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扬鸣 郝文琦

浙商，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能走在全国前列，浙商功不可没。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是社会活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之根源，能在不同程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路径和模式。因此，对浙商的前世今生进行探究，或许能解答浙商的一些“奥秘”。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至今已逾40年，浙商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对浙商与浙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浙江文化对浙商成长为“财富浙商”并向“文化浙商”嬗变的作用进行探究，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浙商的基因：浙江文化的兼收并蓄

“浙商”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内涵和外延的文化概念。从地域概念上说，浙商可以被诠释为浙江省的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和精神特征的创业者、经营者与创新者的集合，即是指那些继承和发扬了当地的传统商业文化和精神，通过沿袭或实践掌握了商业经营的经验与方法，浙江籍的投资者和经营者(1)高波：《文化资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商与粤商成长经验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从文化概念来说，浙商的文化基因是指浙江历史上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素质与信仰等及其相互联系，在浙商身上交织后表现出来的主观属性和特征，它们是通过文化本身特有机制而“遗传”的。从这两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传统浙商在千百年的创业实践中，秉承了浙江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逐步形成了传统浙商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要素。

(一)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创业观念

浙江不仅陆地面积小，而且“七山一水二分田”，自然资源有诸多局限。但是这一不利因素却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磨炼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为了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早在六七千年前，良渚文化中的先民们就一直在与大自然抗争。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自然资源日益沉重，一代代浙江人在与大自然抗争与改造中，修筑了一系列海堤、河道、水利工程，创造了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进而创造了一年三熟的农业文明。重要的是，人口密集、耕地偏少的不利因素促使了浙江人把注意力转向商业与手工业，使得商业与手工业成为当地人谋生的补充手段，甚至是重要手段。

浙江文化不害怕、不排斥海外异域文化。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之一口，是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之后，温州、杭州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面对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浙江人没有胆怯，也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浙江文化表现出较为开放与灵活的特点，如天生的商业属性、不耻言利的功利主义倾向、开放包容与诚信合作的态度等。在内在因素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商的经商传统得到了较大的刺激，作出了勇于面对现实的反应，并且表现出兼容并蓄、善于思考、敢于超越的风范。浙商，比如“宁波帮”，此时也开始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二)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

从浙商发展历史上看，传统浙商多由于受自然、社会环境限制而发展不顺，或者受政治因素影响甚至压迫而生计维艰，但是即使他们被迫放弃农耕或者背井离乡，他们仍然有意无意地拥有这样的理念，即“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人则财之本”。这种理念是对自我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活动的基本动力。“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却以死相拼；他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慢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韧。”(5)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2页。农民出身占多数的传统浙商也基本类似。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最初的经商活动仅仅是为了让家人吃饱肚子，让后代远离贫困)，传统浙商往往靠专业技能(不少可谓“雕虫小技”)艰难起步。即使站住脚跟以后，传统浙商也是立足百姓生活，继续发展专业技能，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进而有效地解决了更多人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的各种活动均与改革开放初期占浙江人口86%的农民的活动息息相关(6)陈立旭：《从传统到现代：浙江现象的文化社会学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浙商的这种观念和做法，可谓“老百姓经济”，是自发的、广泛的，难以被扼杀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原动力。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的“老百姓经济”，涉及千家万户，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它的生长与发展都是十分顽强的，难以人为遏制的。因此，不论出于哪种目的，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都要或迟或早地调整政策，甚至制定新的政策，来适应与鼓励其发展。政策的变动，新制度、新体制的建立，易于自然经济的瓦解，易于商品经济萌发。浙江传统自然经济就是这样朝向近代经济演进的，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就是这样逐渐地成型、成规模的。“民本经济”是浙江改革开放最早的破冰领域。

(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观念

历史上，浙江工与商、义与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工与商、义与利引起的问题较为明显。由于社会现象普遍、问题明显，时有学者就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与解释，因此，历朝历代浙江地区都有人就工与商、义与利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相应的文化观念。

南宋浙东学派中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他还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南宋浙东学派中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之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振聋发聩。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来实现的，人们一旦观念改变了，一有机会便会伺机而动。

