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军

摘要：学堂乐歌指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和教唱的歌曲，以及为此而创作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创作手法是依曲填词为主，旋律多选自日本、欧美曲调或中国传统乐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以学堂乐歌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学堂乐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创作手法、代表作品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学堂乐歌;历史意义

一、学堂乐歌

1.學堂乐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弃城而逃，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统治者腐败无能，昏庸无道，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

清政府的落后激发了各派人士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探索。19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改变现状，从发展新式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若不被欺负，只有"学夷以制夷"。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的迅速传播，旧式科举考试制度，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因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在知识分子中酝酿已久。如康有为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作有《请开学校折》，提出建立国民学堂，“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美术、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第一次提出将“歌乐”作为新式学堂的一门功课在学校开设，具有开创意义。此外，张之洞也提倡创办新学、重视乐歌，他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指出：“西国之强，强与学校”。他也主张创办新学，但强调“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各地新式学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办，如上海的南洋公学、中西女孰、广州的时敏学堂等，大多数新式学堂都设有乐歌课。1904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设立从初小到高中的系统化新学校。于是，随着新式学堂的逐步建立，乐歌开始在学校中流传，学习西乐逐渐成为时代潮流。西方音乐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地位，并迅速改变了中国音乐的面貌和现状。创新学，唱乐歌，求新声于异邦成为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

一些留学生如萧友梅、曾志忞、沈心工等人开始东渡日本学习发展学校唱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在日本学习了唱歌、钢琴、乐理和作曲等课程，并建立音乐社团，进行乐歌填词活动，写了一些乐歌作品和编创乐歌教材。留学日本的这批音乐家，成了推动学堂乐歌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

2.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

在早期的学堂乐歌的填词、推广、创作和教育等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

（1）沈心工，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积极考察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深受启发，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洋音乐和学校唱歌的知识。次年回国致力于乐歌创编、乐歌运动和学校音乐教育，产生广泛的影响，受到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认可。他回忆道：“凡在各校上课时，辙见窗门之外，人影群集，尽听课之人也。”沈心工培养了一批从事乐歌运动的初步人才，对乐歌运动的宣传和开展起到了带动作用。

他编写的乐歌最突出的贡献在选曲填词的基础上，成功地摆脱了旧文学、旧诗体的束缚，最早采用白话文进行歌词写作，题材广泛、内容浅显、通俗易懂，最能符合青少年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贴近现实生活。沈心工共编写了180多首学堂乐歌，编写方式分为两种：选曲填词和自己作曲。选取填词的包括：《体操-兵操》、《竹马》等;自己作曲的只有6首，即《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金虞琴社社歌》和《辍悼歌》。

此外，沈心工在日本留学期间，还创立了“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创作。为解决当时我国小学音乐教学的需要，他一边教学一边编写音乐教材，从1904年开始，他先后编写出版了《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和《民国唱歌集》，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学校唱歌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由于沈心工在推广乐歌中的重要作用，李叔同称他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2）李叔同，1905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归国后从事艺术教育。他的成就涉及多个艺术领域，在音乐方面主要表现为乐歌创编、音乐教育和创办期刊三个方面。

李叔同一生所编写的乐歌约有70多首。早年所写作品收集在他1905年所编创的《国学唱歌集》中，包括：《出军歌》、《哀祖国》、《我的国》等，大多数是根据我国传统曲调填词，内容多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迫切要求扬鞭疆场、重振中华的豪情。后来他任职于师范学校，期间所创作的歌曲，语言生动、曲调新颖，并结合青年学生的生活现实，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和传唱。如《春游》（三部合唱）、《送别》、《归燕》（四部合唱）等。此外，李叔同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数量很少，只有《春游》、《留别》、《早秋》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六首。他所编写及创作的歌曲，曲调优美流畅、文辞生动秀丽，注重艺术形象和声调音韵的结合，注重歌词和曲调的对应关系。因而，他的歌曲多数以抒情为主，不少歌曲配以钢琴伴奏谱，作品结构复杂、完整，体现了他丰富的音乐修养。

音乐教育方面，李叔同曾任教于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近代早期艺术教育事业的初创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曾培养出一批成就卓越的音乐家，如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等。

1906年，李叔同在东京独立编印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是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在中国音乐杂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其中发表了他编写的乐歌三首，包括《隋堤柳》、《我的国》、《春郊赛跑》。

（3）曾志忞，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3年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并热情投入到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的音乐活动中。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乐歌创编、理论研究、创立音乐社团、组织管弦乐队和提倡京剧改革等方面。

在乐歌创编方面，1903年，曾志忞在中国留学生“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印的《江苏》杂志上，发表了《练兵》、《游春》、《扬子江》、《海战》、《新》、《秋虫》6首乐歌，采用五线谱和简谱对照的形式，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开发表的一批学堂乐歌。同年4月，他又出版了《教育唱歌集》，其中有他所编写的乐歌16首。

