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萌

1933年，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导演让·维果根据童年经历拍摄了儿童成长题材电影《操行零分》。该片主要讲述的是男孩们反抗寄宿学校陈旧的管理体制、争取自由的故事。他们筹备“军粮”，绘制“军旗”，与新来的学监盖里特打闹。影片具有诗意现实主义的抒情风格，节奏欢快，情节生动，以男孩们的学习生活和反抗计划为主，注重画面的诗意表达。在影片的最后，革命大获成功，羽毛枕头被剪开，洒落一地，学校的顶楼上飘扬起一面他们亲手绘下骷髅的旗帜。该片因涉及亵渎当时的教育体制，在拍摄完成后被封禁，直到1945年才公开放映。

20年后，在法国新浪潮运动中，特吕弗根据童年不幸遭遇，于1959年拍摄了电影《四百下》，描述了同样渴望改变现状的安托万的故事。在《四百下》里，安托万受到学校严苛的管束和家人的冷遇，生长在家庭和学校狭小的夹缝间。他为生活现状所压抑，不甘并试图反抗。与《操行零分》里面的男孩们不同，安托万的反抗让他陷入更加不堪的境地。因为憎恶学校的约束，他逃学，却撞见了母亲与情夫的幽会，这使他的存在更加尴尬。因为反感母亲的风流，他说谎，被识破后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不满继父，他偷打印机，可因为无法销赃，他在送回打印机的过程中被抓入少管所。安托万的结局并没有展示给观众，最后的镜头定格在海边逃亡男孩的回眸中。谁都不知道他是否会被追上，重回少管所，或者足够幸运，得以遇见一个愿意拯救他的人，登上一艘即将远行的船。影片为观众留下了悬念和思考。

一、压迫：有形与无形

（一）从施加行为的压迫者角度看

《操行零分》的情节较为单一，压迫者从对立面界定，即校长、总监和学监巴罕。背后还有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但在画面里，制度执行者便是这种制度本身。

《四百下》的压迫者缺少对立面，并不明确，因而这种压迫相较《操行零分》更加多元。既有学校的老师，也有再婚的父母，还有社会里隐藏的种种压迫，具有缺少明确执行者的特点。影片模糊了压迫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表现得非常隐晦。安托万始终处在这种无形对立之中。例如在男孩们跟着老师写诗的42秒长镜头里，镜头一直固定，采用远景，摄像机没有摆在中央，而是偏左摆放，将老师和墙角的安托万分别放在中轴线的对称两侧，暗示着安托万和老师的对立。

（二）从压迫的方式看

从标题的首因效应切入，《操行零分》（Zero de conduite）是学监对不遵守纪律的男孩的惩罚。电影里经常出现他的台词——“操行零分，星期天关禁闭！”压迫者先进行规则的制定，对于忤逆规则者实施扣操行分的惩罚。这种压迫方式是单调的，也是死板的，所以当有人打破学监对男孩们起床时要起立的要求而被惩罚时，科萨会气呼呼地抱怨“老一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并发现了其弊端。值得注意的是，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压迫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在画面表现上没有给人很强的反感，画面表现充满抒情性和节奏感。当学监走进宿舍，孩子们一排一排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有一种整齐划一的韵律美。

《四百下》来源于法国谚语——“Faire les quatre cents cuops”，即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与违背现有规则的惩罚不同，四百下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约束方法。不同程度下的暴力成为压迫的直接途径。

在《四百下》中，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没有表现明确的规约。在规约之外的压迫更加可怕。老师并没有将学生真正地当作人去看待，他们对学生的任何忤逆行为都会予以主观苛责。即使是在学生满怀热情地进行创作的时候，先入为主的固有观念也会导致教师诬陷学生抄袭。在谎言被揭穿后，主观掩饰自己的错误，直接打了安托万两个耳光。母亲抱着情夫偷情，看见儿子的第一反应是生怕会对自己产生不良影响。儿子对此落入的尴尬境地却无人关心。甚至当安托万连被子也没有，天天用睡袋睡觉时，母亲却用给他买被子的钱为自己买了新皮帽。这些细节可以在继父与母亲的对话以及镜头跟随安托万的目光对母亲新皮帽的特写中得以了解。这种教师的失格和母亲的失位所创造的压迫，是精神和肉体上双重的暴力。

这种压迫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给人以共情的疼痛。安托万受到的毒打没有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以一种直接、原始且蛮横的手法显示，激发观众接受机制中的认同感。

（三）从被压迫者的角度看

被压迫者是压迫者采用手段进行压迫的对象。因为压迫行为的单一，《操行零分》里的被压迫者较清晰，是以布吕埃尔、科萨、高兰为代表的学生；《四百下》中的被压迫者是典型男孩安托万，其他被压迫者则隐藏在观众的不同投射里。

