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舟 喻亚玲 朱璐瑶 潘 运 乌云特娜 七十三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2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贵阳 550025)

1 引言

双加工系统理论（dual-process theory）描述了主导人类决策的两种思维系统，即直觉系统（intuition system）与分析系统（deliberate system）。直觉系统基于已有经验，较少或不受意识影响，多为非线性的，或并行的、或跳跃式的自动化加工方式，加工速度较快，很少或不占用心理资源，个体常常无法意识到其加工过程（孙彦, 李纾, 殷晓莉, 2007; Epstein, 1994; Evans, 2008;Ferreira, Garciamarques, Sherman, & Sherman, 2006;Kahneman, 2003）；分析系统则基于意识和规则，受理性支配，以线性加工为主，占用心理资源多且加工速度慢，但对于符合逻辑和条件清晰的决策问题，决策结果相对准确。研究证明，理性决策观很难解释参照效应（reference effects）、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不变性悖论（violations ofinvariance）等决策中出现的偏差与非逻辑效应。人类决策过程并非只由理性行为驱动和支配，非理性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直觉（Kahneman, 2003）。梳理当前研究发现，直觉与分析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思维过程，分别进行探讨（李虹, 陈石, 倪士光, 2013; Evans, 2007;Petty & Cacioppo, 1986; Sloman, 2002），并通过操纵时间条件来引导个体进入直觉或分析思维主导的决策过程（陈石, 李虹, 2014; 黄琳妍, 李虹, 徐继红, 2013; Bolte & Goschke, 2005; Dane & Pratt, 2009;De Dreu, 2003），这也是本研究中实验设计的依据。

直觉与分析各有其优势与不足，适用于不同的决策环境。研究发现，在复杂决策情景中，非理性直觉思维比理性分析更加高效和准确（Dijksterhuis, Bos, Nordgren, & van Baaren, 2006;Dijksterhuis & Nordgren, 2006）。分析思维的认知容量有限（Wilson & Schooler, 1991），无法在短时间内准确处理复杂任务中的所有信息，容易出现偏差。而直觉思维具有的较少受意识影响，低心理资源消耗，自动化加工等特点，使其更适合处理复杂任务（Bechara & Damasio, 2005; Fellows, 2006;Lieberman, 2000; Weber & Johnson, 2009）。但也应注意到，直觉思维过程形成的结论相对模糊，更多为定性的判断或估计值。而理性分析因为遵循一定的逻辑和规则，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所得结果则相对精确。在处理简单且条件清楚的任务时，采用理性的分析会比直觉更加有效（庞捷敏, 原献学, 李建升, 2007; Dijksterhuis, 2004;Dijksterhuis et al., 2006）。弄清直觉与分析思维各自适用的环境及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决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Feldman-stewart, Brundage, & Zotov,2007; Kühberger & Tanner, 2010; Reyna & Brainerd,1991）证明，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Brainerd & Reyna, 1990）提出的信息表征方式与决策过程关系密切。该理论认为，人类的信息加工存在平行且独立的两种方式，即字面加工（verbatim representation）与要义加工（gist processing）。要义加工在编码时会形成对信息的概要性理解，并抽取其中的意义和模式；而字面加工则保留信息原样，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曾守锤, 李其维, 2004）。直觉决策是基于经验的启发式、自动化加工过程，因此多采用模糊化整合信息，抽取意义的要义表征方式；而理性分析则是意识控制下对具体信息进行加工和比较的过程，更倾向于关注细节，基于原义逐条编码的字面表征方式。以Dijksterhuis（2004）设计的“室友选择任务”为例，在直觉思维的主导下被试更容易形成关于室友特征概括性理解的整体印象。这种对目标的意义表征，有利于对事物本质进行简单而有效的比较；而在分析思维主导下，被试忠实于具体信息原义的理解和权衡，采用字面加工，使比较的标准变得主观且复杂，降低了决策质量。另外，如果将目标信息按一定排列规则呈现，可能改变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表征方式，从而影响个体在认知加工时进行“组块”（chunking）编码的倾向性和难度，引起决策质量的变化。这是Dijksterhuis（2004）的研究中未曾关注的问题，也是本研究将探讨的内容。

