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龙

周令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曾绘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设计了共青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担任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票面的整体设计;参与了国徽、政协会徽、少先队队旗的设计等，被称为“国家名片”设计者。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套人民币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北京造币厂厂长贺晓初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的家。他们告诉罗工柳，中央决定设计新的人民币，这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将要发行的第二套，请他来负责主持设计工作，当设计组组长，组织优秀专家设计，但必须严格保密。罗工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他说，自己是搞绘画的，人民币设计属于平而设计，不是他的专长。他向王显周和贺晓初推荐了周令钊。

第一套人民币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的货币，面额过大，设计、印刷比较粗糙。而且，币种繁多，币别复杂，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大面额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在流通计算时，以万元为单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方便。中央领导明确指示，新中国应有高质量的统一货币，应由美术专家来设计。

王显周临走前，反复叮嘱罗工柳说：“设计人民币的工作属于国家保密任务，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你的家人，你也不能说。”

参与人民币设计人员名单经过严格审查获得批准后，罗工柳特地代表组织正式找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谈过一次话。罗工柳的话不多：“经组织决定，令钊要完成一项国家重要任务，保密要求很高，有时要住在外面，请不要打听他去干什么。当然，到时候你会知道的，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陈若菊点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直到1959年，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启动，陈若菊也被调入人民币设计专家组，才知道周令钊八年来从事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家重要任务”。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立即住进了地处北京白纸坊的“五四一厂”。这是一个国家一级保密单位，戒备森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解密，挂上了“北京印钞厂”的牌子。

周令钊先是翻阅了古今中外关于货币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而研究世界各国钞票票面设计，然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新中国成立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新版人民币设计的灵感触发点。

被擦掉的毛主席像

最初的讨论在罗工柳与周令钊之间进行。

为了拿出可供讨论的“靶子”，周令钊不断地将思考的过程画下来。他画的每一页纸，哪怕是一个小纸片，只要那片纸上有笔画过的痕迹，哪怕是一个不成形的图案，一根线条，都不能随便乱丢，不能丢进垃圾桶，更不能带出门，必须由现场“助手”编号、登记，装订成册，然后交印钞厂保密管理部门存档。

为了尽可能减少废纸存档的数量，周令钊打草稿时在一张纸上尽量多画一点儿，画足它。

周令钊进出印钞厂大门是要登记的，何时进，何时出，都有详细的登记。周令钊多次到北京故宫、颐和园、五塔寺等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一大摞速写本。他还专门到山西大同云冈、甘肃敦煌石窟等地写生、临摹。

中國古代艺术将自然界的植物、浮云通过变形，演化成各种装饰纹样，运用到器皿、织物、家具以及建筑物上的做法给了周令钊以穿越时空的灵感，他打破在钞票布局上传统的四框结构，把这些极富民族风格的纹饰用在票面装饰上，产生了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人民币的设计牵动了中央领导。周恩来亲自审核设计、印刷方案及每一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设计之初，罗工柳和周令钊商量确定，综合世界各国货币的特点，在2角、1元和5元钞票主图设计上安排有毛主席像，如：2角票面主图的火车头上挂了毛主席像，1元票面主图的天安门城楼上也挂了毛主席像，5元票面主图的各族人民抬有一幅毛主席像。

设计方案出来以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将设计稿送给周恩来看，再由周恩来交给毛主席审查时，没想到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不能用我的像，要表现人民群众。”

因为设计工作量大，一切靠手工，任务十分繁重。在请示罗工柳后，周令钊请中央美院的王式廓教授按照整体设计方案要求绘制了lO元票面中表现工农联盟的素描主图。

按照中央批准的设计方案，人民币分主币和辅币两种，主币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共设置16种版本、11种面额。

第二套人民币主币1元、2元、3元券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三个革命圣地图景;5元、10元券采用民族大团结和工农联盟图景，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辅币主景采用汽车、飞机、轮船、拖拉机、火车、水电站等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以及能源设施，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风貌。

