入去，亲自催趱，以完大事。”(29)《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七，宣祖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庚辰条。李宗城虽然怀疑沈惟敬，但无奈在兵部与沈惟敬的催促下离开了汉城，同时他也向金睟表明，只有日军全部撤退他才会进入日营。

册封使南下以后，原本对册封消极的经略孙鑛也比以往更加关注敌情。总督军门标下都指挥使司张鸿儒向朝鲜秘密发出禀帖曰：

去岁拜违殿下，回离王京，于十月间，方抵辽阳。赴见孙恩主，辄以吐露情事，始末缘由，根深蒂固之情，痛言彻底机关，蒙孙恩台惟肯首，靡不依从所请。彼即移檄要镇，设计图策，多方遍布，各省运粮、调兵，援于贵国，一切真核真详，无一不准备整饬，预行全料矣。窃观目下，惟待封事消息的礭，情由为度。倘信封洗巢，回还该国，则旗帜何用再摇？若倭奴二意三心，封事不妥，仍前盘据(踞)不移，孙经台必至题请，调统大兵，水陆并进，秉力鏖战，以绝其事。且今时不一决裂，则将来终无了期，而孙恩台，岂惟束手无策也？呵呵。此一节，乃儒同孙台，酌议候行，非摇唇鼓舌之句。殿下固不知儒之真谬，矧未观动静？实儒之秘诀，陈情更切，伏惟殿下详之、亮之。(30)《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七，宣祖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庚寅条。

据此可知，孙鑛仍对册封一事保持消极看法，怀疑日本的真心，并于万历二十四年秋初派胡某与慎某刺探敌情。张鸿儒向朝鲜传达孙鑛的意思，提醒朝鲜加强对日军的警惕，派权慄、李舜臣调查敌情，再通过胡某与慎某向孙鑛秘密报告。同时，孙鑛还强调当时状况的严重性，并声明他只是单纯地担心朝鲜才有此举动。

与此同时，石星也给朝鲜增加了压力。九月二十九日，赴明朝的奏请使韩准从北京给朝鲜方面发回了报告，报告里提到了石星要求朝鲜在日军“二班撤出后”要即刻向明朝上谢恩奏文。石星在给李宗城的信中解释了如此做的原因，即是对李宗城此前在家信中所写的“朝鲜君臣愚不晓事，恐倭虽退仍不具疏以谢圣恩，即谢又不知何状，诚深虑也”(31)《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八，宣祖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癸卯条。的回应。但令人奇怪的是，石星从何处得悉李宗城家书的内容呢？只能说明石星对李宗城的监视十分严密，并且欲利用李宗城的家书来坐实日本求封之事。也就是说，石星对朝鲜之所以有那样要求，是他为了消除明朝内部对于册封日本的诸多质疑。

李宗城很难理解石星的要求，他认为按照皇帝旨意，册封的前提是日军的完全撤出，朝鲜可以在日军完全出军后再上奏文，而石星挑选日军“二班撤军后”这个时间点要朝鲜上奏，在道理和名分上都说不通。十月十九日，李宗城在陕川海印寺接见李元翼和金睟，询问了谢恩奏文一事。李宗城意欲按石星之意，在二班撤军后上谢恩奏文，被朝鲜方面责怪曰“非但有违旨意，清正未退，措语亦难”。于是李宗城建议在一班、二班撤军后上奏谢恩，加藤清正撤军后再上奏谢恩。可是李元翼仍未接受，朝鲜的意见就是在加藤清正完全撤兵后再向明朝上谢恩奏文。李宗城只好答应：“清正之退，一并上本，此亦不妨”(32)《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己巳条。，接着又说：

我非贪功名、图富贵，而此非文官，亦非武官，与国家同休戚。陪臣等，勿以为疑。何苦以未退之倭为退，事未妥帖而谓妥帖乎？若以苟完目前之事为心，则其于二百年恩何？祖宗勋业何？断无苟且之事。我今到密阳，倭将必来见。我当谕使清正退去，然后方上本渡海，而迎候之倭，不留五千，则不足使用。渡海之日，要使一倭，不在境上耳，不要疑惧。(33)《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己巳条。

可见，李宗城十分理解朝鲜的怀疑和担心。其实，他和朝鲜一样也对日军有所疑虑。而且他作为册封正使，还感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力：沈惟敬不能及时给他传递日方消息，只是催促他南下进入日营；石星又以兵部尚书名义一直催促他；而总督孙鑛则担心日本三心二意也给他施压。这三个方面的压力，让李宗城很难看清事情真相。

