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禄

[摘 要] 蒂姆·温顿凭借作品兼具“文学性”和“澳大利亚性”，四度荣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从作者的角度看，温顿并非传统意义拘泥地方书写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表现出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澳大利亚人身份的重构与流散，流露出其后结构主义的创作理念。本文结合温顿的个人生平与作品，从性别、阶级和民族三个角度分析他的身份观，有助于理解其创作主题以及作品中的文化寓意，从中也可管窥迈奖在新时代语境下的话语张力。

[关键词] 蒂姆·温顿;身份观;性别;阶级;民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根据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遗志创办的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自1957年设立至今已走过63年的历程，尽管围绕着获奖作品存在种种争议，但其评价标准一直没有违背富兰克林的初衷：该奖只“授予最具文学价值、同时必须呈现任何时期澳大利亚人生活”[1]9的文学作品。自1995年“德米登科事件”以来，围绕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何为澳大利亚文学、以及如何在评奖中兼顾“文学性”和“澳大利亚性”在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并一度让该奖项和评委置于尴尬的境地。蒂姆·温顿的获奖逐渐平息了人们对迈奖的疑虑，曾做过迈奖评审的哈里·赫赛尔廷（Harry Heseltine）就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发现将最高文学价值和澳大利亚性完美结合的是不太知名的年轻作家，比如汤姆·弗拉德（Tom Flood）和蒂姆·温顿（Tim Winton）”[1]85。

蒂姆·温顿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他的作品背景主要以其家乡西澳大利亚珀斯为原型而虚构的小镇，致力于表现当地人的生活百态和精神世界，由此被冠以地方作家和民族作家的头衔。然而，温顿绝非拘泥地方书写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体现出澳大利亚性，还表现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个体身份的错位和流散，流露出其后结构主义的创作理念和身份观。纵览温顿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他在主题上致力于表现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在技巧上融丛林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叙事技巧，反映在身份方面，具体体现为性别气质的颠覆、阶级身份的流动以及民族身份的拆解与重构。这种对澳大利亚人身份的去中心化书写一方面表现出温顿创作技巧的成熟，同时也展现了他在时代转型时期对澳大利亚人身份的反思与重构，拓展了“澳大利亚性”的文化寓意。本文结合温顿个人生平和作品，从性别、阶级、民族三个角度解读他的身份观，有助于理解其创作主题，从中也可管窥迈奖在新时代语境下的话语张力。

一、“母权制”家庭：性别身份的颠覆

作家创作与其童年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意义上，一切作品都是作家某种形式的自传。澳大利亚作家蒂姆·温顿可以说是自传式书写的代表，无论是其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自传痕迹。温顿于1960年出生在西澳大利亚珀斯市一个叫卡林尤普的小镇，他的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名电话接线员。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不同，在温顿家中，女性才是一家之主，她们是“组织者、领导者、战略家、督促者……因为在你的家里，你所要注视的唯一群体是你的祖母和母亲……她们知道威严在哪儿。她们就像是将军，而我们只是她们手下的步兵而已”[2]。批评家迈克尔·麦克吉尔（Michael McGirr）在《蒂姆·温顿：作家及其作品》（Tim Winton：The Writer and His Work）中，引用了温顿写给海伦·加纳（Helen Garner）关于他先辈的评论，“我的父亲来自一个有着‘漫长口述传统的家庭，那意味着他们废话连篇。失败的农民，失败的警察，失败的商人。女性经营着家庭。坚强的女性。我的祖母知道所有的故事”[3]325。“母权制”的家庭给予温顿一种存在的边缘感，塑造了他对两性有别于传统父权家庭的认识。在这种环境长期熏陶下，男性的边缘存在潜移默化为温顿的性别意识。