以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人格量表为工具的研究证明，“感觉-直觉”（sensingintuition）维度是影响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子（张银玲, 苗丹民, 罗正学, 孙云峰, 2006），该维度表示了个体获取信息的方式（蔡华俭, 朱臻雯, 杨治良, 2001; 曾维希, 张进辅, 2006）。感觉型偏向关注细节，倾向于从外在事实、精确数据和当前刺激出发解决问题；而直觉型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把握线索之间的内在关系，偏向通过联想与洞察解决问题（周治金, 赵晓川, 刘昌, 2005）。基于模糊痕迹理论的研究发现（李彬, 徐富明, 王伟, 张慧,罗寒冰, 2015; Jansen, van Duijvenvoorde, & Huizenga,2012; Reyna & Lloyd, 2006），决策的加工过程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根据信息获取方式的不同特点，感觉型个体更适合运用基于字面表征的分析思维，而直觉型个体则更善于运用建立在要义表征基础上的直觉思维。个体在信息获取方式上的偏好与特点是研究思维方式对决策行为影响问题时必须考察的因素之一，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信息呈现方式与信息获取方式是影响直觉与分析思维模式下多特征目标判断效果的重要因素，有必要联合考察。本研究基于无意识思维理论和模糊痕迹理论，在验证直觉思维主导的决策方式对多特征目标判断优势的同时，探讨个体的信息获取方式偏好与信息呈现方式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影响，以及两者在直觉与分析思维主导的复杂决策情景中的作用与关系。

2 方法

2.1 被试

使用蔡华俭等（2001）修订的MBTI-M 量表中的感觉-直觉分量表对645 名16～22 岁被试的信息获取方式偏好进行测量，按照从高分到低分排列，抽取前27%的原则筛选出直觉型（直觉因子总分≥16）184 人和感觉型（感觉因子总分≥16）178 人，共362 人参加本次实验。其中，男生173 人，女生189 人，平均年龄20.5 岁，标准差为0.92。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均未曾参加过类似实验。

2.2 实验设计

参照Dijksterhuis（2004）编制的“室友选择任务”设计本实验的多特征目标判断任务。采用2（思维模式：直觉、分析）×2（信息获取方式：直觉型、感觉型）×2（信息呈现方式：随机排列、归类组块）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多特征目标（室友）优差程度判断评分的区分度（最优室友得分-最差室友得分），区分度越高，表明对室友优差程度的评价越准确，即判断质量越高。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处理组中，每组45 人左右。

2.3 实验材料

2.3.1 信息获取方式

信息获取方式采用蔡华俭等（2001）修订的MBTI-M 量表中的“感觉-直觉”分量表测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蔡华俭等, 2001; 苗丹民,皇甫恩, Chia, Ren, 2000）。该分量表共26 个条目，每个条目有两个备选项，分别对应直觉型和感觉型特质，如“下列哪一个词语更合你心意？A.抽象/B.具体”，“A”选项对应直觉型特质，“B”选项对应感觉型特质。选中则为对应类型累计1 分，类型总分表明被试在该信息获取方式上的偏好程度。本次调查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86，具有良好信度。

