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人民对于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探讨“美好生活”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蕴，将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理论根基和价值导向。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美好生活”意味着人在“日常生活”和“闲暇生活”中，能够充分占有自己的生产即“享受生活”，以及从事自己全面性的劳动即“发展潜能”。从美学的角度分析，“美好生活”之“美”是人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着的“人的类本质”，同时“美”又表现为人的生活世界之“和”、人的生活方式之“雅”以及人生态度之“逸”。

关键词：美好生活；哲学内涵；美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2-0039-05

收稿日期：2019-11-19

基金项目：2017年广西艺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习近平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GCRC2017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立，女，哲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哲学。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构建“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目标，得到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美好生活”的内涵、特点及价值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对“美好生活”进行概念诠释，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民生等角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迄今，相关研究成果已初具规模，但对“美好生活”的概念分析尚欠系统化和层次性，需进一步深入解读并拓宽研究视角。由此，本文将从哲学和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美好生活”之内涵诠释做出新的尝试。

一、“生活”与“需要”的哲学内涵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形成标志着“美好生活”概念正式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创造性发展。由此，解读“美好生活”的哲学内涵，必须兼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和中国化的语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又要重视其中国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因此，此处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完整表述，重点考察其中“生活”和“需要”两个关键词，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挖掘思想资源，再尝试结合中国化语境进行概念的具体诠释。

（一）“生活”：日常与闲暇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宣称要“消灭哲学”，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哲学，而是要使黑格尔为“哲学而哲学”的纯粹形式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是一种哲学向生活的复归。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首先在人的物质生活层面实现了哲学的归位，他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63马克思将人的物质生活作为历史原点，使得哲学从纯粹的思辨演化为一种起始于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哲学。由此观之，“美好生活”概念中“生活”的第一层含义应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条件”上的“生活”，即指向人民物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然而，仅从“日常生活”和“物质生活”去理解“生活”的概念，无疑窄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还应看到作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概念集中出现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意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从生产生活中盈余出来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将“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视为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起点，那么生产生活之外自由时间内的生活就是一种人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的闲暇生活，在这段时间内“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2]。因此，“生活”的第二层意涵即人的日常物质生活之余的“自由时间”生活，而在中国化语境中可以理解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之外以娱乐休闲或自我教育为目的的“闲暇生活”。

（二）“需要”：享受生活和发展潜能

在厘清了“生活”所涵盖的范围之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来考量“美好生活”的“需要”之意呢？此处认为，可从矛盾对立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入手，探讨“发展”概念的内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最高奋斗目标，昭示出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其中，“人的解放”的实质即“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最终落实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論主要包括了两层内容，一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他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3]这说明了“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发展其支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能力，并将自己的劳动发展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活动”，摆脱了异化劳动的畸形状态，从而成为能够“享受生活”的人。

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述的“全面性生产”：“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这指明了人要使自身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也就是得到“发展”，必须从事生产出自己“全面性”的劳动。因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在第一层次“全面占有”自己的生活，还要求能够在劳动中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换言之，也就是在工作中不仅发挥自我的能力，同时能发展自我的潜能，从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二、探究“美好生活”之“美”的美学路径

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美好生活”，必然会牵涉到对“美好生活”之“美”的思考：追问什么是“美”、怎样感受“美”和如何创造“美”等等，这些追问将使对“美好生活”之“美”的探寻上升为一个美学问题。那么，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资源中，有哪些思想更符合“美好生活”之“美”的诠释语境，这就需要明确探究“美好生活”之“美”的美学路径。

首先，西方古典美学纯粹从思辨意义上探讨“美”，使得“美”成为一个存在于生活之外的抽象概念，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美”对人的现实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使抽象思辨的“美”回归于人的生活：马克思诠释“美”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并不讨论“美”的抽象本质，而是从人的生活实践中定义“美”。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经典论述：“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163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美”来自于人的生产以及人可以按照“美”进行生产，即揭示出“美”与“生产”的双向关系。同时，他以“人的尺度”来定义“美”的本质，在“人的对象化”中诠释“美”的感受，并通过“生活实践”理解“美”的生成，在生活世界里建立起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美学。

对“美好生活”之“美”的探寻，并非要在思辨的立场上演绎纯粹的“美”的问题，而是要使“美”从抽象的幕布之围走进现实生活，成为关切人的实存的精神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美”的思想更能契合于“美好生活”之“美”的研究语境。

与西方美学的系统性相比，中国美学有着零散性、多元化的特点，因此，援引中国美学思想来分析新时代美好生活之“美”，存在着如何筛选资源以及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两大问题。

此处认为，第一，应从“生活”的角度发掘中国美学思想中诠释“美”的资源。“生活”既包括了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处于社会交往的“日常生活”，也包括了人们体味艺术、休闲娱乐的“闲暇生活”。因而，从“日常生活”和“闲暇生活”的角度出发筛选美学思想资源，就是要选取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所生活的世界、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之“美”的表述。

