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伟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秩序的新变革，围绕全球传播体系的争论成为各国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话题。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科技不断进步使世界变成了平的，但国与国在传播权力与地位上并不公平。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居于强势主导地位，在文化层面构建起了一种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并渗透进全球传播体系之中。本文试图跳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从全球史的角度对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进行批判性思辨与探析。

一、全球传播体系的历史溯源与文明等级论的影响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中以有别于以往对全球传播考察的媒介中心论模式，从多维历史角度对全球传播的发生发展进行描绘，①通过流动社会、普遍联系的乌托邦、传播地缘政治空间和人体测量这四条历史平行线勾勒出从18世纪至今的全球传播体系历史发生学。②对于人类当前全球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对现状的分析，应当从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出发，将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应当追溯至16世纪欧洲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的全球范围扩张，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全球传播体系，一个是以侵略和殖民行动推动的全球传播，另一个是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的全球发展与弘扬。这两个全球传播体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秩序的确立。西方以民族进行主权划分的逻辑实际上也强化了不同民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与他者的差异，形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意识。

西方文明的崛起伴随着对外扩张与侵略，在文明等级论意识下将世界、种族人为割裂为文明与野蛮，在此逻辑下不断对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从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大陆的全球传播实践开始，西方文明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普遍采取军事、宗教和商业三种方式去巩固其霸权地位，而宗教传播奠定了西方的话语和文化霸权基础。在西方文明思维范式中，不同文明、不同种族是有等级差异的。在欧洲殖民扩张中，文明等级论逐渐内化为西方人的政治无意识，在传播实践中，也只会接受由西方传播至非西方，文明传播至野蛮的单向度路径，忽略甚至抹杀非西方国家或非西方文明的传播诉求，双向传播或对话仅限定在文明国家之间，这种文明等级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制定思路。

近现代以来，东方文明日渐式微，东方国家普遍处于追赶、学习、模仿西方文明的进程中。爱德华·萨义德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框架实际上批判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某种霸权主义色彩的偏见与集体想象。纵观人类文明史，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多元的、互动的，与西方文明殖民式地输入截然不同。

西方文明的全球传播在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原住民造成野蛮破坏的同时，也提供了化解野蛮的解决方案，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全球传播给人们带来的解放意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凸显了一个如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谓的历史悖论，即人们需要同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不断斗争才能逐渐吸收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实践，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此后媒介的商业化和资本化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使得遵循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的媒介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而新闻媒介又反过来从更加深入的文化层面影响被殖民国家的民众，辅助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19世纪30年代后，西方陆续成立了各大新闻通讯社，更为系统地掌握全球传播体系，通过信息控制来为殖民扩张服务。1870年，“联环同盟”协定的签订，就是一种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思维主导下构建的传播体系，是对世界新闻和信息市场的瓜分和垄断。

二、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西方文明的霸权逻辑

在这个全球传播体系中，单向度传播行为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有西方各大跨国公司、资本巨头等，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庇护下，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扩张，向非西方国家带去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带去了霸权和压迫。正如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批判性地指出，西方文明现代性本身就包含着野蛮，人类发展必须检讨现代性本身，改变世界格局中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实际上蕴含着全球化转型，其断言全球现代化发展必然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从长远角度看，世界将汇合成为单一文明。③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由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但现代性的特征和成就并不为西方所独有，中国、印度、伊朗等国都参与并为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做出过重要贡献。

人類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当跳出空间性的西方化观念桎梏，用历时性的现代化观念以及更加宽广的历史角度来审视全球化进程。按历史记载，人类最伟大的全球传播实践——三大宗教的全球传播其实皆由东方文明传播开来：基督教起源于耶路撒冷、伊斯兰教起源于麦加、佛教起源于瓦拉纳西。西方文明的崛起实际上构建了一种不平等的、由文明到野蛮单向度的全球传播体系。早期全球传播途径主要是传教活动、商业行为、外交事务、暴力战争等，但随着民族国家主权和全球秩序的建立，新闻媒体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实践主体。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逻辑成为媒介商业化运作的主要形式。在资本化的媒介市场中，一些虽然拥有众多社会底层读者但是并不被资本看中的报刊逐渐倒闭，留在市场中能够流通的都是资本所青睐的。这种自由主义下建立的淘汰机制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内部，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形成一种媒介霸权垄断。虽然西方不同国家所建立的媒体制度并非整齐划一，但始终是在资本逻辑指导下的不同演绎，而将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体系视为一种规范模板，忽视其建立发展的种种历史背景，本身就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和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表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推进，使全球秩序发生了巨大变革，而全球传播体系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使话语权更加向垄断资本巨头和全球精英阶层集中。20世纪70年代，曾经被殖民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聚集起来共同抗争西方话语霸权，《阿尔及尔宣言》（1973年）、《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1976年）、《大众传媒宣言》（1978年）等都提出了消灭信息领域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构建新的国际传播秩序的目标。

