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中宪

我们家在周城长途车站开小卖部，陈小手在車站修手表。我们家的小卖部建在车站大门左侧，门脸冲着进进出出的乘客，陈小手的修表摊设在大门前的马路牙子上，脸冲着站前大街，两家生意对象有交集，又各有侧重：坐长途车的旅客，总少不了要买点吃的喝的，却不见得有工夫修手表，修手表的人，多半还是那些从大街上来，稳住在本城，不着急赶路的。总之，小卖部和修表摊背靠着背，成了近邻，陈小手想喝口热水了，就到小卖部来倒，没活儿的时候想拉两句，就把椅子转过来，和我爸妈说话。

陈小手的手小，天生是修表的料——手表那么精细，大手大脚的人哪修得了？说是修表摊，其实就是一张木头桌子，上下漆了红漆，红得扎眼;桌面底下带三个抽屉，放修表的工具和零件，也放钱;桌面上方罩一顶透明的扇形有机玻璃盖，稍稍与来往路人隔开一下，隔出一个安静的小世界，陈小手每天就趴在这小世界里工作，要不是一副大眼镜挡着，整个头快要钻进表蒙子里面。眼镜之外，陈小手还有一个修表专用的寸镜，不用时勒在额头上，远看好像头上顶着一个大黑瘤子;用时拉下来，罩在左眼那里，好像一个独眼龙。工作的时候，陈小手两腿蹬地，双肩高耸，整个人硬在那里，只有两只手柔软灵动，像是全身唯一还活着的部位。凑近了看，陈小手的手白净，细巧，两手的拇指食指聚拢成一个尖，操纵一个小齿轮，像鸟嘴在细细啄食。其余六根手指分成两组，一组三个，高高翘着，随拇指和食指的动作上下翻飞，像鸟的一对翅膀，好看极了。有时遇到一些复杂的工艺，另外六根手指也派得上用场，比如用小拇指摁住一个可能弹出来的垫圈，或者中指、无名指捏合，像微型吊车一样，去旁边吊一枚小螺母过来。做这些动作时，拇指食指也还保持着操作，一双手，十根手指，好像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工作组，能互不干扰，互相配合。如果修表摊是手术台，手表是刀口，陈小手的手就是整个医疗团队了，有主刀医生，还有辅助医生和护士。凑过来看的人，无不啧啧称奇，递给他的修表钱，总比别家更多些，好像还含着看戏法的钱。

八十年代，手表是非常金贵的东西，能戴得起表的人，多半也舍得花钱修表。一个修表匠可养活一家人。

陈小手一家三口，媳妇在家带孩子，算得上持家有方，就是手有些紧，陈小手下班回家，先要在门口站着，由媳妇搜身。媳妇把他里里外外翻一遍：上衣四个口袋掏净，口袋里的烟盒火柴盒眼镜盒全打开;黑裤子的两个白色内袋都翻出来，像从鱼肚子里掏出的两个鱼泡泡一样左右耷拉着;鞋脱下来，袜子脱下来，鞋垫也抽出来，媳妇拿手细细捏一遍，免得里面藏着钢镚。

查到裤子时，陈小手心里念叨：“可别拽我的裤衩，可别拽我的裤衩……”回家路上，他把十块钱纸币——那时面额最大的钱——对折对折再对折，折成指甲盖大小的方块，塞到肚脐眼里。肚脐眼是圆的，钱是方的，不容易嵌牢，所以他一路挺着肚子，用裤衩勒住钱。“可别拽我的裤衩，一拽裤衩，方块钱一准儿掉下去，然后从裤脚那里漏出来，砸在脚面上。”还好媳妇没拽他的裤衩。

正是中秋节，陈小手来到他父母家，从肚脐眼里抠出一个硬方块，展开展开再展开，展成一张十元钱，捋捋平，拍在桌面上，说：“娘，过节了，割斤肉包包子，再给我爹买瓶好酒。”

陈小手的爹早就死了，文革时叫人打死的。他爹活着时手就巧，是个木匠，因为手艺好，好琢磨，也有人请他修乐器，他不懂乐器，拿乐器当家具修的，倒也能修好。后来坏就坏在一件乐器上。他早年修过一把小提琴，小提琴原是外国人的，他因此受了牵连，被打成反革命，罪名有里通外国，崇洋媚外，脱离劳动人民生活，甘当垂死帝国主义的裱糊匠什么的。他脾气倔，犟了几句，被红卫兵用锛子砸头，当场死亡。

