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凯 林 惠

一、引言

反贫困是世界性议题。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截至2019年末贫困人口还有551万人，脱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旅游扶贫作为我国精准扶贫谱系中的重要组成单元，是产业脱贫的主要实现路径，其效率的高低亦直接关乎精准脱贫目标是否能如期实现。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地区的减贫和发展也迎来新机遇。(1)戈大专、龙花楼、屠爽爽,等:《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研究进展与展望》,《经济地理》2016年第4期。通过城乡统筹、产城互动、集约高效和环境友好等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贫困地区发展环境，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必要基础设施与经济支撑，以此激发旅游需求，可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拉动旅游经济增长，助力旅游扶贫工作开展。(2)龙花楼、屠爽爽、戈大专:《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因而，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有效推动二者正向同步发展，提升扶贫效率，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减贫效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目前，关于城镇化与旅游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国外学者对二者的研究始于旅游城镇化，由Mullins最早提出这个概念，(3)P. Mullins, “Tourism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no. 5, 1991, pp. 326-342.后续学者进一步分析了旅游城镇化的特点与模式，(4)V. Nitivattananon and S. Srinonil, “Enhancing Coastal Areas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Eastern Thailand,”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vol. 10, no. 1, 2019, pp. 47-58.并提出旅游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观点。(5)M. Boivin and G. A. Tanguay,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Tourism Attractiveness:The Case of Québec City and Bordeaux,”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vol. 11, 2019, pp. 67-79.除此以外，国外学者还基于旅游人口城镇化、(6)K. M. AbdelMaksoud, W. M. Al-Metwaly and D. A. Ruban, et al. “Geological Heritage Under Strong Urbanization Pressure:El-Mokattam and Abu Roash as Examples from Cairo, Egypt,” Journal of African Earth Sciences, vol. 141, 2018, pp. 86-93.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角度(7)K. Kiruthiga and K. Thirumaran,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Historical Heritage Buildings in Kumbakonam, Tamilnadu, India,”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vol. 8, no. 1, 2019, pp. 94-105.进行研究。国内对于城镇化与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旅游业发展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多数研究证实旅游发展对城镇化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延伸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内容、形式(8)王琴梅、方妮:《乡村生态旅游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证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旅游学刊》2017年第1期。及驱动机制。(9)高楠、王琳艳、马耀峰,等:《旅游业驱动下世界文化遗产依附地城镇化响应机制——以平遥古城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4期。其二，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业的影响。部分学者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城镇化规模(10)胡付照、曹炳汝:《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旅游发展格局的影响》,《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8年第6期。和质量(11)王新越、刘兰玲:《长江流域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年第3期。均对旅游经济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提出正向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12)贺雪阳:《环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响应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6年，第24-25页。其三，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基于耦合、互动、(13)张广海、赵韦舒:《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协整(14)唐睿、冯学钢:《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1期。的角度实证探析城镇化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发展对策。除此之外，有少数学者以民族贫困区域为案例地，研究这些地区城镇化发展与旅游开发的耦合关系，(15)杨霞:《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但并未深入探究城镇化与旅游扶贫二者间的具体关联。(16)张英、杨奕薇:《产城融合视角下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此外，当前有关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偏重于地理时空二维角度，(17)龙祖坤、杜倩文、周婷:《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经济地理》2015年第10期；黄渊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以武陵山湖南片区20个县(市、区)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1期。测度旅游扶贫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轨迹(18)鄢慧丽、王强、熊浩,等:《海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8期。与影响因素，(19)王凯、甘畅、王梦晗,等:《湖北省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4期。旅游扶贫效率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却鲜少见诸于文献。

综上，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化与旅游业二者关系的探究，研究尺度大多从全国、省、市级层面展开，缺少县级尤其是贫困地区城镇化与旅游扶贫相关性的研究，而国家级贫困县恰是新型城镇化与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关注区域和主战场。借鉴城镇化与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五个基本维度：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生态也与旅游扶贫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因此研究国家级贫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对于加速脱贫进程，助力地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基于2007-2017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市)的面板数据，采取Super-SBM法和熵值法分别测度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并通过构建变系数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完善贫困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旅游扶贫政策，提升旅游扶贫效率，加快地区脱贫致富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概况