第二，应从当今现实出发，运用中国美学的“范畴”表述阐释“美好生活”之“美”的意蕴。从中国美学的“范畴”研究来看，由于传统文化“诗化”的语言特性，产生了诸多关于“美”的范畴表述，例如“和”“雅”“神”“妙”“乐”“逸”等范畴，这些范畴并不直接使用“美”字，但却是“美”的多种意义的彰显。因此，应结合现代人的生活实际，从不同层面运用美学范畴合理诠释“美好生活”之“美”。

归纳言之，此处对美好生活之“美”的美學诠释，根据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不同特质，将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和中国美学范畴表述的两条路径。前者主要依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美”的本质、“美”的产生和“美”的特点等具体论述，对美好生活之“美”作出定义；后者则根植于现代语境，从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三个方面，运用中国美学的“和”“雅”“逸”范畴来表述生活之“美”的各层次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美好生活之“美”的本质

（一）“美的规律”即人在实践中所体现的“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用“美的规律”这一术语来解释“美”的本质，“规律”是主观意识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在运动中的必然趋势，而“必然”则指向了“本质”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所言的“美的规律”视作“美”的本质。马克思认为，“美的规律”即“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并且这样的“对象化”发生在人的实践当中。“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产，人的实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全面性，动物只为生理需要而生产，但人却可以不在生理欲望支配下进行生产和使用产品。二是创造性，动物只能简单地利用客观物质，而人能够创造出客观物质原本并不具备的功能。三是自由性，动物只能为了生存而运用物质，但人却自由地使用他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人能根据各种“尺度”进行生产，而动物仅在自己的“尺度”下生产。

因此，人通过全面地、创造性地、自由地实践区别于动物的片面地、机械地、局限地生产，进言之，人通过实践体现出的全面性、创造性与自由性就是“美的规律”，即“美”的本质。

（二）“美”产生于人“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

根据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分析，可以将“美”初步定义为人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类本质。那么，是否所有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都能产生“美”？回顾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解释，他认为：“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163这就是说，人只有在作为人自身的改造活动中才能显示出其类本质，换言之，仅能通过人对其类本质“自觉地”对象化活动才可以生产出“美”。

据此，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对“美”产生于人“自觉”的实践活动这一规定，将“非自觉”的实践活动排除在“美”的诞生地之外。

（三）“美”在人自觉的实践活动之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虽然并未直接说明“美”的特点是什么，但从他对“美”的产生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美”因内在于人“自觉”的实践活动而具有动态发展性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实践“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192，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即“美”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创造，由此发展着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换言之，体现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美”是在人创造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

此种辩证的实践观使得“美”不再是一个既成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着的、具有丰富性的历史诠释。同时，从实践的角度论“美”也规避了机械论所导致的“美”的停滞，如认为“美”是一种统一标准，但往往突破既定标准的实践创造更能体现“美”。因此，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美”，这就是由“美”自身内在的发展性特点所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的实践视角出发，我们可将“美”与“人的类本质”在实践中的发展看成一个双向的过程，即一方面“美”的规律在实践中不断生成，一方面“人的类本质”也通过实践迈向更全面、丰富且深刻的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和“实践”的论述，可将美好生活之“美”的本质定义为：“美”是在人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着的“人的类本质”。

四、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下美好生活之“美”的展开

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诠释了“美”的本质、产生和特点之后，转换到中国美学的语境，其中的“和”“雅”“逸”的美学范畴，是生活之“美”在传统文化中不同意义的丰富体现，分别表达了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之“美”。

（一）“和”：社会生活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之美”

“和”原写作“龢”，后被转借为“和”，指的是先秦名为“小笙”的一种吹管乐器，因而，“和”的意义源于音乐艺术。《尚书·尧典》作为传统音乐美学的重要典籍，其中所记载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5]25两次使用了“和”字，这里作为动词使用的“和”意为协调、调和。前一个“和”指出音乐通过“律”的作用调和各种声音，以达到“八音克谐”的最佳审美效果。后一个“和”则凸显了音律“和”之“美”的功用性，使得“和”首先成为音乐艺术之“美”的体现。

然而，作为音乐美之“和”从诞生起便与人的生活世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尧典》中的另一段文字记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5]10，文中赞颂帝尧的政治治理调和了各国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国家间的“和”使得百姓的生活“昭明”，由此，“万邦协和”成为了中国古人理想世界的雏型。

随后，“和”从音乐之“美”走入人的生活，这肇始于孔子的论述。《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6]5，首次出现了“和”与“美”的共同表述，意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调和社会秩序，这也是先王政治治理方式（即先王之道）的“美”之所在。此外，孔子还赋予了“和”更全面的意义，即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即对待事物的差异性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才可使整个社会呈现“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