副使杨方亨也与李宗城一样怀疑沈惟敬及日本的态度。由于沈惟敬的不断催促，他于十月初十日进入日营。册封使进入日营应该由小西行长进行接待，但小西行长以抱病为由，直到十二日才来拜访。在与小西行长的对话中，他直接表明对日军撤军的怀疑，问道：“我不该先入你营，你亦知之乎？我初欲住居昌，待你过海焚栅，而沈游击再三见请，故入来。你须速尽撤，乃可成大事矣。”小西行长答曰：“第一起、第二起曾已发去，第三起亦过半发去矣。” 杨方亨又曰:“闻一、二起中，亦有未尽过海者云， 第三起亦不须留许多也。”(34)《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八，宣祖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甲子条。小西行长还劝杨方亨不必担心，如果明朝方面不相信的话大可以去调查，这样便知真相。杨方亨听后将小西行长称为“忠厚的人”，表面上对小西行长表示了自己的信任。

杨方亨在与小西行长谈话后，让译官朴义俭传告沈惟敬的陪臣黄慎调查已烧以及未烧处、加藤清正未撤军的原因、三班是否撤军等问题。黄慎调查后通过朴义俭向杨方亨报告，16个日营中已撤守的有10个营，渡海回日本的只有五分之三，加藤清正未能撤军的原因不详，其旗下还有8千名士兵。他又报告曰：“当初行长以为副使到密阳，则清正当先发去云；老爷到密阳之后，复以为副使入来，则当打发清正去云；或以为清正当俟两使入营，同时过海云，其言反复，不足信也。”(35)《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八，宣祖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甲子条。据此可知，杨方亨也不信任沈惟敬，无奈身在日营侦探消息不便，只得求助于朝鲜陪同官员打探消息。

杨方亨所得消息是否传给李宗城，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宗城也知道加藤清正没有完全撤军。在此情况下，兵部却向李宗城发出了迅速进入日营的指令(36)《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辛未条。。朝鲜方面收到此情报后非常担心李宗城进入日营后会泄露机密，所以朝方把有关日军可疑的情报传给李宗城，并试图劝阻其入营(37)《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壬申条。。十一月十八日，奉李宗城命令赴北京的旗牌官刘寿返回朝鲜，次日李宗城下达了二十二日赴日营的命令。接伴使金睟急令译官南好正向刘寿阐述日本的“狡叵测之状”，但刘寿也表示无可奈何(38)《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戊戌条记载刘寿的回复：“兵部促进，而沈游击以老爷不进釜山故清正不退云，终欲推之于老爷，老爷忿愤不已。我已陈其不可径进，而老爷不回心。”。金睟不得已直接去找李宗城，但李宗城以此事为朝廷命令不能违抗为由拒绝见面。金睟只能找正使手下的张万禄、李恕、王承烈、杨贵禄、陈金等人，主张李宗城不能进入日营，恳求张万禄等人说服李宗城。张万禄等人听后深有同感，于是劝谏李宗城改变主意，仍被李宗城拒绝。李宗城还坚决地说：“苏武之入匈奴者非武也，十年持汉节者，武也。我岂不知金判书与公等之意也？”又说“使彼谋不测，则我在此，在釜山，何异？我封使早晩未免入日本。设使彼尽退，而我入对马岛后拘留，当此之时，任我为乎？皇灵远播，天日照临，彼虽不测，亦不敢也。设以此言之，则在朝鲜境上拘留，不亦愈于日本中拘留乎？”(39)《朝鲜宣祖实录》卷六十九，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戊戌条。李宗城没有直接会见金睟，而是通过张万禄转告，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并把自己比作苏武。在心情极度压抑的情况下，李宗城进入日营。

三、册封使在日营：软禁与威胁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宗城从密阳出发到达梁山。小西行长带领一千兵马前来迎接(40)《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庚戌条。，在心理上给李宗城形成了一定威胁。在小西行长的陪同下，李宗城进入日营。然而此后一周，小西行长和沈惟敬都没有拜访过他，与他进入日营前的态度截然相反，这让李宗城更为不安。

十一月三十日，正使与副使进行朝节礼时，沈惟敬、寺泽广高、小西行长、玄苏等人也来参加。这是进入日营后李宗城首次与沈惟敬见面。朝节礼结束后，李宗城将万历皇帝所赐金印与诰命展示给大家，并说金印和诰命代表着关白，要求在场的日本人行礼。日本人在对金印和诰命行礼后，还要跪听玄苏用日语翻译的诰命。礼毕，沈惟敬对正副使说“倭性厌烦，勿与讲话”，他恐正副使与日人接触发生不当言行，所以想让见面活动早点结束(41)《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辛亥条。。由于正副使居住的官所间隔一定距离，两人接触也有不便，官所外有日人护兵名为守卫实为监视，这样居住安排让李宗城产生了被隔离和软禁的逼迫感。