在家中，祖母和母亲的家庭中心地位塑造了温顿对女性的崇敬。在他笔下，女性积极主动、勇敢坚强，展现出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浅滩》中的昆尼，《云街》（Cloudstreet）中的奥瑞尔，《蓝背鱼》（Blueback）中的朵拉，《土乐》（The Riders）中的乔吉，《呼吸》中的伊娃，无论从身体、性格还是行为来看，都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屋子里的天使”的形象。在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温顿笔下的女性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主义作家笔下的丛林女性人物，同时又与他成长和创作时代的女性主义社会文化运动相呼应，展现出新时代女性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相比而言，温顿刻画的男性人物老实巴交、顾家体贴、敏感脆弱，喜欢阅读和自然，具有传统女性的直觉特点和通灵能力。伊丽莎白·盖伊（Elizabeth Guy）就指出，“温顿关心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性，但凡有家的地方就有女性气质，女性气质对他的现实感知是极其重要的”[4]31。温顿作品中男性人物的女性气质化可以从其父亲身上寻到原型。成年后的温顿回忆道，“我父亲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平时做些熨烫衣服、洗衣服之类的家务，以过去澳大利亚人的标准，我觉得这不太具有男子气概”[5]68。成长中的温顿没有强烈的“俄狄浦斯情节”，而是对包括父亲在内的边缘男性表达了同情。“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泣的情景……我有些滿足感，因为我意识到他不过是普通人，因为这件事我更爱他了”[5]68。父亲哭泣这一幕在温顿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通过表现男性的脆弱感，温顿从人性的角度再现了男性与生俱来的感性一面，解构了澳大利亚丛林文学传统中的硬汉式男性形象，颠覆了人们“男强女弱”的刻板思维和固化印象。

此外，对男性形象的颠覆还表现为父亲家庭功能的丧失。温顿五岁那年，他骑摩托车的父亲被一个酒驾司机连人带车撞穿了工厂墙壁。在“浩劫：生命中的意外事故”（Havoc： A Life in Accidents）一文中温顿写道，“他经受严重的脑震荡，肋骨破碎，心肺衰竭，当医护人员发现他时他正在窒息并濒临死亡”[6]38。父亲的车祸对温顿一家可谓晴天霹雳，那时，温顿还有两个分别为五岁和三岁大的弟弟，以及一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妹妹，母亲不仅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料理卧病在床的温顿父亲。车祸后很长一段时间，温顿父亲失去了自理能力。在温顿看来，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更加边缘了，这种边缘不仅表现为话语的沉默，更是父亲角色及存在感的缺失。父亲缺席在温顿作品中屡见不鲜，《天眼》（That Eye，the Sky）中主人公奥特遭受车祸的父亲可以说是温顿父亲经历的写照。此外，短篇小说《我父亲的手斧》中因公出差的警察父亲，《委员会》（Commission）中因无法面对现实而逃离家庭的父亲，《蓝背鱼》中主人公阿贝尔被虎鲨袭击而死的父亲，《土乐》中卢瑟死于矿难的父亲，《鹰巢》中因吸毒置儿子凯不顾的父亲，《牧羊人的小屋》中在修车期间被意外砸死的杰克西·克莱克顿的父亲，无不揭示出父亲缺席对成长阶段的儿童及其家庭的影响。温顿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多变复杂，其中既有冷漠无情的家暴父亲，也有温柔细心的慈父，展现出了男性及男性气质的多样性。

对男性形象的颠覆还表现为父亲的可替代性。温顿父亲在车祸疗养期间，母亲苦于他体格健壮，难以帮他洗澡更衣。当她为此痛苦之际，一位陌生的基督徒主动前来提供帮助，他照顾温顿父亲的日常起居，直至其康复，这件事后，温顿一家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基督徒的善举对温顿的触动很大，令他意识到父亲在家庭的角色并非不可取代，其他男性与他有着相似的能力。牧师对温顿父亲的替代性，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术语来说，其实就是男性气质的“表演性”（performability），展现了男性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在温顿作品中，取代父亲的男性多以中老年人或牧师的形象出现，比如《露天游水者》（An Open Swimmer）中杰拉·尼爾萨姆在宿营期间偶遇的离群索居的老人，《天眼》中主动照顾莫顿·弗莱克父亲的牧师瓦伯顿，《浅滩》中引导克里·夫库克森读捕鲸日志的昆尼祖父，《牧羊人的小屋》中杰克西·克莱克顿在穿越西部荒漠偶遇的老牧师费坦，他们扮演着主人公的父亲或精神导师的角色。有趣的是，这些老人的身份神秘复杂，他们内心通常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纠结于记忆的创伤难以自拔，自我放逐（或被放逐）在人迹罕至的海边或荒野。他们偶尔引用《圣经》里的引文和训示，不时说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疯言疯语，令他们的身份扑朔迷离，人物表现地更加富有张力。

温顿笔下的怪诞男性人物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可以从其崇拜的前辈作家伦道夫·斯托（Randolph Stow）和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作品中寻到影子，他们的孤独与疯癫让人回想起“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之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笔下的丛林人形象，他们对过去的纠结则让人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值得一提的是，温顿作品中的老人虽然给予身处成长困境的主人公一些建议，但并没有令他们摆脱精神危机，“而是需要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来解决”[7]389，《露天游水者》《天眼》《大世界》（Big World）《呼吸》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男性主体身份的去结构化过程。通过置换男女两性气质、展现男性身份的可替代性，温顿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父亲在家庭以及子女教育的中心地位，展现出性别身份及气质建构的动态化过程，读者从中可以管窥温顿的后结构主义性别身份观。