经济推动文化，文化引领经济。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相左，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形成了传统浙商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唐代时期，浙江已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两宋时期，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浙江的民间工商业活动仍然活跃，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以致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与浙江人接触后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浙江“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7)沙莲香：《中国民族性》(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9页。。“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必定温良”(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5页。，唐代以后，浙江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不断地提高，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道路的图谱上，文化基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9)夏兴有：《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光明日报》2018年9月17日，第15版。。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的不同使得各地区文化呈现出巨大差异。不同的文化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浙江文化是一种崇尚“通商惠工”“义利并存”的“事功”文化，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个人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文化能够有效地影响人的人格和特征，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资本积累，使得浙商普遍有着程度各异的商业头脑，讲求诚信、精于合作的精神，以及善于进取、不断提升的追求。

二、“财富浙商”的崛起：浙江文化的作用

经历了中国近代动乱中的长期低迷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长期压抑(虽然也有不少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浙商重新崛起并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财富浙商”。不管是否有主观意识，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惯例、习俗来思考问题、采取行动，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框架中谋求自身的利益。尽管文化与文化表达方式是多元的，尽管现代浙商明显区别于传统浙商，尽管浙商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地缘关系与文化渊源的商业群体，“财富浙商”的崛起，与浙江文化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强化浙商的自主文化意识

自主文化即自主意识，它包括了三个方面，即自主谋生、自主进取、自主创新。由于历史文化的关系，浙商的自主意识逐渐地演绎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成为浙商显著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因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一切有价值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盛’……”(10)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自古以来，浙江人对改善自身生存和社会生存条件，较少地依赖政府和行政长官，而是更多地依靠个人的奋斗与个体间的协作。这个特点，在改革开放后的浙商身上得到了特别明显地展示。那时，在省内外闯荡的经商务工人员(谈不上商人或企业家)，绝大部分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失败了，改换门庭，另起炉灶；成功了，做大做强，争当第一。这是浙商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的活动与精神。这种活动与精神，使得改革开放后浙江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样板，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规律性的反映。

浙江民间力量是“老百姓经济”，它朴素，甚至“寒酸”，但是它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积水成渊，积土成山。改革开放之后，浙商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那些在省内外闯荡的，从事补鞋、弹棉花、裁缝、包沙发、鸡毛换糖、打金、理发的小手艺人和小生意人，许多成长为商人、企业家，甚至脱胎换骨成为大商人、大企业家，并创造了诸多的“首先”或者“第一”。与此同时，专业市场、家庭工业、民营企业、股份合作经济以及“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等在全国遍地开花。并且，自筹资金建设城镇(比如义乌市、“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11)浙江省政府2019年8月30日宣布龙港经国务院批准撤镇设市。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乃至于台州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会、民办教育、民办公益性文化设施等司空见惯。

(二)肯定浙商的“功利文化”价值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上面所提到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推行的义利兼顾、务实重本，都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具体而言，浙商较为务实，关注日常生活质量，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现实角度去判断和决策，不喜空头政治，不喜清谈与争论，具有“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强”的创新欲望，“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市场竞争意识，少说多做与敢于冒险的人文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文化的这个基因经过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延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在浙商身上强烈地表现和释放出来。他们不以从事经商、手工业为贱，“人人想赚钱，个个想创业”(14)为了说明情况，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1978年前后，诸暨县大唐只不过是杭(州)金(华)公路穿村而过、一个公共汽车停靠站成为‘标志性建筑’的弹丸之地。不知何时，公路边‘冒’ 出了十几间小茅棚，里面活跃着一群妇女，拎着小篮与执法部门‘捉迷藏’般偷偷地做起袜子生意，她们就是大唐第一代袜子商人。不瞒你说，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原先是一名民办教师，因不甘‘寂寞’而辞去教师工作，与兄弟姐妹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自产自销，每双袜子赚几分钱。”(洪冬英口述，郑轩扬、张坚永、周建华整理，《从一双袜子到一个“王国”》，《联谊报》，2019年8月17日第4版。)，一点一点地做大，一步一步地做强，努力地继承和实践着浙江文化中的“功利文化”价值。