1980年，耗时多年才完成的《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acBride Report）正式公布，指出当前个别传播大国通过对全球传播体系的支配和控制不断推行文化扩张主义，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抵抗文化霸权主义的艰难抗争地位，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将随着新媒体技术和资本媒介兼并不断深化。在这个全球大辩论的历史进程中，全球传播体系将始终存在“控制”与“抗争”的力量博弈，对信息主权、传播平等、文化霸权等的讨论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宝贵的知识财富。

三、全球传播体系发展新趋向与新秩序

进入网络时代，西方追逐信息霸权的途径更加隐秘、多元。2011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国防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五大策略以全面推升美军网络战能力；④同年5月，美国白宫公布首份全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5年美国又相继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新版的网络战略。这一系列涉及互联网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将网络安全建设提升至全球战略的高度，意味着美国未来将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情报等手段在互联网空间维护其国家利益，⑤以及美国通过控制因特网来控制世界的战略目标，如通过社交媒体等网络传播干预他国社会政治进程、在国际上主导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国际法的讨论及制订等。⑥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云计算、物联网、传感网、移动互联网等已逐渐在全球普及，全球网络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也产生了新问题。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推动人类正式迈入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价值将从海量数据中产生。⑦可以预测，未来的大国竞争，将集中于对全球局势和世界秩序的影响力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传统的军事、经济领域的博弈将从长远角度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的深化发展，没有硝烟的舆论斗争将更为普遍化和常态化，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数据的掌控将实际影响国家竞争力。⑧

在涉及全球网络信息安全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PRISM）项目被其员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后，美国一直以来开展全球数据监控、追逐全球网络霸权的目的已经显露无疑。从现实技术层面考量，美国的确控制着全球互联网络中大部分核心技术，如互联网的域名登记系统等。据有关方面报道，目前全球共有13台根服务器，而主机只有1台，放置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12台辅根服务器中有9台都在美国，其余2台在欧洲，1台在日本。⑨由于西方少数几个国家实际上掌控着目前全球互联网正在使用的所有核心服务器，拥有全球互联网的核心管理权，一旦这些服务器出现意外，贯通全球的互联网络将面临崩溃和瘫痪的巨大风险 。⑩

2013年，在北约主导下，全球第一部从现行国际法出发讨论网络战争及网络主权问题的指导手册——《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Tallinn Manual）正式出版。该手册虽然是一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网络战争法典，却具有非常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手册当中不仅有国际法的阐释，还隐含有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争夺网络战争规则制订权、进行全球网络空间战略布局的重要法律工具。新版的《塔林手册》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修订，近期将再版。虽然新成立的、由20名国际专家组成的编写组中加入了一名来自中国的专家，但整体上仍由西方国家掌控。当下，要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利用该手册主导制订网络空间治理国际规则和网络战争规则等控制全球网络传播体系的意图，应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主动参与制订全球互联网新秩序及网络战规则的过程，掌握或分享制订权，11从而切实捍卫中国信息主权和网络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本身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单向全球传播体系的挑战和修正。“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可能并不符合西方文明的发展逻辑，在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下，只能存在文明、西方的声音，半文明甚至所谓野蛮的声音都是需要消除的。而中华文明的和而不同却非常契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在西方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压迫下，实际上全球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自发、主动对当前的传播体系进行抗争，如“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成立的初衷就是向世界传播俄罗斯观点，以俄罗斯视角看世界，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服务。此外，相关调查显示，社交媒体中一些全球热点事件的传播语言使用率，汉语、阿拉伯语等已超过了英语，这意味着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可能会被颠覆，12东方文明国家应当把握好当前重塑全球传播体系、构建新型全球传播秩序的战略机遇期。

「注释」

①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③杜維明：《全球化与多样性》，载于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④朱莉欣：《聚焦〈塔林手册〉透视网络战规则》，《中国信息安全》2015年第10期。

⑤汪晓风：《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

⑥刘勃然，黄凤志：《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评析》，《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3期。

⑦齐爱民，盘佳：《数据权、数据主权的确立与大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⑧沈国麟：《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战略》，《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⑨王占义：《网络安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中国传媒科技》2014年第4期。

⑩张敏钰：《网络战与美国网络司令部》，《保密科学技术》2011年第1期。

11徐轶杰：《警惕北约利用“塔林手册”制造“网络战争规则”》，《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

12史安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教育传媒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