他爹姓侯，陈小手原本叫侯小手，他爹死后，他娘为了避人耳目，让儿子跟了她的姓。虽然改了姓，娘俩可一直没忘了老侯，老侯生前好喝口小酒，逢年过节，娘俩一定要置办一瓶好酒，先斟一满杯，从左到右撒在地上，算是敬了地下的老侯。撒酒也有讲究，必须由左至右撒一条直线，表示生死两隔;还要拿脚尖在线外狠碾一下，这动作是娘俩自创，大概是要把仇人碾死在脚下的意思。剩下的酒也瞎（浪费）不了，娘俩一人一半，全部干掉。

到了阳历年，陈小手又来了，肚脐眼里取了钱，一点点展开。他娘心疼他，说：“小手哎，肚脐眼都是肉长的，可不能叫钱撑着。”她给儿子支招儿，“你一出家门就抠出来不就行了？干么撑到现在？”陈小手不抠，他带来的不单是一张钱，还有在他娘面前翻动手指，一点点变出一张钱的乐趣。

他媳妇慢慢也有了察觉。有一天早晨，陈小手正睡着觉被弄醒，睁眼看到肚皮上悬着一只手，四根手指依次敲打，时疾时缓，模拟马蹄的节奏。手指是他媳妇的，媳妇看他醒了，幽幽地说：“手，我看了一早晨了，咱家的肚脐眼怎么越长越四方了？”

陈小手从此不往肚脐里藏钱。但是他一双巧手哪里闲得住？他很快又发明了新招儿。他在家里虽然全身被媳妇翻遍，连自己的肚脐眼都不能随便长，可也有一样：表不能碰。表是他们全家吃饭的家伙，表以及和表有关的一切，只有陈小手的手能碰。他有一套理论：女人不能修表，女人的手湿气重，手温也高，来例假时还带一股腥气，手表元件沾了女人的手，寿命至少减一半。总之，表是他们家的禁区，只有他能进去。他于是把钱塞进了表里。

陈小手戴一块上海精工的手表，只要塞上钱，表就不走了。车站上相熟的几个人，常常故意问他时间，或者找他对表，他答不出，或者藏着不肯示人，就知道他又在表里掖了钱。也有那不知情的人，上来就问：“陈小手，混那么多钱，怎么戴块表还不走？”陈小手也不避讳，直说：“叫钱撑的。”

据说陈小手最多能往一块表里塞进五张十块钱，酒桌上，有人当场甩出五张十块的钱，说：“只要塞进去，五十块钱归你。”陈小手两手拢一拢眼镜，说：“塞是能塞进去，可是塞进去了，钱就不是钱了，表也不是表了。”五张钱码齐了，仍旧放回那人身前。

有一天上午，泰城至周城的长途车进站（泰城距周城七十公里，用今天话讲就是一脚油门的距离，但在当年，周城人急于和远方建立联系，因此早早将这线路定义为“长途”），车上下来几个男人，个个敞着怀，露出半个胸脯，他们先在小卖部买烟，然后一人叼起一根，围住了修表摊。为首的男人留着光滑头，脑后一道红疤，盯着陈小手的手看。陈小手的手到哪，他的眼睛跟到哪。也不说话，光是看，看了足有一根烟的功夫，才掏出一根烟，递上，说：“什么表，都能修？”

陈小手刚铺好桌子。那张红桌子晚上就寄放在小賣部里面，早晨他来了，先把红桌子搬到路边，然后从包里一样一样取出工具和配件，摆摆好，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一天，他的准备工作做得格外慢，烟递过来的时候，他正把一块黑色绒布抖了又抖，预备铺在工作台上。他拿绒布挡一下烟，说：“只要是表。”

光滑头嘴角翘起一边，笑了一半，说：“外国表，也能修？”