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省内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总面积2.4万平方千米，辖恩施、利川两市和宣恩、来凤、鹤峰、巴东、建始、咸丰六县，总人口401.36万，作为深处武陵山腹地的贫困地区，2016年初有贫困人口108万人，占湖北省贫困人口的25%，表现出物质贫困、生态贫困、能力贫困和文化贫困等多维度贫困。近年来，恩施州结合国家精准扶贫资源投入，凭借富集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大力打造“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截至2016年，恩施州旅游业直接带动贫困地区10万余人，间接带动50万余人创业就业，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减贫30万人以上。“旅游+扶贫”模式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减贫案例。然而，当前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远快于城镇化进程，导致城镇化无法为前者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甚至可能限制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与优化升级。(20)张英、杨奕薇:《产城融合视角下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因此，探析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与路径，对于促进恩施州及类似贫困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增强减贫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二)研究方法

1.Super-SBM

传统的径向DEA模型没有考虑到无效DMU松弛改进部分在效率值中的测量，为了修正松弛变量，Tone提出了SBM模型，然而该模型无法解决相对有效单元之间的对比分析。因而，在此基础上他再次提出了Super-SBM模型，该模型不仅修正了无效DMU的松弛变量，也较好解决了有效DMU的排序问题。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将待评估的DMU记为DMUj(j=1，2，…，n)，每个DMU都使用m种投入i(i=1，2，…，m)，来生产s种产出r(r=1，2，…，s)，设xij为第j个DMU的第i种投入，yrj为第j个DMU的第r种产出。(21)程广斌、张雅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年第2期。此时效率得分为：

(1)

则改进后的效率得分为：

(2)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Super-SBM模型表现形式如下：

(3)

2.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

熵值法是利用各指标数据本身的差异程度和变化规律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客观赋权法。为了消除不同指标数据量纲的差异，使各项指标之间具有可对比性，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值，当某项指标值离散程度较大时，其熵值较小，有效信息量较大，则该指标权重越大;反之，权重越小。最后，结合线性加权法分别得出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的综合水平。(22)张广海、赵韦舒:《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

3.变量选取与面板数据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结果，本文将新型城镇化的五个维度：经济城镇化(X1)、人口城镇化(X2)、空间城镇化(X3)、社会城镇化(X4)、生态城镇化(X5)作为解释变量，以旅游扶贫效率(TPA)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面板数据含有横截面、时期和变量三维信息，把基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称之为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对于解释变量系数和他们截距项的不同限制，又可将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23)高铁梅、王金明、陈飞,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6页。

脊髓成像方法常见的技术挑战已经很明显确定为：（1）磁化率差异；（2）生理运动；（3）脊髓横截面尺寸较小。成像的这些性质中，人类脊髓条件不会改变，因此未来的发展需要开发更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些挑战，改善成像[18-19]。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目前有关旅游扶贫效率的评价通常采用相关替代性指标。对于产出指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本文综合参考多维贫困理论和联合国MPI指标体系，(24)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2000, pp.87-88.分别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电话用户比例、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在校中学生人数表示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在经济、生活、医疗和教育维度上的产出水平；(25)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投入指标用于衡量区域旅游业发展状况，本文综合参考龙祖坤、(26)龙祖坤、杜倩文、周婷:《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经济地理》2015年第10期。黄渊基(27)黄渊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以武陵山湖南片区20个县(市、区)为例》,《经济地理》2017年第11期。和鄢慧丽(28)鄢慧丽、王强、熊浩,等:《海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8期。等学者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人均旅游人次和人均旅游收入表征贫困县域旅游扶贫投入状况，人均旅游人次可以体现对周边产业的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人均旅游收入表征贫困县域旅游发展情况。

