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勤 口述 王之石 整理

一

从小我有个做警察的向往，但是七搭八搭格，最后吃了文艺饭说书了。既然说书了，我慢慢地也感兴趣了，进了门之后也听了不少老师的书，像是金声伯、吴君玉、吴子安、张鸿声等的大书，蒋月泉、张鉴庭等的小书，听听倒是蛮有劲。所以准备在说书路上发展下去。不曾想，在1965 年的7 月份，大热天，常州文艺界有个习惯，每一年的暑期，老法头叫“歇夏”，常州文化局就组织了所有的专业剧团，集中起来办暑期学习班。学点什么呢？一个是艺术交流，学学文艺方向，听听文艺方面的讲话；一个是思想整顿，学点政治性的、时事性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经济形势等等。学习班把常州的京剧沪剧锡剧滑稽评弹等等都集中在一起了，其实从现在往回看起来，算是“文革”已经开始了。

那时我还小也不懂，就像胡闹一样，学习啦，也不用说书啦，也不用工作啦，大家坐在一起。大人都去学习，我才十七八岁懂点什么东西呢，就混在里面。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自己家出身不好，属于小资产阶级，说出来也不硬气，因为工农兵才是当时硬气的出身。哪怕那时候小娘鱼结婚找对象，两句话，要么找“光荣户”，要么找一般的平常百姓。光荣户就是找解放军或者工农兵。知识分子已经不太愿意了，被人说是“臭老九”。要是资产阶级，家里是小业主小老板，那就更不行了。所以知道自己家里出身不好，干脆啥也不参与进去。再加上当时批斗的都是老师，年纪大的先生，也不想去得罪他们，所以我基本什么事情都缩在后面不起劲的。

不起劲了也要被别人批评的，同龄人说大家都是年纪轻的人，你怎么不革命？他们口中所谓“革命”是啥？我当年看来就是不好好上班，无组织无纪律的。比如早上9 点集合，他们要10 点多才来，问他们怎么迟到？说昨晚上我们冲公安局抢黑材料，去市委门前静坐，冲文化局，去某某局长家里抄家等等。我都不参加，不是因为我先知先觉，我就是觉得这个不太对。我只晓得“乌龟贼强盗”坏人是夜里出没的，好人都是正大光明的，很简单很朴素的道理指引着我，所以我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那些局长团长没有针对过我得罪我，也没有另眼看待我，现在看来反而是喜欢我培养了我。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拉出来戴高帽子斗呢？我觉得没必要。我是这种很简单，非常原始的想法，也因为这样我没有吃什么苦头，他们都说我是“逍遥派”，我是比较平稳地度过“文革”的。但是有一点，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都去的，不管哪个派别让我去宣传表演节目我都去的，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的。说书没有了，评弹那时被说成是“靡靡之音”，没有革命气。那时候的文艺就是三个硬邦邦：第一，喉咙要硬邦邦，嗲声嗲气不行的，一定要粗犷；第二，动作要硬邦邦，动作不能软的，软的是资产阶级；第三表演要硬邦邦，表情要硬。我总结下来，“三个硬邦邦”就是革命化，不可以有抒情的东西。

因为我年纪轻，当时打破了所有的团，留下了一批年轻人成立文工团。我就留在了文工团，跳跳红色娘子军舞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说说三句半、相声之类的表演。我在圈子里混得比较好，不一定是主演，但起码我也是骨干力量，就像是药里的甘草——百搭！弄个三句半也会来来，跳跳舞也可以跳点主要的配角，反正不是群众，各种表演都会一点。实在没表演的时候，我还会在办公室里帮帮忙，做做后勤工作，帮忙采购之类的。那几年过得自由自在，也算如鱼得水，有舞跳舞，有表演去表演，后勤有需要帮忙就去帮忙，甚至去食堂里帮忙买菜择菜。但是年纪慢慢大了，唱歌不识谱子，年纪大上去，慢慢跳舞也要跳不动了，真要我在后勤一直干下去，心里面也是不甘心的，还是有艺术细胞艺术追求的。

二

我在文工团混了几年，慢慢地文艺也有点开放了，文化宫也慢慢有了业余宣传队，有独角戏和相声了。我觉得蛮好的，相声是偏北方的，独角戏是偏南方的，我有意识地向独角戏靠了，有意识地多听点独角戏的广播，也有意识地去上海看独角戏的表演。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在上海有个上海说唱黄永生，红得不得了，这属于滑稽类、曲艺类的东西了。最让我兴奋的还有一件事情，文革后期，江苏省有一个专业剧团汇演，常州有一个节目叫《赞龙》，意思是讲常州的工业有百条龙，比如说拖拉机是一条龙，从小小螺丝到轮胎到整个组装成一台拖拉机；还有比如灯芯绒是一条龙，从纺纱到织到染色变成灯芯绒。总之常州轻工业比较发达，百条战线就是百条龙。为了歌颂，创作了这个节目《赞龙》，唱的是锡剧的老黄调，一口气要唱一百多条龙呢。演员是个老演员，五十几岁，很有名气，但是有个最大的缺点——紧张。他不能上大场面，面对老百姓演出他很自然，如果你告诉他，今天有个文化局的领导来看戏，他就紧张得唱不出来。省里汇演面对的全是领导，那他肯定去不了的。当时文化局的领导就想到我了，觉得我能唱下来，找我谈话：这个《赞龙》你一个星期要背下来，表演出来，送你去省里比赛，如果得奖，你地位就两样了！