车站上人来人往，眼睛都瞥着修表摊。周城没有水，长途车站就是周城的码头，那些南来北往的人，世上可有什么事是他们不知道的？果然，已经有人认出了光滑头，工夫不大，消息就传开了：此人绰号红头，当年造反派小头目，1978年被捕，判了十七年，关在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据说和蒯大富做过狱友，五年后出了狱，在泰城铝制品厂上班，一年后辞职，如今已是泰城一霸，家里开着赌场，放着高利贷，雇着打手，手上少说有两条人命——陈小手今天怕是摊上事儿了。

陈小手倒淡淡的，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表。”

红头笑出另一半，说：“那就劳动陈师傅挪两步，泰城走一遭。”

陈小手拉下寸镜，挡住左眼，头埋进玻璃罩子里，声音瓮声瓮气的，“泰城这么大，没个修表的？”

红头说：“泰城这么大，真没人修得了这块表，所以专门来周城请陈师傅。”

陈小手说：“周城那么多老主顾等着拿表呢，不能舍了摊子不顾啊。”

红头摸着后脑的疤，盯着陈小手的后背看了半天，干脆俯下身子，把光头也插进玻璃罩里，搂着陈小手的肩，对着陈小手的耳朵吹气，说：“瑞士欧米茄，1933年限量版，参加过芝加哥万国博览会，1951年朝鲜砥平里战役，我家老爷子丢了半条命，得了这块表，从那一直带在身上，一回回抄家都没抄了去，老爷子也是1933年生人，今年五十六，和这块表同岁，多少年了他一直认一个理：人在表在，人死表停。上个星期，老爷子小中风，嘴歪眼斜，半身不遂了，你说这事也真是邪了门了，中风前一天，那块表也坏了，秒针卡在那里来回蹦跶，要走不走，要停不停，和老爷子这个病还真有点像。我这个人，别看无恶不作，可有一样：孝顺！才五十六啊，没享几天福呢，病不好冶，表可以修啊，结果泰城问了一圈，国营的个体的都问了，你猜怎么着？一群怂蛋，没有一个敢接这个活儿……”

陈小手听着听着，咣啷一声，指间螺丝掉在表盘上。索性摘了寸镜，收了绒布，拢一拢眼镜，将玻璃罩转到桌子下面，把两个脑袋连同红头呼出的陈年的口气放出来，说：“这么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还不把表拿来？”

红头说：“不怕陈师傅笑话，能拿早拿了，老爷子不让啊，就一只手能动，一只手就死抓着不放，我也不敢使蛮劲，不是说了吗？表不离身，人在表在。”

陈小手说：“什么年代了，你们也真信？请我干么？请医生啊。”

红头说：“医生也请，你也请，我都想好了，你和医生一左一右，一人负责一个手腕，一个修表，一个号脉！”看陈小手眼光闪动，又说：“钱少不了你的，你开个价，我决不还价，另外管吃管喝，车接车送，外加误工费，有几天算几天。”抓着陈小手的手腕看一眼表，陈小手的表这天正好在走，“周城到泰城的长途车，还有十五分钟就发车，怎么样陈师傅？”

陈小手说：“人命我管不了，可是我们修表的都有个小癖好，听见哪里有块好表，手就痒，总想见识见识。”他开始收拾工具。

红头按住他，“可有一样，我这人人性一般，丑话说在前头，这是要命的事，修好了，任你要价，修不好……”

陈小手说：“我也露个大话，修表这些年，没碰见我修不好的。至于修表钱，物价局都备过案了，该多少就多少，多了，分文不取——带路吧。”

周城长途车站的乘客为证：陈小手就是那天上午收拾好工具包，寄放好红桌子，跟着那群人上车离开周城，从此一去不回的。那些见多识广，常年往返于泰城周城的人们，一车一车地往周城贩卖传说：有人说陈小手把那块表拆了一八仙桌，再也装不回去了，老爷子当场死亡，红头一气之下叫陈小手抵了命;有人说陈小手当着五个彪形大汉的面，硬生生把一块表变没了，老爷子当场死亡，陈小手趁乱跑掉，至今被追逃在外;最邪乎的一个说法是，陈小手一进屋就叫所有人都出去，门反锁起来，只留他和老爷子，众人在外面苦等半晌，屡叫不应，最后破门而入，发现陈小手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消失了，手表还在老爷子腕上，秒针一动不动，老爷子当场死亡……