在理论研究上，1904年曾志忞从转译了英国人编著的《乐典教科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部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音乐知识。1905年，他编印出版了《音乐全书》，包括乐理、唱歌教授法等;同年又在《醒狮》杂志上发表了《和声略意》，成为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学知识的第一篇文章。1905年，曾志忞在《新民丛报》上刊载了有关发展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论文《音乐教育论》，着重阐述了他对我国普及音乐教育的主张，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

曾志忞在日本和上海时期均组织过音乐社团，对介绍和推广西方音乐的知识、技能起到了积极作用。1904年在东京组织“亚雅音乐会”，旨在“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1907年夏，与高砚耘等人在上海举办“夏季音乐讲习会”，传授西洋音乐理论知识和器乐演奏技能，为普及音乐教育做出了必要的准备。

1908年曾志忞组织“贫儿院管弦乐队”，该乐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训练的西式管弦乐队，具有首创意义。此外，在提倡京剧改革上，他试图改良京剧，虽未取得成功，但作为中国近代采用中西乐器伴奏改革京剧之先驱者，其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三位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启蒙者和推广者，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引领和指明了中国音乐正确、科学的道路，对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3.学堂乐歌的创作手法

学堂乐歌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创作手法还不属于专业音乐创作的范畴，主要为“依曲填词”，即采用现有的曲调填写歌词，属于“拿来主义”。曲调主要来源于日本、欧美等国的曲调，也有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曲调和民间曲调，还有少量的自创曲目。

首先，由于中国的学堂乐歌直接模仿日本在明治年间产生的学堂歌曲，所以很多曲调来源于日本歌曲曲调，即所谓“去四七大调式”，没有Fa和Si五声宫调式旋律。明治年代的第一批作曲家惯用这种调式。根据日本曲调填词所编写的乐歌有《中国男儿》，采用小山作之助的《学生宿舍里的旧吊桶》的旋律;《革命军》采用了鼓吹日本军人侵略中国的歌曲《勇敢的水兵》曲调;《孔子》甚至采用了日本国歌的曲调。

其次，运用欧美歌曲音调的作品也占用一定的数量，如《送别》采用了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春游》采用了美国作曲家洛厄尔.梅逊的基督教赞美诗《一泓泉水》的曲调;《大国民》采用《欢呼美国》的曲调;刘大白填词的《卖花女》采用贝多芬的歌曲《土拨鼠》旋律等。

再次，有少量的乐歌采用我国传统音乐曲调和民间曲调，如《祖国歌》以民间音乐《老八板》的曲调填词;《悲秋》采用广东乐曲《旱天雷》的音调;《碟与燕》采用了《茉莉花》的旋律;《缠足苦》采用民歌《孟姜女》的曲调填词等。

最后，真正自创曲目为少数。由于当时的音乐家还没有全面掌握西方作曲技法，作曲的基本功尚处于启蒙阶段，因此只有少量作品问世，如沈心工的《黄河》，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第一首创作歌曲。李叔同作词作曲的三部合唱《春游》，也是我国音乐创作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首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的多声部歌曲。此外，还有沈心工的《采莲曲》、《革命必先革人心》等。

二、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作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国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血液和灵感，它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和前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 学堂乐歌是西乐东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产生的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音乐现象，是中国对西方音乐的一次比较深入的尝试和探索。相比之前的基督教音乐、民间传统音乐、宫廷音乐，学堂乐歌对中国音乐的影响要更加广泛和持久，它不仅对当时的青少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当时整个社会产生了影响，还对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和波澜，甚至超过了中国传统音乐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学堂乐歌所创作的优秀歌曲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需要。学堂乐歌的很多歌曲富有爱国主义精神，激起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意识，宣扬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冲击了稳固的封建制度，对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很多歌曲具有进步和时代意义，以至于很多歌曲被学生和民众传唱。

第三，在学堂乐歌中，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音乐新形式逐渐诞生--集体歌唱形式。这种音乐，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朗朗上口，歌词通俗易懂，音乐形象鲜明，由于之前中国民众一直聆听民歌、戏曲、曲艺等中国传统音乐，学堂乐歌对于中国人们来说很是新颖和稀有，并很快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以后此类体裁的音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四，西方的乐器和音乐理论知识，如钢琴、手风琴、小提琴、乐理、和声、合唱、指挥、作曲等，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进入中国音乐生活和学校教育课程中，被中国民众学习和使用，对社会和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了促进作用。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开端，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学习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的音乐文化从最初依曲填词、生搬硬套的模仿到后來自然吸收和融合，自己创作的过渡阶段。曾志忞曾说过：为了建设新的音乐，必须“破坏好古之愚见，扫净近今之恶习，苟利于国，当发明之。发明之不能，则采仿之”。

结语

学堂乐歌是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萌芽期”，它为此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中国第一代作曲家的出现做出了积累和铺垫，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新品种，它的出现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内因，还有着鲜明的外力作用。它对于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对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社会的行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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