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雍容

今年以来，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缓和了全球贸易摩擦紧张局面，消除了一部分市场不确定性，随之在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却为初现回暖迹象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疫情的全球蔓延在推动各国合作的同时，也滋生了非理性的“隔离”和“分裂”情绪，引发西方舆论对供应链迁移、经济“脱钩”的大量讨论，这为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作为主要受益者之一的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新型冠状病毒带给人类的不只是巨大的伤亡和冲击，它也会带给世界一个纠偏的机会。作为新闻人，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病毒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探讨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出路。

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经济层面而言，全球化推动了贸易和投资往来，在依托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建立的分工网络调配下，生产、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层面获得了最优的配置。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活动的效率和利润，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来源，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也带来了再分配、社会公平、南北不对等等问题，反全球化的呼声也一直如影随形。早在1999年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数万名游行者包围了会议场地，抗议全球贸易自由化。2000年前后，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多名经济学家研究指出，这一轮全球化在缩小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内部不平等、劳工环境以及污染等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萎缩，经济发展缺乏新增长动能，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困难时期也开始将内部的不平等、收入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并转而寻求保护本土产业，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由此真正地吹起了一股逆全球化逆风。在国际上，近年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都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对此，中国一方面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对冲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更积极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助推和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声浪做出回击，也要解释中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理念，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为供应链转移论推波助澜

有关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和中国供应链外迁的讨论，是随着两国贸易摩擦升温而浮出水面的。西方媒体和智库将近几年来部分企业由于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迁出中国的事件炒作为“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变相制造恐慌，污名化中国营商环境。针对这些言论，我国外宣媒体播发了许多解释和澄清报道，用事实和数据说明部分外企调整在华企业布局是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选择，驳斥了一些外媒对中国的偏见。

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中国大部分地区启动交通应急管理，不少企业开启远程办公，许多全球重要制造商在中国的工厂以疫情防控优先，延缓节后复工。一时间，鼓噪将制造业供应链迁出中国的声浪再次甚嚣尘上。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公开声称，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企业重新考虑其供应链布局，有助于加速就业和制造业回流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2月末刊登的一篇稿件中采访了若干供应链受中国疫情影响的跨国制造商，称一部分外商正在考虑搬迁。这篇文章警告称，随着中国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扩张至全球，过度依靠中国工厂产能的全球供应链正在将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束缚在中国。这些言论把偶然性、短期性的疫情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联系起来，暗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将终结，在中国全力防控疫情之时危言耸听，唱衰中国经济。

持有类似论调的部分媒体还进一步对经济全球化提出质疑，认为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鼓吹制造业回归本土，认为这场全球疫情将扭转经济一体化大势，开启逆全球化的时代。彭博社的一篇题为《新冠病毒是如何加速逆全球化进程的？》的稿件认为这场暴发于武汉的疫情堵住了国际贸易的动脉，导致全球经济面临一场心血管疾病，标志着工业化轨迹从东到西大回流的一个全新阶段。它还引用了《经济学人》杂志的观点，指出五角大楼和欧洲防务官员一直苦恼于中国在制药原料产业的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通过这些报道，可以一窥部分西方媒体是如何借疫情炒作逆全球化和本土主义，通过带有冷战思维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并将这个经济议题政治化的。以传染病全球性大流行为借口煽动排外主义、种族歧视的“筑墙”行为本身既是一种对非常时期非理性情绪的迎合，也为单边主义的扩散提供了温床。正因如此，中国有必要在这一舆论场上持续发声，对夸大和不实的报道及时澄清，为疫情过后本国和世界经济复苏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主动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是挑战更是机遇

2020年初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了疾病、死亡和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各种议题碰撞交叠，海外舆情空前复杂。就经济领域的对外报道而言，如何合理引导外界舆论，澄清由“外资大量撤离中国”等不实报道，驳斥“制造业回流”等非理性声音，都是疫情带来的新挑战。

相对疫情本身体现的短期影响，我们更应该站在历史趋势的高度去研判，看到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讨论也许会为全球化进程帶来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

新冠肺炎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终将促使世界各国协调一致，共同面对，这一事实正是对逆全球化思潮最好的回击。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公共治理体系短板，也正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携手改革的良机。在驳斥与澄清之外，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主动设置议题，分享中国的应对思路，有助于海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公共治理和经济发展理念，也有助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度过这次全球危机。

首先，在微观上，可以用事实对“外资撤离”、“制造业回流”等声音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近两个月以来，新华社播发了多条关于中国供应链的英文稿件，从全国复工复产力度，政府主动扶持外资企业等多个角度，引用厂家、海外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等多方言论，直接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因疫情暂时停工或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担忧。此外，还可以从贸易自由化角度入手，强调中国在产业门类、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等方面难以替代的综合优势，指出供应链盲目外迁违背了企业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规律。

其次，从宏观层面上可加强议题设置和评论报道，从疫情防控和全球经济治理角度分析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漏洞。尤其是在疫情已成为全球大流行的今天，病毒当下可能出现于世界的任何地方，以邻为壑既阻止不了疫情，也无益于解决它带来的全球经济冲击，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新华社在3月播发的一条英文评论《不要让经济全球化成为疫情牺牲品》中就指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恰恰对逆全球化敲响了警钟，在疫情蔓延下，所有地区都必须比以往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这条评论还进一步提出，要解决经济全球化中脆弱性问题，根本方法还在于推进一体化进程，建设包容性开放世界经济，而中国在疫情期间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或将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也为推动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已不存在，未来全球化动力将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如是说。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非尽善尽美，此次疫情大流行正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短板，也同时再一次凸显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关键角色。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由普通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化和包容性增长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角色转变，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特殊语境下用理性回应非理性，向世界积极介绍全球经济治理补短板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对推动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更好发挥中国的作用，展现中国包容开放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海外受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