只有我爸我妈知道真相，2019年陈小手失踪三十周年这一天，他们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真正结局（其中关于导轨的事我妈也是三十年后才知道）。陈小手将红桌子搬进小卖部时就将这结局告诉了我爸，他请我爸帮忙通知他娘和他老婆孩子，立刻收拾细软动身，乘坐下午第二班车到泰城，他会在那里接应。情势危急，我爸来不及细问，只说：“小手，你们要去哪？”陈小手说：“火车三天，南下可到广州，北上能至漠河，如果七天，就是天涯海角，天下这么大，还能没个去处？”我爸说：“那你以后怎么办？”陈小手说：“我有手艺，到哪都不怕，只是剩下这么个烂摊子，要有劳老哥了，修好的表在抽屉里，各归其主，红桌子给你，三个抽屉的导轨里各塞了五十块钱，你要能取出来，一并归你。”陈小手背起工具包走了。

一星期后，瑞士表停转，老爷子准时死亡。

拳 王

“费总您好，这是我的名片。”

“费总您好，这是我的名片。”

她叫了两遍我才反应过来，她叫的是我。我不正经的时候喜欢自称姓费，比如接到燃气公司回访电话时，遇到不喜欢的相亲对象时，再比如此时。此时我正参加一个企业界的年会，一进门，迎头被人戴上一条红围巾，围巾上印着祥云和福禄寿。我决定今天姓费。

我接过她的名片，名片很重，中间嵌着一块芯片，我还以为她拿成银行卡了。“这张名片我得留着，”我暗想，“下次住酒店插卡取电时可能用得上。”

她双手仍虚张着，保持着拿名片的样子。“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我说。

当年，我妈二十三岁，我爸二十四岁，我姐刚满一岁，没有我。我爸进城上班去了，我姐寄放在姥娘家，我妈一早醒过来，想她娘，也想女儿，想得不行了，就穿衣起床，要回娘家。一开门，院里落满雪，寒气逼人，然而一念既起，风雪无阻，我妈背上黄书包，包里放上一支笔和一本书，出了门，去村卫生所请假。书有《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妈为了应景，选了《林海雪原》。

我妈一出门，包里就放笔和书，有点像现在的我。有一次我妈从娘家回来，姥爷送她一程，送到村头，我妈发现忘带笔了，回去拿，被姥爷骂：“你看看你，出嫁的人了，来来回回像个赶考的，下回可别放笔和书了，让你娘给你放上针和线，家去纳鞋底去！”

出了村，雪更大了，好像雪也是有方向的，专捡无人的开阔地，一层层盖死。眼力所及的原野上，尽是莽莽苍苍的白，只有未结冰的小河沟里尚有一小条黑色，然而眼里只看到白。在那个还没有我的世界里，雪如此白，近乎虚无。

我妈一出村，就嗷嗷嗷地唱起《朝阳沟》。她在家憋屈，婆婆面前不敢大声说话，现在逃出来，投奔亲娘而去，人自然欢脱。我妈回娘家，二十里地，去时心急，走两小时，回来可就不急了，边走边玩，要走大半天。

路被遮住，天地的界限被抹平，连远近的纵深感都看不太出，我妈昂着头走，像是原地走，又好像一步步要走到天上去。

雪已经下了好些天，下下停停，雪停时，上层的雪先化了，蒸发到天上，又降下来，叫做霜雪。霜雪不比初雪蓬松，更生硬些，是二次加工的结果，就像日后那些从微波炉里端出来的干瘪食物。脚踩在霜雪上，咔嚓咔嚓地脆响，更过瘾，也更滑一些。

雪地里落着一个白色块状物，走近了看，居然是一块豆腐。我妈掏出一块干净手绢包了起来，像搭救一只小动物似的，小心翼翼放进黄书包里，避免被《林海雪原》压了。豆腐软软的，尚有余温，拂去雪粒，算是一尘不染，泛着豆香，恨不能当场咬一口。我妈想起来，刚才迎面一辆小推车，远远就看到推车的大哥一路疾走，嘴里呵出的白气快要罩住头脸，走近了，大哥和她打招呼，说是一早去煤矿食堂送豆腐的。往公家送豆腐，不比村里零售，豆腐不压实，水分大，分量重，可以多卖点钱，但也导致豆腐太软，弹性足，不紧实，包角又漏，车子一颠，豆腐就掉出来。贪小便宜的人，最后总是亏了自己，我妈一边想，一边回头喊：“卖豆腐的！”口舌僵硬，连声音也好像被冻住。小推车早已没了影，她沿着车辙往前走一段，豆腐倒是又遇到一块，拿手绢包了，再走，又一块……走到娘家时，包里已经码了近二斤豆腐。