2.3.2 多特征目标

采用Dijksterhuis（2004）设计的“室友选择任务”作为本实验材料。考虑到室友特征可能存在文化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重新编订了室友特征词。具体方法为：（1）随机选择65 名大学生对“如果你要参加一个为期一月的夏令营活动，你将被安排住在两人间的寝室里，请用12 个二字词语描述理想室友的特点。”问题进行访谈。（2）对取得的所有词语（全部为褒义词）进行词频分析，找出出现频率靠前的20 个高频词，请8 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结合《中国现代汉语词典》进行评定，确定20 个词语对应的反义词，形成20 对积极/消极词。（3）随机选取45 名大学生被试对每个词语的褒贬程度进行7 点评分（3 分表示词性最积极，-3 分表示词性最消极）。分别对20 对积极/消极词评分均值进行t 检验，得到20 对积极/消极词的区分度。其中15 对词语评分差异显著（p＜0.05），按区分度大小从高往低排列，最终选定12 对积极/消极词（如“聪明-愚蠢”），共24 个词语作为本实验材料中多特征目标的特征词。实验中的多特征目标为随机选取积极词与消极词并按一定比例组合形成的最优（积极词∶消极词=8∶4）、最差（积极词∶消极词=4∶8）和中性（积极词∶消极词=6∶6）三位候选室友。每位室友的特征词都采用“横×竖=2×6”的形式排列，分为组块与随机两种组成方式（如图1 所示）整体呈现。组块方式按词性归类排列，即将积极词与消极词分别归类排列在一起，对不同被试而言，积极词组块和消极词组块的上下位置随机呈现；随机方式则不进行词性组块，将积极词与消极词随机混合排列呈现。

图 1 多特征目标（室友）信息呈现方式举例

2.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 编制，通过电脑屏幕呈现，要求被试按指导语独立完成实验。被试填完基本信息后，按键进入实验呈现指导语。指导语介绍了这是一个候选室友判断任务，为了选出一名同居室友，需要先对三位候选室友的优差程度进行判断。进入实验后将会分别看到关于三位候选室友的特征词，根据特征判断每位候选室友的优差程度（1～10 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越优秀）。

将量表筛选出来的184 名直觉型被试和178 名感觉型被试各随机分为4 组，每组45 人左右，共8 组。归类组块与随机排列特征词的任务中各分配两组直觉型/感觉型被试。经过练习，进入正式实验后，分别呈现三位室友信息。每个室友的呈现时间为15 秒（Bolte & Goschke, 2005），12 个特征词同时全部呈现在屏幕上（Strick, Dijksterhuis, &van Baaren, 2010），前后室友呈现时间间隔为2 秒，以确保被试有必要的信息编码时间。对每位被试呈现室友的顺序采用随机排列，特征信息按比例分别在12 个积极词和12 个消极词中随机选择组成。

全部候选室友信息呈现完毕后，归类组块/随机排列任务中的两组直觉型/感觉型被试一组进入直觉思维处理，一组进入分析思维处理。直觉思维处理要求被试看完所有室友的信息后，依据对每位室友的整体印象，通过按数字键“0～9”（升序对应1～10 分）立即凭直觉评分判断每位候选室友的优差程度；分析思维处理要求被试仔细看完所有室友的信息后认真思考4 分钟（陈彬, 张琼, 原献学, 2014），再对三位候选室友的优差程度按键判断。

3 结果

运用SPSS21.0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各实验条件下被试对多特征目标（室友）优差程度判断的区分度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1 所示。

表 1 各实验条件下多特征目标优差程度判断评分的区分度

以思维模式、信息获取方式和信息呈现方式为自变量，以被试对室友（多特征目标）优差程度判断评分的区分度（以下简称“区分度”）为因变量进行完全随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思维模式主效应显著，F(1, 354)=66.65，p＜0.001，η=0.16，直觉思维组被试的区分度显著大于分析思维组被试；信息呈现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1,354)=14.09，p＜0.001，η=0.04，归类组块组被试的区分度显著大于随机排列组被试；信息获取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54)=3.07，p=0.08，η=0.01，直觉与感觉组被试的区分度差异不显著。