再者，“和”又是人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本有之“美”。在传统文化中，“和”被视为自然世界内具的属性，是“美”于世间的最高显现。《道德经》有载“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7]，昭示出万物间阴阳激荡、相互平衡的调和状态；《庄子·田子方》对这样的“和”之美有更生动的表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8]288，即用“肃肃”“赫赫”的形象语言描绘了天地阴阳和合生物的壮美图景。

（二）“雅”：言行适度与仪容素朴的“端正之美”

“雅”原指《诗经》中的一种诗歌体裁，即“风、雅、颂”之别，“雅”在《诗大序》中释作“正”，为“正统”之意。又有《通志略》以出处区分了“风”“雅”“颂”：“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9]也是强调了“雅”作为官方权威之代表的正统地位。

“雅”表示“正”之意出于孔子，《论语·述而》载“《诗》《书》执礼”为“子所雅言”[6]66，即以“雅”说明诗、书是孔子所认可的正统之言，这时“雅”作为官方正统的象征，代表着古人所推崇的“中正平和”的言辞之“美”。魏晋时期，魏文帝尊儒为正，更加强了“雅”的正统权威性，他首次提出了“典雅”的概念，以“经典、典范”之“典”强化了“雅”之“正”意。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首列“典雅”一例，将“雅”引入了古典文艺理论之中，其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使用被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雅”的美学范畴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荀子·修身》有载“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10]，即用“雅”来形容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区别于文艺理论中的“雅”，“雅”还有着表述人生活方式之“美”的意蕴：《玉篇·卷二十四》将“雅”训为“正、仪、素”，更丰富了“雅”的内涵——“仪”原义为“法式、法度”，表现“仪”之“雅”即切合法度的中正；“素”本意为“平常”，而感官上“素”与“丽”的奢靡相对，意味着“雅”具有简约内敛的外在形式的意义。那么，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理解“雅”的内涵，可认为“雅”之“美”体现为人在行动举止上的适度端正，以及在外观修饰上的节制朴素。

（三）“逸”：回归本真与遵循自然的“自由之美”

作为美学范畴而使用的“逸”成型于唐宋时期，盛唐书法评论家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将“逸品”列为书法艺术“十品”之首，随后，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也提出了“逸品”一说。而“逸”在宋朝经黄休复的大力发展，不仅成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品第，也有了更全面而丰富的美学诠释。

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综合了張怀谨的《画品》和朱景玄的“神、妙、能”三品绘画评论模式，将“逸格”列为最高，并指出：“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11]可见，黄休复认为，“逸格”有着“笔简形俱，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的创造性，能在寥寥数笔之中得物之“真”（自然），后世难以效法而能成为最高的画艺。

在“逸格”的评价标准中，“自然”又是理解“逸”的美学价值之关键。“自然”是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反映出古人对于宇宙、万物乃至人生的达观态度。以老子的“道法自然”为先，他认为“道”所效法的是自身的本然之“道”，它作为统率天地人的最高本原，排除了被他者约束的局限，而有着“自然”即“本然、实然”的内在规定性，成为“自由”的最高存在。此种“自然—自由”逻辑得到庄子“无为”思想的阐发，《应帝王》载“顺物自然而无害私焉，而天下治矣”[8]145，即强调了保护个体的“自然”之“自由”对于政治治理的重要作用。

再回到“逸”的美学范畴之中，不仅黄休复将“得之自然”作为“逸格”的主要特征，李嗣真也以“无自然之逸气”批评“中后品”的书法作品，可见“逸”的美学范畴与“自然—自由”之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此种遵从于事物本真的内在规定性而超脱于外在约束的自由精神，充分认肯了宇宙与人的固有价值，体现了人通过回归本真实现自我解放的理性精神。

总之，用“和”“雅”“逸”的传统美学范畴来表述美好生活之“美”，可将“和”理解为社会生活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之美”，“雅”表达了人言行适度与仪容素朴的“端正之美”，“逸”展现了人回归本真与遵循自然的“自由之美”，即从生活世界、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等不同方面共同勾画了美好生活的全息图景。

五、结语

以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美学的视角，具体分析了“生活”“需要”及“美”的概念，对“美好生活”的哲学内涵与美学意蕴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解。综合而言，“美好生活”之“生活”涵纳了人的“日常生活”与“闲暇生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则是能够享受生活并发展潜能；而“美好生活”之“美”可理解为人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着的“人的类本质”，它体现着人在生活世界、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上的“协调之美”“端正之美”与“自由之美”。然而，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深入“美好生活”的概念诠释，并进一步挖掘帮助理解“美好生活”之“美”的思想资源，则有待后续研究的开拓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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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觉.荀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25.

[11]黄休复.益州名画录[G]//画史丛书：4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

责任编辑陆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