“功利文化”的继承和实践，民营经济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发展到“补充地位”，进而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撑起了浙江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从浙江省范围来看，从2002年到2017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从5346亿元上升到近3.4万亿元，年均增长13.1%。2018年，民营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即创造了全省56%的税收、65%的生产总值、77%的外贸出口(如义乌年外贸出口达2500亿元、“世界超市”占全国1/66)、80%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总量、90%的新增就业(15)茹雪雯：《56%的税收贡献、65%的生产总值、80%的就业岗位 浙江民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每日商报》2018年7月26日，第A11版。。从全国范围来看，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20席，连续19年全国最多；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766家，数量全国最多(16)茹雪雯：《56%的税收贡献、65%的生产总值、80%的就业岗位 浙江民营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每日商报》2018年7月26日，第A11版。。民营经济成了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浙商因此被称为当今中国第一财富制造商。浙江功利文化为社会所充分肯定、也为事实所充分肯定。

“功利文化”的继承和实践，使得广大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受益者。浙商一直有着良好的生长与成长环境，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称赞与尊重那些努力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获取财富的人，仇富心态在社会上难成气候，因此，白手起家的浙商自然赢得了社会的应有尊重，成了人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在这样一个讲求功利的社会里，一方面财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财富也在向广大的人民流动，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一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17)吕福新：《浙商转型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第1页。，尤其明显的是，以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的财富也得到了相应增长，农民人均收入连续约30年全国第一(18)《东部5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浙江最富 粤闽多“隐形土豪”》，《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7月21日，第A02版。。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在浙江几乎难寻踪迹，改革开放达到了其最佳的目标与结果。

(三)弘扬浙商的工商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有产生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或生意郎的传统。历史上，浙江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工商思想，而且自南宋以来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民间商业传统。在浙江的许多地方，民间都有着悠久和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特色各异的发达手工业，不仅纺织业、制陶业、造纸业、酿酒业等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相当兴盛，而且流动百工手艺人也层出不穷，形成区域性的“百工之乡”。正如费孝通曾对浙江温州经济所作的评论那样：“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的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19)何福清：《纵论浙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0页。深厚的工商传统文化和自发自主的文化特技或文化底蕴，体现了民间理性和务实精神，构成了浙商的一个基因，它的代代自然“遗传”，对浙江社会经济与文化“体质”的健康一直影响匪浅。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温州模式的星星之火，到90年代后迅速燎原，浙商群体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由一个层次不高、人数较少、规模不大的商业群体，壮大成为全国范围内人数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也是最活跃的现代商帮。浙江有户籍人口46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有437万个体工商户广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创办了200多万家企业(平均每26人中拥有一家大小不小的企业)，57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何玲玲、李亚彪、方问禹、王俊禄：《初心似锦照红船，之江潮起再扬帆——浙江续写70载砥砺奋进壮丽篇章》，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17/c_1124888095.htm，访问日期：2019年8月30日。。另据网上的一个统计，省外、海外加上省内的，浙商总共不少于1000万人(21)《浙商文化博物馆》，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浙商博物馆?fromtitle=浙商文化博物馆&fromid=5163573，访问日期：2019年8月30日。，在国内的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在欧美各国的大城市中，都有浙江的投资者和生意人。

对改革开放后浙商发展情况做一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当地传统工商文化的“春风吹又生”(白居易)；浙商的涌现，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继续“疾虚妄、倡实践”，以及“义利并举”“工商兼本”。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所采取的一些创新模式，如前店后厂、沿街成市的专业市场、工业市场、股份合作制、集资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民间金融、互助会、借贷利率浮动等等，并非都是新近的发明，都能在浙江工商发展史上找到它们的影子，是当代浙商对历史上的工商制度和传统的因袭、变异、创新与发展。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创业动机、创业愿望的强弱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文化背景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从一个人口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工业底子薄弱、农业基础不强的中流省份，发展到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全国第一，GDP总值连续十几年位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的经济大省。浙江经济飞速发展的经历，正是浙商从浙江文化基因中汲取精神养分，迅速发展成“财富浙商”的过程，也是“财富浙商”对浙江文化充实丰富的时期。这一切，只有将经济、政治的阐释与浙江文化的阐释结合起来，才能有较好的理解。