此时，日军何时完全撤军、册封使何时渡海去日本的传言纷纷而起。传言内容不仅是李宗城急切想知道的，也是朝鲜方面急切想了解的。十二月初，南好正向黄慎报告说：“闻朱通事口传行长之言于正使曰‘义智明当撤来，老爷渡海之期，想在于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黄慎直接找沈惟敬询问， 沈惟敬回曰：“行长苟有是说，当言于我，此必浪传也。此间事体，专等调信之回。清正则必待关白所差总兵之来，方可撤兵矣”(42)《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寅条。。他甚至责怪李宗城入营之事，“当初我意，欲得清正及安骨等诸阵既撤之后，往请李老爷进来，则事体尊重，而便要径进，致令事体轻易，此最可恨”(43)《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寅条。。众所周知，正使入营是在沈惟敬的压力下而为，但黄慎又不能直接戳破此意，所以对沈惟敬说：“外间皆言，当初老爷以为，正使入来则各倭即当撤去，十三日间可以过海。” 沈惟敬直接反驳曰：“谁说我有是语？你曾听我有这等话否？李老爷自家看历书，拣出好日子，至示我。且指示小西飞曰‘初四日、十三日、二十一日，皆好发程’云。十三日过海之言，想出于此，我则无是说矣。杨老爷则倭人等果要进来，李老爷则他来，倭亦去，不来，倭亦去，我岂必请他径进乎？” 沈惟敬将正使入营与自己关系推得一干二净，并称正使渡海去日本之日要等柳川调信从日本回来才可知晓，不知朱通事从何得知此事，非常可疑。而“两天使衙门深邃，非如游击之比，只凭译官传闻之说，虚的难知，极为闷虑”(44)《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寅条。。

十二月初六日，沈惟敬找南好正进行调查，指责南好正用不可靠的信息蛊惑正使。除此之外，沈惟敬在知道李宗城秘密吩咐南好正把东莱县令调进日营后，即拿此事责怪南好正，责骂道：“何不先言于我耶？天使只奉命往封而已，其他干事，无秋毫干预。行长何以此告于天使，你何敢传达天使耶？你是一介通事，黄陪臣在此，你何敢擅调东莱官耶？” 沈惟敬即以“坏国大事”之罪，罚打南好正二百军棍(45)《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条。。沈惟敬并且警告南好正：

你在天使身边，弄多少舌头。前日我取炭十余包于梁山，而便说取八百包。天使将管我乎？置我于何地乎？你说清正尚有八千，是你目见者乎？坏事者汝也。你国徒知天使，而不知事体，十分可恶。你何径行文书于东莱官，而不禀于黄陪臣乎？(46)《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条。

据上可知，沈惟敬拿南好正向李宗城报告一事做文章，说明他一直在监视正使的行动。在沈惟敬看来，“天使者只奉印诰、服色，往遗关白者，而少无干涉于干事”。李宗城在得悉沈惟敬的上述意图后，“即分付(按：实为“吩咐”)止东莱官，一听游击教令，仍杜中门，不许诸官禀事”(47)《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条。。他告知南好正，今后若有事直接禀告沈惟敬即可。这时，李宗城心里更为压抑，收集情报的行动也更为小心。

十二月中旬，柳川调信从日本回来后发生了新问题。丰臣秀吉要求册封使渡海来日本时朝鲜也要派遣使臣，沈惟敬向朝鲜朝廷发咨文告知，日军已八成以上撤出，其他剩余军队与册封使一起撤走，而关白以将来朝鲜与日本的友好为由，要求两三名朝鲜使臣陪同一起渡海(48)《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丁卯条。。十二月二十九日，朝鲜收到该咨文后经过讨论，婉拒了派遣陪臣一并赴日要求。朝鲜认为日本经常改变主意而无法信赖，目前日军仍然驻扎在机张岛、竹岛、安骨等地。于是，朝鲜回复沈惟敬，请求明朝“再查彼中情形，并与册使，商确审处，的当归一，更烦指教，以为长远之图，使小邦得免再悞于今日”(49)《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辛巳条。。不过，朝鲜在给沈惟敬发送回复咨文时，沈惟敬已经与小西行长一同前往日本。

