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嫱

魏晋时期的官印制度承袭两汉之传统，其印风、形态与东汉晚期印相近，此时中央政府会给周边的少数民族侯、邑、族及方国羌、氐等册授封号，这部分官印在整个魏晋的官印中占相当比例，从整个魏晋的官印发现看，魏时颁给少数民族遗存至今百余方，涉及到少数民族乌丸、屠各、桓、鲜卑、匈奴、胡、羌、氐等，晋时颁给少数民族官印遗存三百余方，所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有乌丸、屠各、桓、鲜卑、匈奴、胡、羌、氐、高句丽、支胡等。这些封授官印普遍的特点基本都附有率善、归义、附义、率众等，加入这些修饰，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央政权的忠善，另一方面也是区别其他的中央政府职官官号。这些修饰性的官号以“率善”及“归义”最为常见。据统计，魏晋含“率善”及“归义”的官号印大致有三百余方。通过对这些官印的整理发现，这种附带官号的官印有特有的设计模式，是魏晋时期官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

一、“率善”“归义”封号的得名时间

“率善”封号最早见于两汉官印，据出土的资料看，在汉官印中所见“率善”大概有三处，分别为：汉率善胡长、汉率善氐佰长、汉屠各率善君。这三方印都为阴文，且有“汉率善”之字，钮形为驼，大抵可以看出是两汉，但是具体的使用及得名时间需要进一步考证。

汉“率善”三印都有共同的特点，印钮为驼钮，在众多的中央给少数民族首领封授的汉印中，西汉时，印钮大都是瓦钮（鼻钮），少量蛇钮，这些印钮的制作基本是一致的，印钮的雕琢也非常相似，新莽时期十几年时间基本沿袭西汉印钮的形制，不管是西汉还是新莽时期，其印钮的形制无驼形，无驼钮的发现，据目前的史料资料及出土资料看，带有驼钮的“率善”官印无疑出现在东汉时期。东汉时期，中央政府为区别其他政权的内部官印使用驼钮形制官印，但从印钮的形制来看，此汉“率善”三印无疑是东汉时期的信物。那么，具体东汉何时？日本学者大庭修谈及“率善中郎将”出现在两汉，后谈到“率善”及“率众”，认为，“率众”出现在东汉，“率善”是由“率众”衍生而来，他认为“率善”与“率众”都表示归顺中国的意思。近人李文学认为“率善”产生于东汉中期（顺帝的前期）就开始使用“率善”号，其辑录如下：

关于“率善”，大庭修忽略了一条重要的史料资料，即《东观汉记》的记载：东汉顺帝永建四年，汉阳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阳太守文盘献大明珠。诏曰 ：海内颇有灾异，而盘不推忠竭诚 ，而喻明珠之瑞 ，求媚烦扰，珠今封却还……引录的古代作者们重点在于描述顺帝 的不受媚，前面的省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关于“率善都尉蒲密”，其人和献珠事件完全可信 。

日本大庭修借助《后汉书》《三国志》及部分官印资料推出“率善”及“率众”为东汉时期的信物，李文学参考日本学者大庭修的观点进一步地细化，借助《东观汉记》的资料补正，进一步推测出“率善”出现确实在东汉无疑，但下限可以到东汉中期顺帝及以前。“率善”号辑录从印钮的形制及传世文献看得名东汉无疑，从印文篆法的形体角度来分析，三方印文“汉率善胡长、汉率善氐佰长、汉屠各率善君”，分别有“汉”字，西汉时期有印“广汉大将军章”，东汉有印“汉委奴国王、汉匈奴恶适尸逐王、汉匈奴姑塗黑台耆、汉匈奴破虏长”等，辑取“汉”字进行对比分析：

关于“率善”封号的得名时间，肯定不会是秦国，秦印印面是标准的日字与田字格，字形秦文字带有籀文及大篆的风格，跟汉印的小篆完全不同，所以“率善”号官印只能是两汉，然后又通过印钮及印文的风格可以断定是东汉时期的信物，印钮为驼钮，是东汉应用，印文的篆字与东汉印文篆法相合，故此，此“率善”号官印属于东汉时期的应用，至于东汉准确的使用时间下限很难准确断定，只能待进一步的资料发掘来论证。

