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乡村文化振兴;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内涵

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的提出有着深层的历史和现实动因，核心是重建乡村文化自信，内在要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有着权利给予、价值引领、秩序规约、传承依托、载体支撑的重要价值意义。为更好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助推作用，政府需要推进乡村公共文化协同治理、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保护和功能提升、注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发展等。

中图分类号：G25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0）03-0068-04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重振乡村活力、重塑文明乡风、重建乡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和有力抓手，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乡村文化振兴视野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其在新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徑，对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乃至全面发展振兴都有重要的意义。

1 乡村文化：从断裂走向重振

乡村是乡村文化孕育的母体。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乡村不是单纯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种喻指与城市相对应且自成系统的文化符号，是一个蕴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承载千百年共同情感寄托的文化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是中国人心理上的“文化图腾”，是生发和沉淀于乡村的一种自发文化形态。克鲁克洪和克虏伯将文化定义为是历史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乡村文化是指乡民在与自然和人的长期交往互动中逐渐衍生并发展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思想心理、行为范式及其外化形式的总和。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乡土性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基础是传统农耕文明，这一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决定了乡村文化的自我封闭性和超级稳定性。从中国进入农耕时代千年以降，乡土文化始终绵延不断地发挥着坚韧的作用力，潜移默化而又无时不在地影响和规约着乡民、族群乃至整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发展轨迹，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结出了璀璨的文化之果。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挺进，面对启蒙现代性的鞭策和侵入，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在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惶恐中走向断裂，在20世纪初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斗争语境下滑向沉沦。

1949年以来，政府先以意识形态、后以经济发展为由介入乡村文化的塑造。乡村士绅阶层消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配合国家工业化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掌控，导致显性生存的乡村文化样态逐渐被消解。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大跨步发展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强势话语体系下，乡村文化逐渐展现出自然发展的蓬勃力量，虽然努力遵循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但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裹挟下，乡村文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发展的风向和标准，以致出现了新的迷失。与此同时，乡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单向流动和迁徙，无数乡民“候鸟”般生存生活方式的常态固化，深刻改变了自然演化形成的乡村文化生态。特别是在“离土”时代背景下出走的无数青年及其后代，在文化价值认同上趋向厚“城市文化”而薄“乡村文化”，乡村成为其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住的乡愁，乡村日益丧失其文化意义，而乡村文化也随之整体性走向衰落。这应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提出的深层历史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式微，绝不等于乡村文化的泯灭。当乡村文化原有的生存样态被侵蚀，一些乡村文化元素必然随之消亡，但乡村文化的“根”和“魂”并不会因此而中断，乡村文化的基因依然存在并保持着持久的韧性。正如《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作者布迪厄所说，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创造性，文化生命有其自我超越、自我生产与自我创造的特征。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被高擎和托举，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被前所未有地纳入行政视野，并实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耦合，乡村这个传统文化孕育的母体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文化的激活和重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乡村文化发展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乡村文化振兴不再是一个梦。然而，应当看到，由于传统生活的改变，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文化，所有文化都是在原生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再造。乡村振兴绝不是一场复古运动，也绝不可能复古，准确地说，其应是一种寻古求新。寻古就是发掘和整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厘清一代代乡民接续描绘和传承的精神谱系;求新就是灌注和赋予这些优秀乡村文化因子以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其新的生机和活力。概括来讲，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就是挖掘乡村文化之“根”，筑牢乡村文化之“魂”，重建乡民的文化自信，再现乡村的活力魅力。

根据学界比较认同的一般性文化分类法，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按照这一标准，乡村文化振兴应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物质文化层面的保护和提升。包括保护富有乡土特色的山水风景、建筑雕塑、家居装饰、用具器物、特色服饰等，这些就是望得见的山，看的见的水，更是浓浓的乡愁源泉;也包括现代公共文化物质载体及活动空间的增设、改进和完善等，这是日常传递主流文化声音、汇聚展现乡村文化神髓、丰富乡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二是制度文化层面的改造和提升。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对乡民耳濡目染的习俗礼仪、乡规民约、道德禁忌，以及约定俗成的传统节庆、祭祖拜天、宗教朝觐等活动进行现代性采撷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环境下调节乡民关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和谐的稳定器。三是理念文化层面的凝聚和提升。理念文化层面主要是系统梳理、总结提炼、认真汲取千百年来滋养乡民精神世界的文化理念，如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和谐共生、崇礼守则、御欲尚俭、崇学修身等文化理念，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乡村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能够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是达到一种充分并且稳定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是基于对乡村文化认知和体验后的一种内在的高度肯定、深沉热爱和自觉尊崇。

2 乡村文化振兴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摆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加以强力推进，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进一步凸显了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向乡民、植根乡村，与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大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有力介入点和重要突破口，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2.1 权利的给予

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维护和保障乡民个体参与文化创建的权利，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石。必须看到，如今很多的乡民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民，而是有着现代人本意识、法治观念的公民，文化权利诉求已经内化为其自然生长的权利意识之中，需要政府予以积极正面的回应。无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承载了这一重要使命。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决定了其首先是对乡民文化权利的普遍确立和承认;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性的实现过程也是对乡民文化权利的唤醒、尊重和维护的过程，通过创造条件、机会让乡民参与各种文化体验，激发和释放乡民的文化主动性，最终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2.2 价值的引领