二阶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参见图2 和图3），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F(1,358)=9.44，p=0.002，η=0.0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直觉型被试运用直觉思维判断的区分度（M=2.34, SD=2.21）显著大于分析思维判断的区分度（M=0.20, SD=1.69），F(1, 359)=60.24，p＜0.001；感觉型被试在直觉思维模式下的区分度（M=1.38, SD=1.68）也显著大于运用分析思维判断的区分度（M=0.43, SD=1.81），F(1, 359)=11.45，p=0.001。对于直觉思维组被试，直觉型被试的区分度（M=2.34, SD=2.21）显著大于感觉型被试（M=1.38, SD=1.68），F(1, 359)=10.72，p=0.001；而分析思维组的直觉型与感觉型被试的区分度差异不显著，F＜1。思维模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58)=21.83，p＜0.001，η=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随机排列呈现室友信息时，直觉思维组被试的区分度（M=1.06,SD=1.57）显著大于分析思维组被试（M=0.40,SD=1.72），F(1, 359)=6.00，p=0.015；采用归类组块的方式呈现室友信息时，直觉思维组被试的区分度（M=2.66, SD=2.10）也显著大于分析思维组被试（M=0.23, SD=1.78），F(1, 359)=78.94，p＜0.001。被试运用直觉思维判断时，信息归类组块组被试的区分度（M=2.66, SD=2.10）显著大于随机排列组被试（M=1.06, SD=1.57），F(1, 359)=30.24，p＜0.001；而运用分析思维时，两种信息呈现方式下被试的区分度差异不显著，F＜1。信息获取方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

三阶交互作用分析表明（参见表1），思维模式、信息获取方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F(1, 354)=12.56，p＜0.001，η=0.03。简单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当归类组块呈现室友信息时，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显著，F(1, 359)=20.69，p＜0.001；而随机排列呈现室友信息时，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不显著，F＜1。对于直觉型被试，思维模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显著，F(1, 359)=29.99，p＜0.001；而对感觉型被试而言，思维模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不显著，F＜1。

图 2 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交互作用

图 3 思维模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交互作用

简单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首先（参见图4），当归类组块呈现室友信息时，（1）直觉型[F(1,359)=93.85，p＜0.001] 和感觉型[F(1, 359)=8.66，p=0.003]被试运用直觉思维判断的区分度均显著大于分析思维组被试；（2）直觉思维组中，直觉型被试的区分度显著大于感觉型被试，F(1,359)=18.39，p＜0.001；而分析思维组中，直觉型被试的区分度显著小于感觉型被试，F(1, 359)=18.39，p＜0.001。其次（参见图5），直觉型被试对归类组块呈现信息的室友进行判断时，在直觉思维下的区分度显著高于运用分析思维判断时的区分度，F(1, 359)=92.20，p＜0.001；而采用随机排列呈现室友信息时，两种思维条件下被试组间的区分度没有差异，F(1, 359)=2.20，p=0.138。另外，直觉型被试运用直觉思维对室友进行判断时，信息归类组块组被试的区分度显著大于随机排列组被试，F(1, 359)=34.78，p＜0.001；当运用分析思维时，归类组块与随机排列被试间的区分度差异边缘显著，F(1, 359)=3.89，p=0.05，归类组块组被试的区分度小于随机排列组被试。

图 4 归类组块方式呈现信息：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

图 5 直觉型被试：思维模式与信息呈现方式的简单交互作用

4 讨论

研究证明思维模式对多特征目标的判断质量有显著影响，个体运用直觉思维能获得比分析思维更高的判断质量。在复杂任务中，分析思维由于认知容量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逐条编码和处理信息，且容易造成决策偏差。而直觉思维具有巨大的认知容量，并能够对特征进行自然权重，因此更有利于对目标进行全面评价（Dijksterhuis &Nordgren, 2006），从而提升决策质量。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结论一致（陈彬等, 2014; Dijksterhuis,2004; Glöckner & Betsch, 2008; Usher, Russo, Weyers,Brauner, & Zakay, 2011），再次验证了无意识思维理论。