票面规格按面额大小辅币与主币分档，券别与券别递增;主色调券别配置，票种间有明显区别;在印刷技术上也有所区别，3种分币采用胶版印刷，角币、元币采用胶凹套印，10元券运用当时先进的接线技术。

钞票式样消除了第一套人民币特有的战时货币痕迹，打破了原有的同定的四边框形式，采用了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整个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美观、活泼，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风格。

人民币首次采用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种面额字样。为保证在人民币上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准确无误，人民银行总行联手国家民委，寻找当时有名的少数民族书法家书写，并经内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签批，国家民委校审，最后由政务院批准采用。

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的11种票样，正反22面设计稿，全部由周令钊一张张画出来。因为要送中央领导审查，使审查者看到人民币的真实样子，必须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画面。由于钞票设计稿画幅小，那时又没有电脑或缩放设备，只能靠周令钊一笔一笔手绘，特别费眼力。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成时，周令钊曾一度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当年37岁的他不得不戴上老花眼镜。

神秘的“苏三币”

新版人民币设计出来了，印制却成了问题。

刚刚成立的新中同经济落后，丁业规模狭小，技术装备低劣，许多工业原料和机器依赖进口。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美蒋势力不甘心失败，通过各种方式将伪钞偷运进来，企图在经济上搞垮新中国。

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中国的印制条件，经中苏两国领导人商定，中国政府委托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大面额的纸币，相关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与苏联方面衔接。

周恩来明确指示，新版人民幣在防伪方面要下大功夫。苏联的印制技术和条件不错。要将苏联使用在卢布上的新技术用于我国新版人民币，要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方面搞得精致而复杂。

1952年新年刚过，周令钊接到通知，中央要求新版人民币增加3元的面额，要他赶紧设计。

经过日夜苦战，3元面额的人民币终于被周令钊“画”出来了，然后是不断修改、层层审批，最后定稿。因为到莫斯科的行程已定，来不及在北京雕版，只好带着设计图请苏联专家做雕版。

为了做好新版人民币到苏联印制的准备工作，周令钊和印钞厂的同志一道准备了包括国徽、行长图章、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画稿、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等物料。4月中旬，周令钊和北京印钞厂厂长贺晓初、雕刻师张作栋以及一个翻译抵达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他们先去见了苏联财政部部长。苏方财长仔细翻看了中方将要印制的3元、5元、10元人民币设计图，觉得很好，说这些钞票设计水平很高，民族特色浓厚，一看就是中国的。

中方一行提出，想去参观一下莫斯科造币厂，苏方表示，因为保密要求，不接受任何人的参观请求。周令钊提出直接和苏方雕版印制人员交流，也被拒绝。中苏两方人员的工作会晤被安排在造币厂的办公室进行，相关意见由参与会晤人员向造币厂技术人员传达。中方人员进不去，苏方造币厂的技术人员也出不来，这样造成沟通很不畅达。人民币的雕版和印制是一个十分细致的活，更是个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工作。制版不能有丝毫偏差。苏方的制版与中方的设计方案差别较大。周令钊多次向苏方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苏方虽然改了，但依然存在遗憾。

1953年9月，1.6亿张3元券应中方要求提前四个月印制完毕。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交接时警卫森严。为慎重起见，交货都在白天进行，以防不测。交货后，全副武装押运至北京。

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印装好的5元券人民币即将启运时，向中国驻苏联使馆函报：“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95万张，因数额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3元券，使馆向中央报告后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后来被人称作“苏三币”的3元券人民币和其他新版人民币一道开始进入中国社会。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苏联政府在撕毁援华协议、撤走援华专家的同时，还中止了代印人民币的工作，并停止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

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中国政府向苏方陆续索回了代印人民币的资料，实际终止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从此，中国加大研发独立自主印制人民币工作的力度，不久便掌握了印制高质量人民币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