只有构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乡村文化体系、打造文化乡村、培育文明乡风、塑造文明乡民，乡村文化振兴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最为突出的价值是对公众文化的整合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在满足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向乡民、植根乡村，不仅仅是单纯地提供文化设施、文化产品及开展文化活动等，更重要和更深层次的内容在于通过体系性的建设实践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等，从而唤醒和培育乡民的文化自觉，促进乡民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而这些内容正契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意义。

2.3 秩序的规约

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文化在社会行为中具有系统的规范意义。乡村文化振兴内在要求对长期形成和约定俗成的习俗礼仪、乡规民约等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和提升，这是一个缓慢和痛苦的过程，最终的实现有赖于乡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自醒自觉。毫无疑问，这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旨归相一致。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同意的统治”的着力点，通过多维架构和延伸渗透的方式全面介入乡村文化建设，事实上担负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功能，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调谐乡民自身以及乡民之间的习俗观念、行为依循、交往方式等，在此基础上也有助于原有乡村秩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4 传承的依托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承载着乡风乡愁，担负着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体系，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其工作视野涉及乡村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历史名镇、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对民间戏剧、曲艺、舞蹈、音乐、皮影等文艺活动和民俗节庆活动的扶持和保护等。可以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推进的过程就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将乡村传统文化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利于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当代文化的有机统一，这不仅能大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而且由二者结合产生的新的文化载体必将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坚固基石。

2.5 载体的支撑

文化只有依托一定的空间和平台才能自由生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文化空间和设施，并建立完善的管理、运行和保障机制，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一大批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场所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场所基本上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及文化文艺为服务内容，不仅提供和创设了乡民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了事实上的乡村公共空间，而且日益成为乡村的精神文化地标，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让他们寻找到了精神的原乡和心灵的归依。

3 乡村文化振兴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取向

3.1 推进乡村公共文化协同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还需要乡村的积极参与，形成政府与乡村的协同联动。一方面，政府要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规划，按照体系化设计、项目化运作、工程化推进的思路加强组织领导、督导考核，抓重点、破难点、补短板，制定保障政策措施，加强乡村资源整合和资源投入，特别是要加强当地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规划上的协同协调，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努力形成各方共同聚焦发力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政府要激发乡村文化组织力量，支持和鼓励乡村内生性文化组织。内生性文化组织是指基于村庄本位的村民自发组织、主动参与的公共性文化组织，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需将外在的文化资源内化为乡民的自觉接受和参与，以村落自组织为主体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着力形成可持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生动力。此外，政府还要注重吸引、培育和保留一批乡村文化骨干和文化精英，保护现有的各类民间艺人，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待遇保障及激励机制等，构建乡土文化人才库，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2 保护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及功能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民社交娱乐的主要空间、参与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乡村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無论是乡村传统的、原生的公共文化空间，还是政府提供的、现代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乡村庙会、集市、祠堂、古街道、古戏台等，这些公共文化空间寄托着乡情，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文化，加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保护，就是要为乡民留住看得见的乡愁，为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留住空间。近年来，随着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各地进一步加大了对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改善乡村公共文化硬件环境设施建设。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包括建设文化场馆、文化广场和文化设施等，如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戏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等，并开展文化服务和活动，丰富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在增加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资源总量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构建集宣传教育、信息服务、科学普及、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于一体的功能多、体验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通过着力提升和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化服务功能，激活公共文化资源的最大效用。同时，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和布局要赋予文化资源以思想灵魂，强力注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流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空间设施教育人、引导人、感召人、鼓舞人的作用。

3.3 注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始终把增进和提升乡民的文化认同及文化自信作为实践的基本导向，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丰富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让乡民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唱大戏，让乡民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成为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创造者，唤醒他们的文化自觉，进而发挥主体作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要遵从地方性知识和资源条件，建立完善的需求征询反馈机制、乡民参与决策机制、评价反馈机制等，摸透吃准乡民的文化需求，以原有乡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文化为运作载体，提供更多乡民喜闻乐见且易引发共鸣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激发乡民的参与热情。

3.4 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发展

乡村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当前有很多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加强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尤为紧迫。公共文化建设可成为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助推器，如：借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盘活蕴藏在乡村的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传统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库，深入挖掘传统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等;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激发乡村的文化活力、弘扬优秀民俗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走进田园、家园、校园，使乡村文明得到传承与发展。同时，公共文化建设还应找准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的结合点和交叉生长点，加大体制机制的创新力度，进而提升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一体发展的统筹力，同时注重利用乡村传统特色资源赋予公共文化产品新特色，开拓传统文化品牌带动的公共文化服务建构模式。

参考文献：

[1]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2012（4）：70-75.

[2]方李莉.西部人文资源与西部民俗文化的再生产[J].开放时代，2005（10）：79-93.

[3]傅才武.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转型[J].江汉论坛，2012（1）：134-140.

[4]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103-111.

[5]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125-127.

（编校：徐黎娟）

收稿日期：2020-02-05

作者简介：邹慧君（1981— ），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

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號：2018BZZ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