新型城镇化不单是城市范围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最主要的是推进“人的城镇化”，推广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29)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因此，以过去单一人口指标来评价城镇化水平较为片面，本研究遵循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生态五个子系统,(30)张广海、赵韦舒:《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通过借鉴前人研究结果,(31)唐睿、冯学钢:《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1期。形成最终的指标体系(表1)。囿于县域城镇化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以及统计不全面等因素，某些指标并未纳入。

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州八个贫困县为研究单元，涉及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7-2017年《恩施州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1 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演化特征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运用熵值法，计算2007-2017年恩施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结果如图1。时间序列上，恩施州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基本处在0.11～0.16的范围内，各贫困县波动幅度较小，整体保持平稳状态，表明当前恩施州新型城镇化进程仍停留在低水平阶段，增速缓慢。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城镇化发展起步晚，水平低下；另一方面，恩施州深处武陵山区腹地，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使得后期城镇化进程缺乏强有力支撑，继而动力不足，增速较慢。探析其空间特征可知，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差异。其中，恩施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七个贫困县(市)，基本维持在0.16左右，作为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恩施市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良好经济基础，同时吸引众多外来人口聚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其城镇化水平也由此居于首位。在“一主两副”的恩施州城镇体系规划下，利川市与来凤县城区规模也明显扩大，城镇功能更加完善。其余贫困县新型城镇化水平在11年间几乎无太大波动，仅建始县、来凤县综合水平呈持续小幅度增长态势，由0.12上升至0.13，巴东县与鹤峰县新型城镇化水平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人口外流至经济更发达地区，从而导致城镇化率降低。

图1 2007-2017年恩施州八个贫困县(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

(二)旅游扶贫效率分析

采用Super-SBM模型，借助DEA-SOLVER Pro-5计算旅游扶贫效率值，对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进行客观评价。从时间序列上来看，2007-2017年恩施州整体旅游扶贫效率大致呈现“W”型波动上升态势。凭借其富集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恩施州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有力推动全州经济总量扩大，带动区域脱贫，使扶贫效率整体处于上升状态；但效率值波动幅度较大，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0.65，且不存在DEA有效的年份，表明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总体水平较低，投入产出并未达到最优状态。八个贫困县(市)中，除利川市以外，其余旅游扶贫效率都在波动中有所上升。恩施市、宣恩县、来凤县旅游扶贫效率在11年间基本处于DEA有效状态，说明三者旅游扶贫确有成效，旅游发展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有效促进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在空间格局上，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扶贫效率的高值大致集中分布于恩施州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且呈现先中部后转移至西部的发展趋势，效率值处于0.5～1的水平范围。巴东县旅游扶贫效率最低，该地贫困程度相对较深，旅游开发初始动力不足，因而旅游扶贫效率相对更低。综上可得，八个贫困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显著差异是由各个县的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及政策导向所决定。

表2 2007-2017年恩施州八个贫困县(市)旅游扶贫效率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旅游扶贫效率影响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的情况，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32)张广海、赵韦舒:《我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经济管理》2017年第11期。分别对TPA、X1、X2、X3、X4、X5取对数，以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并运用Eviews8.0软件对lnTPA、lnX1、lnX2、lnX3、lnX4、lnX5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LLC检验、ADF检验、PP检验。结果表明，水平序列情形下大多无法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序列能够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表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在检验面板数据平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Kao和Pedroni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Kao检验与Pedroni协整检验的Panel PP-Statistics、Group PP-Statistics、Group ADF-Statistics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anel ADF-Statistic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据此得出旅游扶贫效率与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即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直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面板模型拟合估计

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样本数据可知应采取变系数面板模型，进一步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0.000<0.05，拒绝随机效应，采用固定效应。综上，最终决定采取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对恩施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2007-2017年的指标数据进行面板估计，(33)高铁梅、王金明、陈飞,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6页。并在模型估计中按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SUR)的方式进行回归，(34)申鹏鹏、周年兴、张允翔,等:《基于DEA-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期。表示假定面板数据个体间存在同期相关性和异方差。(35)刘佳、陆菊、刘宁:《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资源科学》2015年第12期。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R2=0.963 356，F统计量(49.66361)在1%的水平下显著，D.W值为2.481 933，可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面板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恩施州八个贫困县(市)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外的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的t统计值。