沈惟敬此行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册封礼仪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日本内部反对和议的舆论(50)《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二，宣祖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乙丑条；黄慎：《丙申登对第一(二月朔戊戌乙丑日)》，黄慎：《秋浦先生集》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5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第628页。。小西行长给沈惟敬的书信中写道：

日本丰臣行长求老爷先天使过海，老爷因事体，迟延日久，不敢听信。议有约条，依从老爷，然后过海，又再三苦求，老爷方写谕帖。今将前约条，奉老爷尊命，只是清正过海，并加德、安骨浦、金海等营，不能尽收釜山。只求老爷到名护屋地方，大合面与不面，各营兵马尽撤归，然后老爷亲自到釜山，请天使过海。再无一豪他说，老爷切不可听他人说话。行长必不信细人之言，自坏美事，如有谎言，头上有青天鉴之。(51)《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己丑条。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都是积极促成和议的人物并担任和议交涉，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代表着两国全部势力的声音，反对势力与舆论可以影响到两者之间的交涉。从上段书信可以看出，沈惟敬对日军没有迅速撤军的情况较为不满。从日本方面看，撤军可能遭到加藤清正的反对，也可能反映着丰臣秀吉的心态。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八日沈惟敬与正副使见面后，为了解决册封日本的相关问题，又于正月十五日和小西行长一同前往日本(52)《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丙辰条。。

小西行长离开熊川前，约定“天使二位(指李宗城和杨方亨)在营，每日必供给丰腆，备极诚敬，夜间巡缉周密，谨慎火烛，至于标下各官，亦毋怠慢，务在行之”(53)《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己丑条。。但在没有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与副使单独留于日营的李宗城内心更加不安，尽管他不信任沈惟敬，但沈惟敬为了和议还是会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而现在连最低的安全底线也不复存在。在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去日本后，日军对册封人员的接待也越来越差(54)《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二，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己亥条。，加之谣言四起，如日本会再度侵略朝鲜(55)《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庚寅条。、日军得到割让才会撤军(56)《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一，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壬辰条。等，甚至北京还传出沈惟敬被软禁在日营的消息(57)《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二，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庚子条。。

此时，明朝内部怀疑册封是否能顺利进行的人开始增多(60)《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二，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癸亥条；卷二九三，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甲申条；卷二九四，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己酉条、二月二十四日辛酉条。。都察院御史李思孝在发给朝鲜朝廷的咨文中说，册封使已派遣良久还未渡海，恐是日本另有阴谋，要求回报册封使还未去日本的理由以及朝鲜如何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61)《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戊辰条。，并说朝廷已派铁万照查探册封使的举动(62)《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戊寅条。。杨镐、王诚中、都察院差官程学圣等人也发来书信，探问延误册封的情况与日方情报(63)《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戊寅条。，孙鑛也一直派人侦探日方情报(64)《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戊寅条。。当时有关册封交涉的信息，在明朝内部只有沈惟敬和石星共享，这也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然而，各个方面打探消息的人员不断接触李宗城，传达给他可疑或不可靠的信息(65)《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丙午条。，有时还会发出让他看到情况不妙时就及时撤离的警告(66)《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丙午条；卷七十六，宣祖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丁酉条。，这让李宗城产生了愈发不祥的预感，不安情绪达到极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宗城给明朝方面上了辞本。副使接伴使李恒福向朝方解释此事与明朝的大考有关，虽然辞本只是形式上的，但是在该辞本中可看出李宗城烦躁和不安的心情：

第自渡鸭绿迄今拾月，倭众犹未尽退。虽宣谕之事原有专责， 而臣不能想度机宜， 推迟时月，罪亦何辞？兹値五年大计，正武臣黜陟之期。臣叨本府例得自陈，诸臣之中宠荣过分，罪戾多端， 不称任使，不有如臣者，是臣首宜黜也。伏乞勅下兵部， 査臣言之无欺，念臣愚之知止，罢臣职衔，收臣章服，则大典可肃，愚分可安。(67)《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戊寅条。

从后来李宗城逃离日营的行为来看，辞本的内容表露出了李宗城的真心。与此相反，副使方面人员的情况却大为不同：“正使彷徨忧闷，无以为答，心惹日甚，骂人打人，殆无虚日。标下之人，无不危惧，而副使管家皆言‘老爷四月渡海无疑’，自中皆有喜色曰：‘俺等今年得还乡土’云”(68)《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三，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戊寅条。。正使与副使在进入日营前都对沈惟敬抱有怀疑态度，但现在二人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可能是副使自进入日营后被沈惟敬说服并答应与其合作，而正使却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态度(69)《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乙巳条。。