三、“财富浙商”迈向“文化浙商”：浙江文化领引方向

浙商现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性格、一种独特品质，成为当代工商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浙商及其文化传统能够持续发展吗？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早期，以“低学历高效率”为特征的浙商模式效果明显，在市场竞争进入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开始遭遇困难和挑战，其先天优势难以体现，甚至开始被削弱。浙商需要内涵，内涵深厚了，浙商才能不断前进。充实浙商的内涵需要多管齐下，其中之一就是重视文化、强调文化，实现“财富浙商”向“文化浙商”的跨越。

(一)确立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最大优势的思想

深刻的文化自觉、坚强的文化自信，是增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必要条件。2003年7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代表省委总结浙江多年来的发展经验，首次系统提出“八八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要“建设文化大省”(22)《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杭举行》，《浙江日报》2003年7月12日，第1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和社会之所以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依赖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依赖于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2005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再次作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决定(23)陈立旭：《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到努力建设文化浙江》，《浙江日报》2017年8月21日，第10版。。

把浙江建设成“文化大省”的思想，不仅高瞻远瞩而且独具慧眼。浙江是一个活跃着各种文化的区域。浙江在历史上有着多样性与开放性的特点，这使得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在浙江相互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在浙江又发生了更剧烈的碰撞和交融，近代工商业和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视野变得开阔了，观念因此改变了，进而逐渐养成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胸怀。文化成为浙江综合优势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今天，文化和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人格，这个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24)吴向鹏：《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商成长的经验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对于浙江经济而言，浙江虽然是“经济大省”，却是公认的“资源小省”。要解决这个矛盾，“浙江人经济”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启发性，它认为浙江经济最大的资源是浙江人，最大的财富是浙江精神，最大的优势是浙江文化(25)引自陈湘舸、熊卫平：《“浙江人经济”理论对浙江经济现象与浙江模式的解读》，《南方经济》2005年第12期。。如果坚持这样的理念，经济发展不拼资源、不拼环境、不拼资本，扬长避短，浙商发展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也易与国际文化市场接轨而走向世界。

(二)引导浙商继续用浙江文化提升自己

对浙商，习近平同志有过深厚的研究。2006年6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有关浙商研究的文章，他说：“浙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长期以来，浙商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浙商文化’。”(26)哲欣：《“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浙江日报》2006年6月16日，第1版。“哲欣”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笔名，取“浙江创新”之意。这篇文章只有400余字，然而，习近平同志阐明了浙商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同时指出了“浙商文化”的重要意义。其实，浙商文化是以浙商为代表的工商文化，是缩小了的浙江文化，或者说是浙江文化的精粹。

文化是一种土壤，是根源性的东西；精神则是基石，是种子。有了浙商文化这一肥沃的土壤，浙商精神才能诞生和生长起来。浙商文化是浙商精神的成长环境。浙商文化相对而言较为宽泛，涉及浙商特性的方方面面，包括浙商的经营风格、企业文化、浙商自身的精神风貌、理念行为特性等；而浙商精神是由浙商文化熔炼而成的，最终转化为浙商文化的一种符号与标志，也是浙商文化的核心体现，也就是说浙商精神是浙商文化高度凝练的内核。

当代工商活动与历史上工商活动有着继承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实际上阐述了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是浙商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产生、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习近平同志阐明了物质财富和浙商文化的关系，浙商文化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浙商文化和浙江文化的关系，是要求引导浙商争做“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改革创新的先行者”(27)哲欣：《“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浙江日报》2006年6月16日，第1版。，也要求引导浙商应该正确地对待历史，与时俱进，成为拥有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价值取向的群体。