(三)影响分析

城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变化的动态系统，不同子系统与旅游业之间都存在着影响与制约的复杂关系。(36)唐睿、冯学钢:《中国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1期。借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五个基本维度：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生态也与旅游扶贫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当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并带动相关产业集聚，为旅游扶贫开展奠定良好经济基础。城镇人口增长，一方面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丰富客源市场与多元旅游需求；另一方面，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急需大量劳动力，有助于贫困人口从事旅游相关生计活动，拓宽收入渠道以脱贫致富。(37)戈大专、龙花楼、屠爽爽,等:《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研究进展与展望》,《经济地理》2016年第4期。空间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旅游扶贫工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设施保障。社会城镇化通过提升贫困地人口医疗、教育和生活水平，可为扶贫工作培养人才，刺激旅游需求增长，进而助推旅游业快速发展，提高扶贫效率。(38)张英、杨奕薇:《产城融合视角下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城镇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旅游景观的营造与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优良的自然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39)贺雪阳:《环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响应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6年，第24-25页。

1.经济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

从经济城镇化层面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建始县、巴东县，其余除利川市(5.0511)与宣恩县(9.7931)外，经济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利川市通过强化集镇建设聚集项目，吸引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关键性生产要素流入，充分发挥资源与经济优势，加快旅游产业规模扩张，打造了苏马荡省级旅游度假区等多个旅游名镇与休闲景区，为旅游扶贫开发奠定了优良经济基础。在另外一些县市中，造成经济城镇化阻碍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原因，可能源于城镇化给贫困地区经济体系带来的严重冲击，尤以人力资源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外流，引起其它生产资源与公共资源流向城镇，使得农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缺乏动力和支撑，不利于旅游业开展，因而旅游扶贫效率降低。(40)龙花楼、屠爽爽、戈大专:《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

2.人口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

从人口城镇化层面看，恩施市、建始县、咸丰县、鹤峰县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利川市(-2.0625)、巴东县(-2.4642)、来凤县(-1.6810)人口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为显著负相关，仅宣恩县(1.2801)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宣恩县伍家台村、椒园镇等村镇依托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园将贫困户与旅游产业链精准挂钩，通过从事旅游服务等非农生产活动，改善收入结构，实现旅游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但人口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也会对旅游扶贫效率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以巴东县为例，农村贫困转移人口市民化动力源单一，主要依靠行政拉力和移民搬迁，进城主体意识不强且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导致其旅游从业能力差，收入水平不高，旅游扶贫效率低下。

3.空间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

从空间城镇化层面来看，恩施市、利川市、咸丰县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巴东县(3.8284)、宣恩县(3.1014)空间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建始县(-2.4876)、来凤县(-2.4580)、鹤峰县(-3.1612)却表现为负向影响。巴东县在城镇化建设之初，提出“一城两翼两区两中心”发展战略，将旅游开发纳入城镇规划，打造旅游文化中心、县城游憩带、主题街区与文化公园。独特的城镇景观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旅游业开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助推旅游扶贫进程，促使效率提升。而有些县(市)，由于建成区面积扩大，城镇居民缺乏与自然生态的互动，未能带动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没有有效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减少贫困。多数县(市)早期城镇规划不完善，未将旅游发展纳入其中，导致二者矛盾催生。具体而言，一是乡镇布局未形成快进快出的交通线，旅游可进入性大大降低；二是集镇特色不鲜明，千镇一面。

4.社会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

从社会城镇化层面来看，社会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的县(市)有恩施市(1.3184)、利川市(4.0837)、建始县(5.0343)、来凤县(1.4143)，除咸丰县与鹤峰县相关性不显著外，其余县域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可有效改善贫困地区居民健康状况，让其能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共享扶贫成果。提高受教育程度，不仅可为旅游扶贫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也将深化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认知程度，便于扶贫工作开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将刺激旅游需求增长与旅游业快速发展，推进扶贫进程。此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也为开展旅游业、改善收入结构、减少贫困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受自然条件约束、远离经济发展核心区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影响其旅游扶贫开发的实施效果。(41)杨霞:《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5.生态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