关于“归义”号的官印，魏晋时期官印也较为常见，“归义”是汉时中央政府给予西域少数民族的称号，自译为长、城长、君、监、吏、百长、千长等。今见“汉归义羌长”一印，为较为典型的“归义”号官印，此印为阴文铜制，《后汉书》有记载所谓“邑长”“邑君”等，在《汉书·西域传》中也多有记载新疆维吾尔族有羌人归西域都护管辖，这些都护都是西域时的最高行政长官，往往自称为君长、长等，此印的羌长正如《汉书》所载，是管辖西域的行政长官，关于“归义”的较早的记载是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的“归义羌侯”，在公元37年封白马羌为“归义君长”，在东汉也相继有“归义侯”“归义长”的记载，但是“归义”及“羌侯”并列同时出现是在西汉宣帝时期，尽管西汉时有“归义羌侯”的记载，但很难去断定“归义羌侯”与此“汉归义羌长”一印相关联，但“归义”二字的出现及得名的最早时间应该在西汉宣帝时期，东汉时期带有“归义”号的官印已经大范围使用，颁给兄弟少数民族的“归义”号官印如：“汉匈奴归义亲汉君（滇越倭奴国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匈奴鲜卑羌胡等印）、汉归义鲜卑王（驼钮、匈奴鲜卑羌胡等印）、汉归义賨邑矦（驼钮、匈奴鲜卑羌胡等印）……”。另外，之所以未称呼为“羌侯”及“羌王”，主要因为羌族源于游牧民族的性质，非一城一地为单位，无需册封为“王”或“侯”。

二、“率善、归义”封号的使用范围

“率善”号的封授在整个魏晋时期官印中使用极其广泛，罗福颐在《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有记载，带“率善”号诸民族官印的印例大概103例，所涉及到的民族首领及对象印例有几十方之多。

从这些印文看，三国时期“率善”号所涉及到的民族有乌丸、鲜卑、屠各、匈奴、蛮夷、胡、氐、羌、叟、倓；两晋时期“率善”号所涉及的民族有胡、叟、氐、羌、倓、韩、夫余、高句丽、屠各、匈奴、上郡。所涉及到的官职有仟长、佰长、邑长三种，少数民族封号中这三种官职，以“率善”封号几乎是特定的形式，而印文内容的构成有固有的形式，一般为魏/晋——率善/民族——率善——长/仟长/佰长/邑长。所谓仟长，仟古通千，史料记载《广韵》《集韵》《韵会》《正韵》有“千人之长曰仟”；柳宗元《封建论》有：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实际郡邑即为县，也指一般的城镇，而邑长及邑君就是地方官或者县长一类。仟长、佰长、邑长与邑君属于王侯低一级的民族首领，邑长与邑君比仟长略高，仟长高于佰长，这些官是中央对其他少数民族区别中原各级首领的称谓，所加“率善”号更是中央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延伸及管理，“率善”制度在魏晋时期的广泛使用是对东汉制度设计的继承，所以通过出土的印文分析及传世文献资料互补，“率善”号的封授范围指比王侯低层次的邑长、邑君、仟长及佰长，少数民族王侯的封授不见“率善”号。

“归义”号官印的使用仅次于“率善”，仅两晋时期发现“归义”号官印使用达到59例，一般为亲晋某王、晋归义某侯等，“率善”是在魏晋时期中央对少数民族相对中下层的官员的称谓，而“归义”号则是对魏晋时期相对高层的首领称谓，这种封号在东汉时期就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东汉时期“归义”号官印有：汉归义宾邑侯、汉归义夷仟长等；在三国时期所见“归义”号官印有：汉归义羌长、魏归义氐侯、魏归义氐王等；在两晋时期“归义”号官印有：晋归义胡王、晋归义胡侯、晋归义叟王、晋归义叟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王、晋归义羌侯、晋庐水归义王、晋蛮夷归义王、晋蛮夷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归义侯、晋归义王。“归义”号官印在东汉时期使用已较为普遍，此时“归义”号封授有侯及仟长，对于“归义”封授的官位并非仅限在王及侯，到曹魏时期，“归义”号通用于王侯官爵，在地位上明显得到提升，在仟长、邑长、佰长等低层的官中不见“归义”号，曹魏时期比汉时更加细化，两晋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多应用于王侯官爵。从目前出土的官印看，“归义”号官印所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有氐、宾邑、夷、胡、叟、羌、乌丸、庐水、蛮夷、鲜卑等，这些官印“归义”号的使用多见中国本土内部，较“率善”号官印的使用范围要小得多，在地域上，“率善”号的封授一度延伸至高句丽，而“归义”号封授则不见。

因此，不管是“率善”号，还是“归义”号，二者都是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封授方式，“率善”号多应用于相对王侯关于低一层的邑长、仟长、佰长与邑君，在王侯官爵中不多见；“归义”号在东汉时期广泛使用，既有王侯，又有仟长等，曹魏时期一直延续这一制度，但是“归义”号得到提升，只见少数民族王侯爵位的应用，两晋一直延续曹魏时期“归义”号的使用方式。

三、结语

“率善”号的使用范围是王侯官爵的低一层官，像邑君、邑长、仟长与佰长居多，印制构成形式为魏/晋——率善/民族——率善——长/仟长/佰长/邑长；“归义”号的得名时间约在西汉末年，东汉时期应用广泛，使用范围及使用对象在东汉时王、侯及邑长、仟长都有见，在曹魏时期，抬升了“归义”号的封授地位，只出现在王侯官爵，其他低级官员不见使用，印制的构成形式为魏/晋——归义/民族——归义——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