二、从蓝领到作家：阶级身份的流动

温顿四十五岁生日那年，一位建筑师的儿子赠送他一件蓝领衬衫，温顿对此爱不释手。这件事后来被他写到文章《阶级这个词的用法》（Using the C-word）。一件普通的蓝领衬衫没有多少价值，但对温顿而言充满着丰富的寓意，它象征着读者对其蓝领作家身份的认同。温顿被誉为澳大利亚的“活宝”（Living Treasure），其作品畅销不衰，深受读者喜爱。他的小说主要以工人阶级的方言、不规则语法和日常对话展现出当地人的平凡生活，容易引起普通澳大利亚人的共鸣。作为一名“阶级旅行者”（class traveller），温顿虽然从蓝领阶级转变成职业作家，但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他们代言。琳·麦克雷登在“流动的精英和联结的羞耻：温顿和阶级身份”（Liquid Elites and Bonded Shame：Winton and Class Identity）中指出，“温顿的诗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作品尝试表现工人阶级的语言和他们身份的主体性”[8]95。有趣的是，澳大利亚批评家大卫·卡特（David Carter）做过的调查显示，温顿在澳大利亚更受中产阶级的喜欢（1），部分原因是这些受众群体在温顿的作品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印记，无形中揭示了过去几十年中澳大利亚社会阶层的变化：即原来蓝领阶级如今变成了中产阶级。

温顿从蓝领之子向作家转变，得益于成长的时代和澳大利亚的政策因素。在他读大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惠特拉姆执政，他在阶级问题上取得突破，1974年取消了大学学费，这让像温顿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温顿后来感慨道，“倘若惠特拉姆1974年没有取消大学学费，我怀疑自己能否支付得起四年的开销”[6]227。当时，温顿就读于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现改名为科廷大学），在这里，他初次接触到那些上过私立中学的同龄人，明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阶级的差异，无意中也唤醒了他童年生活的记忆。温顿成长的珀斯郊区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地，这里成为他创作的背景和素材来源。纵览温顿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他对工人阶级的书写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对这种平庸生活感到厌倦和难以忍受，为摆脱单调重复的生活，主人公通常选择主动或被动的逃离，借助旅行、冒险等方式来摆脱精神危机并寻找身份和归属。在经历一番痛苦的追寻过后，他们常常以失败告终，最后回归故地，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大世界》《云街》《呼吸》等作品基本遵循着这种叙事结构;另一种是对城市化进程中郊区的消失流露出失落感，具体表现为对曾经居住过的社区及生活方式的怀恋，以及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哀叹。小说主人公或置身国外，抑或身居外地，借现实生活的痛苦来凸显出过去生活的美好，以此赞颂澳大利亚平民安逸的生活以及他们勤劳、坚韧和诚实的品格，《骑手》《蓝背鱼》《我父亲的手斧》《重力》（Gravity）《圈数》（Laps）《跪者的尊严》（On her Knees）等作品流露出温顿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认同。

出于对贫富差距的敏感，温顿意识到社会繁荣的表象不能掩盖阶级差异的事实。他发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了阶级之间的流动，但是阶级差异依然是一种“生活的事实”[6]225，“从未从文化意识中消失”[6]229，政治家鼓吹的澳大利亚已经是“无阶级社会”或者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不过是“国家繁荣和右翼意识形态的胜利”[6]231。温顿揭示了过去二十年来澳大利亚的贫富差距是自二战后最为严峻的时期，但是有关阶级差异的表述在公共话语中被抹除。与此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对社会福利的声索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分配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霍华德执政时期，国家资金虽然及时分配，“但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穷人、病人以及失业人员的利益为代价的”[6]229。温顿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书写社会底层人及其生活，并犀利地批判了贪婪的资本家、开发商和政客。在其首部获得迈奖的小说《浅滩》中，温顿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地产商德斯·普斯特林（Des Pustling）自私贪婪、庸俗愚蠢的形象，通过追溯其家族肮脏的发家史，揭示了商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一面。中篇小说《蓝背鱼》呈现了不为金钱和威胁所动的伟大母亲朵拉，从侧面展现了旅游开发商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环境、欺凌弱势群体、贿赂并勾结政府官员，进而导致生态的恶化和社会正义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