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聘-长聘制”对高校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与成效分析
2020-05-19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4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2018年我国高等学校专职教师人数达到167万,[1]是1998年的4.2倍,[2]在经历了规模的快速增长之后,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成为当前的主要目标,这就使得原有的高校教师考核与管理模式不得不进行调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同时,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技术革新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3]因此,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产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原始创新成果,成为很多高校追求的目标,这也要求高校按照与之相应的逻辑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并改革人事制度。[4]鉴于此,各高校纷纷在教师评价与激励、人才引进与流动、收入分配与福利、岗位设置与管理等方面做出探索,[5]以解决高校教师 “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流动问题,努力形成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6]
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 “全面推行聘用制”,并提出 “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制度”,重点强调 “健全高等学校的分配激励机制”。此后,各高校陆续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设计。2003年,北京大学发布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更具竞争性的教师聘任制,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清华大学部分院系也实施了 “准长聘制”改革试点。两校在牵头“试水”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改革方案,“预聘-长聘制”的雏形基本形成。……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