二、反抗：革命与逃离

（一）从反抗者的角度出发

相同的是反抗者的身份，不同的是反抗者的信念。两部影片都是记录处于叛逆期的男孩。《操行零分》模糊了年龄概念，《四百下》里明确安托万是13岁的年纪。无论是安托万，还是其他男孩，都处在一个渴望认可、希望被爱、寻求新奇和刺激的年龄段。当这种成长受到维护特权者的压制时，为了废除这种外在的阻碍、争取自由，他们必然会选择反抗。《操行零分》里决心反抗的男孩信念单纯、爱憎分明、对抗坚决，而安托万则徘徊不定，兼具乖巧和叛逆的复杂性，有矛盾的一面。他在亲情的枷锁里挣扎，被遗弃在少管所时甚至主动安慰母亲——“妈妈，我不会抱怨的”。作为反抗者，安托万具有不坚决性和妥协性。

（二）从反抗方式的异同出发

相同的是反抗方式均为不成熟且不完备。例如在发现每次学监检查教师都会丢巧克力后，科萨为了报复，生气地要把班上所有人的胶水全都倒在书架上。安托万的母亲为了节约开支，让安托万和父亲煮3个鸡蛋，他们却同仇敌忾地煮了5个鸡蛋吃。这种无实际意义的行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反抗，属于成长中少年情绪的宣泄口。继父的默许和帮助则证明了这种反抗方式在家庭维度的合理性。

《操行零分》记录的不是一个男孩的革命，而是一群男孩的革命。他们有组织有计划，从一开始便储备军粮，画海盗旗，联合“好”学监盖里特打掩护。最后的革命是群体的力量，飞扬的羽毛枕和声势浩大的游行，绝不借一人之力完成。他们有同样不甘的心情，遭遇同样的压迫。在蒙太奇的选择性剪辑中，他们凝聚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意识，一个自由的象征，一个反抗的信念——这是一次整体的反抗。

长镜头记录下的安托万则是一个人，即使有好朋友勒内的帮助，也没有形成一条坚韧的能够取得结果的战线，始终没有遇见一个可以加入的整体。他和勒内一起撕书，用力挥扬纸片来宣泄情绪，表达不满与抗争。他逃学、说谎、偷窃，可这样的反抗方式伤害的是他自己。安托万说过：“我没看过海”。在影片的最后，他奔向海边。这是他反抗的最终画面。通过愿望的实现反抗阻碍他实现愿望的人，奔向他所向往的海边。他对于外界的压迫无能为力，只好从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妥协和改造。

（三）从被反抗者的角度出发

《操行零分》中，压迫者和被反抗者形成了统一；《四百下》里，压迫者和被反抗者主体是分裂的，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中，导致反抗者安托万没有判断反抗对象，从而陷入更大的困境中。

三、结论

压迫和反抗两种针锋相对的行为作为激发和深化矛盾的引信，贯穿成长题材的影片始终。在男孩成长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自我的觉醒，这种觉醒或来源于自身，或来源于外界，因压迫而被感知，从而诱发盲目或有规划的反抗行为，来寻求个性的解放。

将压迫和反抗分开谈，是因为压迫和反抗实际上涉及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被压迫者不一定成为反抗者，同样，被反抗者不一定是压迫者。

总结《操行零分》和《四百下》两部影片的主题要素，如表1所示。

表1 《四百下》与《操行零分》主题要素比较分析表

《操行零分》中的压迫是有形的、单一的，从而男孩们的压迫对象是明确的，压迫方式是明确的，是被观察的、被表达的。反抗者通过自己主观感知压迫来源，并组成联盟，将个人的压抑转变为集体的受限，将个人的宣泄转变为集体的爆发，知道为何反抗、如何反抗，情节简明，有因有果，反抗最终获得成功。

《四百下》中的压迫是有形和无形兼备的、多重的，男孩的压迫者来自多个维度，难界定出一个具体的主要压迫者。压迫方式没有特定指出，只能间接以被压迫者的表现作为观察的途径。因此，被反抗者不明确，反抗者本身便具有不坚定性，反抗方式具有随机性和不彻底性，反抗注定是徒劳的。

维果将视角聚焦在男孩们的反抗方式上——从最初车厢里的顽童嬉闹，到最后落满一地的白色羽毛、风吹起飘扬的海盗旗，蒙太奇的剪辑手法隐藏了真实，让画面充满诗意——导演更倾向于传递一种自由的胜利，一种集体的力量，甚至超越了男孩本身的成长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特吕弗将视角聚焦在男孩所受到的压迫方式上——被毒打的安托万，被责骂的安托万，被追赶的安托万，被推搡被厌弃的安托万，多是长镜头的记录，没有刻意的导向——导演更倾向于讲述一个男孩成长的不幸和悲伤，传递一种共识的青春的迷茫和无力感。

综上所述，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在成长题材上更注重对社会对立和不平等的描述，具有乐观主义时期的明朗色调，着力于用诗意的画面刻画成长中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为了情节诗化而注重符号象征，缺少人性的复杂表达。法国新浪潮在成长题材上更注重自我的现实表现，让男孩在一次又一次的压迫中与暴力抗衡，在斗争中寻找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