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也日益全球化。浙商将来能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是否拥有“文化自信”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浙商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成为“财富浙商”，但是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才是浙商的“根”与“魂”，才是长久而超越时空的力量。“‘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也就是说浙商要不断发展，即“财富浙商”要跨越到“文化浙商”，要有积极的引导，引导浙商在今后的发展中仍旧使用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来支撑自己，仍旧使用浙商文化或者浙江文化来丰富提升自己。

(三)发展文化产业，壮大“文化浙商”

工商文化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一个区域文化现象。40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浙商凭着敢闯敢干的精神，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浙商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浙商自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转型升级中不断触发文化自觉。如今，越来越多的浙商不仅在理念上重视文化，而且开始把目光锁定在文化上，纷纷斥资在文化产业抢滩占地，努力把自己从“财富浙商”转向“文化浙商”。

“浙商的新飞跃，需要‘浙商文化’的支撑。”(28)哲欣：《“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浙江日报》2006年6月16日，第1版。这是习近平同志2006年对浙商发展展望的预言和要求，是与浙商在历史上的嬗变脉络一致。浙商当下的历史责任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浙商及其浙商精神，需要提升到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文化乃至世界工商业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因此，浙江省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为浙商在新时代的“新跃进”积极创造各种条件。

自2010年起，浙江省文化相关部门推出“文化新浙商”评选活动，旨在扶持和引导浙江民营企业进入文化产业，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进一步铸造浙商文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浙商文化促进会会长杨建新说：“只有有文化远见的企业家，才能成就百年老店。”(29)郭人旗、苏唯谦：《观察：新浙商的文化追求》，《中国文化报》2013年10月23日，第1版。一个企业家只有具备了文化意识，才能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经济只有跟文化在一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浙江省政府还出台了文化浙江建设的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唐诗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大运河诗路、之江文化产业带、之江文化中心等项目，如之江文化产业带的空间范围覆盖钱塘江杭州段沿线的9个县市区，着力打造以之江文化产业带为空间形态，集成数字文化产业基地、影视产业基地、艺术创作产业基地、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等产业功能，国内引领、国际知名的“一带四基地”。还有，2018年9月5日至7日，浙江省文化厅和嘉兴市政府在嘉兴主办了“2018江浙沪特色文化产业项目路演及推广活动”。本次活动以“文化与资本对话，创新与梦想起航”为主题，为江浙沪近70家文化企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家投融资机构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江浙沪地区特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30)《江浙沪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嘉兴路演，文化资本深度对话》，《浙江日报》2018年9月7日，第9版。。

综上所述，浙商在新时代要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浙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由小到大、变弱为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部浙江改革开放史，也是浙商的拼搏史、企业家精神的淬炼史。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浙江文化在支撑。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这些潜藏在浙商、浙江人意识深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一旦条件允许，比如遇到像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机遇，必将会再次创造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浙商也必定完成由“财富浙商”向“文化浙商”升华，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四、余言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文化变迁，第一次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7年抗战前夕，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这几次文化变迁中，第三次意义无疑是最重大、最深远，它从价值观的层面上不断创新，有关时间、效率、竞争、信息、平等、人权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日渐趋向共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出现多元发展，国家获得了持续的文化资本积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全体人民的精神家园。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一个经济强国必须同时是一个文化强国，能够产生可以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观，得到世界普遍的文化认同。浙江文化经世致用、义利并存、兼收并蓄，当属世界普遍认可的一种优秀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哺育和成长起来的浙商，具有自我变革的精神，不断促进价值观念变革，推进文化创新。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社会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它还有着其特有的“遗传”机制去影响，甚至塑造这些因素和条件。集智慧、精神、道德为一体的商业文化正在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中创造着奇迹。在浙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浙商表现出善抓机遇、勇于开拓、专注创新、信守承诺、吃苦耐劳、精诚合作、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国家增强软实力，建设经济强国的基础和重要条件。有理由相信，“财富浙商”或迟或早一定会为“文化浙商”所替代，更多的浙商一定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素质，包括浙商文化在内的中华古老商业文化，必将给世界商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