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涛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30079/安徽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30601)

0 引言

作为一个语义概念，“状态变化”在“动词”“形容词”“动结式”和“动补结构”的国内传统研究中多有提及。同时，国外涉及“状态变化”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相关表达形式及其事件结构研究。其中，以Fillmore(1970)、Levin(1993)、Levin et al.(1995)和Rappaport et al.(2001)等为代表的“投射理论”(projectionist approach)提出并坚持动词语义决定句法形态，而以Goldberg(1995)和Goldberg et al.(2004)等为代表的“构式理论”(constructionist approach)则认为动词的论元实现需要从句法结构中寻求解释。

与此同时，在运动事件的基础上，Talmy(1985/2000)将“状态变化”纳入了“宏事件”(macro-event)。但鉴于其研究传统，随后的讨论仍主要集中于“动词复合体”(verb complex)(Croft et al.，2010；杜静 等，2015/2016；任龙波 等，2015；钟书能 等，2016；杜军，2016；刘婷，2017；杜静 等，2018)。然而，在实际表达中，除了谓语之外，状态变化事件还包含着一些其他要素。其中，“致事”(causer)和“受事”(causee)就是两个重要的参与成分。不仅如此，由于参与者与“施事性”“意愿性”和“控制力”相关，因此其对于事件的主宾位序和句式选用必然存在着制约作用。对此，先前的各类国内外研究都鲜有论及。

由此，本文以状态变化事件为研究对象，拟通过定量分析来考察其参与者的生命度与事件表达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以期在“动词”和“构式”之外，进一步探究影响事件句法配置的语义动因。

1 语料说明

基于“状态变化”和“空间位移”的隐喻联系，本文在Talmy(2000：27-28)的基础上将实际语料分为三类：致使事件、非致使事件和自变事件。与Talmy(2000)的“施动”不同，本文的立足点是“致事”。因为“致事”不仅涵盖“人”，还包括广义的施事，如“自然因素”“环境因素”“工具成分”和“纯粹使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