从生态城镇化层面来看，仅恩施市(-13.1745)、宣恩县(-2.3705)、咸丰县(-5.8551)、鹤峰县(-8.6889)显著，且均为负向影响，其中恩施市生态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负面影响最大。恩施市位于长江中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内，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地域扩张、资源能源消耗、城镇人口急剧增长等因素逐渐对生态环境产生威胁。但旅游景观的营造与旅游活动的开展皆需优良的自然生态，破坏生态会严重制约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42)龙花楼、屠爽爽、戈大专:《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对于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开展旅游扶贫的恩施州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无法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7-2017年恩施州八个贫困县(市)面板数据，测度其旅游扶贫效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研究新型城镇化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2007-2017年恩施州新型城镇化进程仍停留在低水平阶段，各贫困县波动幅度小，时序演化较平稳，增长速度缓慢。但恩施市作为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七个贫困县(市)，而其余贫困县(市)的综合水平在11年间几乎无明显波动，保持稳定状态，仅建始县与来凤县新型城镇化水平持续小幅增长，巴东县与鹤峰县却呈逐年下降趋势。

2.2007-2017年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整体大致呈现“W”型波动上升态势，且波动幅度较大，不存在DEA有效的年份，表明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总体水平较低，投入产出并未达到最优状态。八个贫困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除利川市外，其余县(市)都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且旅游扶贫效率的高值大致集中分布于恩施州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并呈现先中部后转移至西部的发展趋势，这种显著差异可能是由各个县的经济基础、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及政策导向所决定。

3.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对恩施州八个贫困县(市)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差异较大。各贫困县(市)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并非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两个变量影响程度较大。除社会城镇化之外，其它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大多表现为负向的，说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推动作用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县域生态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以中心城市为驱动，加快区域新型城镇化统筹发展。恩施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显著，应充分发挥恩施市州域核心的作用，提高中心地域对其它贫困县域的溢出效应，辐射并带动州域副中心与城镇组群协同共进。其次，支撑州域形成开放格局，以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发展要素集聚，引导资源高效配置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打通经济通道，推动区域产业融入国家发展主廊道，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

2.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促进产城融合。城镇规划应考虑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与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区域旅游环境容量，为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服务等保障，助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进而提升旅游扶贫效率。此外，城镇文化底蕴能提升地区旅游人文环境，独特的城镇景观亦可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应充分挖掘恩施州民族特色文化，保留传统民居、遗址，打造独具一格的城镇旅游品牌，增强旅游“软实力”。

3.警惕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增大的风险，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进一步增大区域间旅游经济差异的风险，恩施州各贫困县(市)需加强交流互动，实现优势互补，以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此外，各县域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迥异，应立足自身经济社会基础与地理区位特征，深入剖析影响机理，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更好地释放新型城镇化促进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潜力。

4.强化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正向影响，缓解不利影响。应持续强化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的正向效应，通过提升经济实力，加快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吸引人口、聚集人才，为旅游扶贫开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空间维度上，需健全城镇交通网络体系，提高区域对外开放水平与旅游可进入性。生态维度上，各贫困县应制定生态城镇发展规划，合理划定城镇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结合生态补偿等机制，改善城镇生态环境，确保旅游活动可持续开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迎来新契机。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深入剖析了恩施州国家级贫困县新型城镇化五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机理，拓展了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领域的研究尺度，为进一步探析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和借鉴，可以更好地指导贫困县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提升旅游扶贫效率。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扶贫效率互动关系的研究鲜少，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囿于县域数据难以获取以及统计口径不全面等因素，在选择新型城镇化指标时，某些惯常指标并未纳入，使得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其次，未来研究区域可从恩施州扩展至整个武陵山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