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

“这药不能开？医生，您就给我老头子开了吧，我们不会用手机挂号，好不容易让儿子给挂的，他还请假耽误上班儿带我们过来……”

老爷子坐在门口，听到老伴儿和儿子在门诊室里声音越来越大，欠着身子想站起来。我让大爷别动，我看着他有几分钟了，他的口罩带子只挂住半个左边耳朵，我总担心会突然滑下来。

疫情期间，来医院都是开常用药的。我也是来给我母亲开药的，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我和你妈妈去了，说需要手机挂号，扫了手机才让进医院大门，”爸爸打电话过来时，声音里有许多歉疚。他们总怕给我添麻烦，能自己做的绝不惊动我。直到有一天，因为我再三叮嘱最近不要坐公交车，我爸走了一个多小时，冒着危险去了超市，发现什么菜也没有，抱着一颗大白菜又走回去。自那之后，他们才同意，每隔几天我给他们送一次蔬菜水果。

爸妈都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愿意学习新东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眼睛不好了，我爸去超市都要拿个放大镜。有次我哥陪他去银行，回来说得我又是想乐又是想流泪，他说爸爸站在ATM机前，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每个字南瓜大”，念一个摁一个。哥说，“你以后千万不要让他自己去了。”

爸妈单独住，有自己的生活和天地。平常日子，不会智能手机对他俩没什么影响，我爸对公交地铁烂熟于心，天气好的时候，老两口清早出门，乘坐公交，四处玩耍。

疫情暴发后，我三令五申不让再坐公交车，他们又不会网约车，禁足于院内，我妈特别遗憾，感觉自己错失了整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