莫急啊，娘家不是那么好回的，大汶河横摆在村前，是每次回娘家的一道坎。从娘家回来时，姥爷或舅舅总要护送我妈过河，回娘家可就只有我妈一人。大汶河常年咆哮，是一条不冻河，桥上有一座木桥，夏天时，四类分子们将桥拆了，免得汛期到来，水势过大，拱了桥，早点拆，还能保住些木材。没了桥，人们只能趟水过河，到了冬天，水势平缓了，但是冰冷刺骨，人又穿着棉衣棉裤，不可能趟水了，四类分子们就重整木料，把桥再搭起来。村里有什么脏活累活，都找四类分子，铺路架桥，卸石杀树，每天早晨在村里扫大街，都是他们的。我妈的姥爷当年是富农，“地富反坏右”，占一个“富”，因此也被划为四类分子，我妈眼见他弓着腰扛木头，再过桥，心里就不舒服。

雪后的大汶河，天地间最壮阔的一条黑，黑得让人一时忘了白。桥上的霜雪沾了水，凝成冰凌，颗颗倒竖，脚踩上去，嘎嘣嘎嘣裂开，听得人心惊，好像一不小心就踩破了桥。桥没有栏杆，手无处扶，身子就有些飘，眼睛也不争气，偏要往脚底下看一眼，一看就腿软。脚底下，桥面紧贴着河面，搁板空隙大，露出底下奔涌的黑水，眼睛生出错觉，好像河水不动，人正驾着一个木筏在天上飞，不怕水，倒有些恐高，生怕被风吹落了，摔死在人間。我妈乍着两臂，一脚一脚地在冰桥上挪，前面有爹娘，有女儿，包里有豆腐，有《林海雪原》，她可不能一跤摔倒，被黑冷的汶河水带走。

过了桥，翻过河坝，我妈小跑着进村。她是家中老大，自小要强，上学时奖状贴满山墙，梦想着北京上海，北大清华，然而读完小学就被迫辍了学，只因为她姥爷是富农，富农的后代，代代不得翻身。她十四五岁就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队长看她会过秤，能记账，让她管着一帮半大孩子拾麦穗，帮会计记工，还有人提意见，“怎么能让四类分子的子女管账？”我妈后来学裁剪学绣花，远嫁，进城，怀着我姐去赤脚医生大学学医，把一套中医书翻烂，都是为了对抗这命定的安排。她有好几年不愿意回乡，直到考了医师证，做了乡村医生，才三天两头跑回娘家去，看看爹娘，也让当年排挤她的人看看她。

这一天的村子和往日不同，天刚放晴，空气又腥又鲜，是咬破嘴唇，血咽进肚子里的味道，道路萧索，房屋和树木披挂着肃杀之气，万物垂首而立，静待命运铺天盖地地降临。村中心，树头上，大喇叭里，一条消息正等着我妈，早前听到这广播的人，个个惊愕不语，脸上酝酿着大悲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们则躲进角落，连伤心的权利都没有。这消息比大汶河更宏大更黑暗，更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我妈慢下步子，怕走得太快，与这沉缓的语调不相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革命战士……”她走在这长长的称谓中，预感大事将近，“……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她进到姥娘家，姥娘正在饭棚里摊煎饼，她没想哭，但是饭棚里太暖和，煎饼鏊子烘烤着她，眼睛鼻子还有口舌一一融化开，眼泪就掉下来。

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姐姐，那时尚未成为任何人的姐姐，她穿得像个棉球，头上戴着棉帽，棉帽上挂着铃铛，一步一响，两手各握着一个新出炉的煎饼，不为吃，只为暖手。面对着突然站到面前，又突然哭起来的妈妈，她起初生分，继而熟稔，最后，也随便找了一个什么引子，大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