关于是否册封日本的问题，在册封使团自北京出发前，明朝内部就已经存在很大争议。该问题不仅是战争策略问题，也是明朝内部的政治问题，李宗城在赞成与反对封贡之间难以选择，只不过他受皇帝旨令执行出使任务。直到出使14个月后，他最终判断日本根本不是真心接受册封，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果断逃离日营(70)李好闵：《请兵粮奏文·册封天使李宗诚逃遁后奏请文，丙申四月》，李好闵：《五峰集》卷十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9辑，1990年，第503页。。逃离后，金睟问李宗城逃离理由，他答曰：“关白何曾要封？其所要求皆不可为之事。其中有一件，臣子所不能忍闻者，而过海之后，执我等为质，求其所欲，不从则必杀我。我分当骂贼而死已矣，孰知我不屈而死乎？今我负二罪。前日枉负倭情恭顺，一也；即今轻率出营，二也。负此二罪，罪在一身而止，犹胜死于倭奴之手，以故决意出来”(71)《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甲寅条。。他向兵部等各衙门写报告进行解释，强调日军的行动并不恭顺，且对他进行要挟、强索、羁留等；如果日军真想恭顺明朝、接待册封使的话，他是不会偷偷逃离日营的。而且在逃离过程中多名随行人员被抓回，甚至两名随从被杀，诸事表明日方根本不希望得到朝廷册封(72)《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甲寅条。。

然而，副使杨方亨的报告与李宗城的解释完全不同。李宗城逃离后，杨方亨在给朝鲜的咨文中写道：

迩来釜营倭情，谅贵国得之侦探者必悉。须正使误为浮言动惑，于四月初三日夜而去，倭将沙古雁门等即行追请。本府恐倭众深入贵境，致生他患，即令通事林小鸟，传谕倭将平义智等，将追倭等撤回。比倭众闻金印收在，俱已心安。但本府看得，正使以贵戚元勋，衔命而来，远迩快睹，旌旗所指，山岳震摇，诚举动关系不细也。(73)《朝鲜宣祖实录》卷七十四，宣祖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辛亥条。

由此看来，作为副使的杨方亨对于正使李宗城的逃跑行为完全不认同。他认为，正使是被谣言蛊惑，日营驻留一切平安(74)崔岦：《槐院文录》“咨回杨册使”，崔岦：《简易文集》卷五，《(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9辑，1990年，第373页。。但从正副使对于沈惟敬和日将接待行为不同感受的情况看，我们认为李宗城对于沈惟敬的怀疑和日本对撤军一拖再拖使他感到受骗的认识是真实的。在不断受到日军威胁的情况下，他决定从日本军营出逃。而副使出此报告，是因为他急需要稳定正使离去后的不安定形势，毕竟册封日本的任务尚未完成，他或许已经认定与沈惟敬的合作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四、结语

中国古代王朝向周边国家派遣册封使臣，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秩序。从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向日本派遣册封使的情况看，主导者是明朝的石星、沈惟敬和日本的小西行长，但他们是为了讲和而利用册封。而对于这一情况，明朝内部其他人并不知晓。可是，册封与朝贡关系是那个时代周边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皇帝治理天下的名分，一旦破坏，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攻击。然而，随着壬辰战争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石星等人在名分与实利的衡量中有私人企图，必然影响到册封使的进程。在李宗城进入日营后，孙鑛等多人怀疑这次册封，派遣差官进行暗中侦查，所以也不能说李宗城所有的上报途径都被切断，只能说他长期处于日营的看守中，不断有谣言影响到他，而且他能接收到的真实信息越来越少，致使他怀疑之心不断加重。而这一系列过程也是明朝内部的矛盾与不信任造成的。比如李宗城到汉城两个月后，开始对沈惟敬产生怀疑，此后加深的不信任感，影响到他对当时局势的正确判断，并且来自兵部、军门、督察院等各部门以及朝鲜朝廷方面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使他极其不安。当他进入日营后，又感受到被拘留的处境，这种不信任与不安的感觉相叠加，最终导致他决定逃跑。因此，李宗城的逃亡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反映出壬辰战争中三国内部的难题，和谈期间本应该共享相关信息，却因三国内部出现激烈的政治斗争阻碍了信息沟通，相关信息情报因为拥有者的立场而被独占，本应团结的形势反而被不信任的思想所破坏，最终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