研究发现，信息获取方式会影响直觉思维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作用效果，使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判断的质量比感觉型决策者更高，而在运用分析思维时，则不存在这种差异。直觉型决策者惯于整体加工，偏向通过联想与洞察方式解决问题（周治金等, 2005），能在短时间内整合信息，形成关于目标的意义表征（整体印象）。感觉型决策者关注细节信息，倾向于对事实、精确的数据和具体线索进行分析和比较的信息获取方式与直觉思维偏向要义加工的特点相冲突。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仍会或多或少“习惯性”地关注细节，进行字面加工，但直觉决策条件使其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所有信息逐一编码和比较，导致信息加工不平衡，甚至忽略关键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直觉思维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促进作用。

研究进一步发现，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交互作用受到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归类组块呈现信息能够强化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对于判断质量的关系。一方面，归类组块呈现多特征目标信息的方式加强了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进行判断的优势，使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时的判断质量最高。在本研究中，判断的标准是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比例关系，关于目标的整体印象则是基于这个比例关系对室友特点的意义表征（Brainerd & Reyna, 1990），如“这个室友优点/缺点多”等。相比随机排列信息的方式，将信息归类呈现有利于决策者在认知加工时进行意义“组块”，更好地帮助决策者建立决策情景与内部经验图式之间的一致联系，提高直觉决策的效力（Rosenblatt & Thickstun, 1994）。另一方面，信息组块降低了直觉型决策者运用分析思维的判断质量，使其低于感觉型决策者。在分析决策条件下，不存在时间压力，且认知过程被导向细节编码的字面表征方式。这与直觉型决策者偏好整体编码，概括把握事物本质的认知加工特点相冲突，削弱了直觉思维对判断质量的优势作用。而分析决策却与感觉型决策者偏好关注细节，逐一分析和比较具体线索的特点一致，有利于感觉型决策者更好地运用分析思维进行判断。

另外，研究显示，相比随机排列信息，信息归类更能提高判断质量。但这种影响只在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时存在，当决策者运用分析思维进行判断时，两种信息呈现方式下的判断质量没有差异。如前所述，信息归类方式与直觉思维主导的判断模式一致，有利于对目标信息进行要义加工，形成准确的整体印象。在分析决策中，不论如何呈现信息，线索都会按要求被逐一编码。判断的标准不再是“整体印象”，而是决策者对每个特征词的主观权重和比较结果，信息排列方式对判断过程的作用被削弱。

研究还发现，信息呈现方式与思维模式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关系受到决策者信息获取方式偏好的影响。在归类组块排列信息时，直觉型决策者运用分析思维的判断质量低于随机排列信息时水平。研究证实决策环境与刺激（Tversky &Kahneman, 1983）会影响直觉与分析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竞争关系。如前所述，信息归类会强化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进行要义加工的内部倾向，而运用分析思维进行判断的实验条件又迫使决策者主观上进行细节编码的字面加工，这会加剧判断过程中直觉与分析系统的竞争与冲突，弱化分析思维的主导作用，从而降低判断质量。信息随机排列时，由于缺少引导认知“组块”的线索，直觉型决策者偏好运用直觉思维进行判断的倾向性也因此减小，使其运用分析思维进行判断的效果得到了提升。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得出如下结论：（1）在多特征目标判断任务中，直觉思维比分析思维更有效。（2）直觉思维对判断质量的正向作用受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的判断质量比感觉型决策者更高。（3）归类组块的信息呈现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的判断质量。（4）思维模式、信息获取方式与信息呈现方式对多特征目标的判断质量存在三阶交互作用。一方面，思维模式与信息获取方式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关系受到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归类组块的信息呈现方式使直觉型决策者运用直觉思维的判断质量最高，但运用分析思维的判断质量却低于感觉型决策者。另一方面，信息呈现方式与思维模式对多特征目标判断质量的关系又受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归类组块排列信息时，直觉型决策者运用分析思维的判断质量低于信息随机排列情况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