那时我家主婆刚刚生完小孩，我就和她讲：甘蔗没有两头甜，我一直这样混下去，是混不出花头的。有这个机会，领导看中我，我要上了！一个礼拜，我不能照顾你，我喊丈母娘来照顾你。你让我一个礼拜，不吃不睡，我也一定要背下来唱出来。我家主婆蛮支持我的，我讲的也对，照顾你我就没事业，要想事业和照顾都有，你就让我一让，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我是很苦的，几乎除了基本吃饭睡觉，我就骑一辆破自行车在没人的地方兜，骑着车一遍遍地背和唱，反复地唱，一个礼拜之后去考试，过关了！我很兴奋，之后去省里汇演，果然名列前茅，一炮打响。甚至《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有我一张很大的照片，那时候没什么宣传的，一张照片下面一行小字：常州代表团张克勤一曲《赞龙》，表演精湛。凡是认识我的人看到照片都来告诉我，说你红得啦，那时候没什么个人照片，照片都是领导。有这样一张头版头条照片真是不得了。节目是宣传常州的工业腾飞，这样的文艺宣传成就了我，从此我在省里有名气了，都知道常州的文艺界有个张克勤。

后来滑稽剧团领导要我去唱滑稽的根就在这里，我的节目在这次汇演中选入了最后的综合台，都是省里大领导来观看我的节目。演出完了，领导来接见主要演员，到我的时候停下来问：你是常州的？我说对。常州不是有个滑稽剧团吗？我说对。有个演员，《满意不满意》的小杨天笑他还在不在？我说在，他现在下放在宜兴。我们文化局长在台下看见了，表演结束回到招待所就来找我了，我如实告诉了他。局长回到常州就开了紧急会议，说省委领导还记得常州滑稽剧团，还记得《满意不满意》，还记得小杨天笑，我们赶快恢复成立滑稽剧团！所以江浙沪第一个恢复的滑稽剧团就是常州滑稽剧团。一开始都不敢恢复，在“文革”时候，滑稽戏是被批判过的，说是下三路，庸俗的，其实只是比较通俗，老百姓是喜欢的。可以说，恢复是迟早都会恢复的，常州恢复得这么早这么快，我张克勤也是出了一点小力道的。之后一段时间，我白天继续在文工团上班，有时晚上或者周末去文化宫看看独角戏、滑稽戏、上海说唱，甚至自己上台表演。我开始慢慢过渡，从评弹演员往滑稽演员“滑”过去了。后来我转去滑稽剧团，第一是我真的喜欢滑稽戏；第二是机遇比较好，滑稽剧团的领导接纳我；第三，领导觉得我比较灵光，适合滑稽戏表演。

三

我要转去滑稽剧团，但我们文化局长不太愿意放我去。他认为我还是继续说书比较好，有几个短篇节目还是比较出彩的，有个别节目参加过省里汇演，甚至申报了华东汇演。

当初金声伯、吴子安、张鸿声聚在金声伯家中喝茶，我也经常去拜访，看见各位老师在，我要说书说十到二十分钟，让各位老师点拨点拨。

当时金声伯老师和我说，在我的同龄人里，有三个人说大书比较有名，一个是上海的，叫朱庆涛；第二个是周天来，苏州评弹团的，（后来去评弹学校做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也是我的好朋友）；第三个就是常州的张克勤。当年老师们对我们三个评价很高，说我们是苏州评话的接班人，大家各有特色。三人之中，周天来比较拔尖，因为卖相好又是在苏州，苏州评弹团是个大团，又是发源地。周天来去北京参加演出，说现代书，打乒乓球的，恰逢二十六届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很厉害的。其次是朱庆涛，上海评弹团也是大团，老师评价他说书，像一把大户人家的宝刀，非常气派，有宝石镶嵌，很漂亮有气势，派头大，路子正。对我的评价，就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小刀，但是拔出来，非常锋利，寒光闪烁！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挂名的常州评弹团是个小团，名气不大，但是书听下来，就像锋利的刀，很过瘾。所以，我书说得蛮灵光，文化局长哪肯放我走！

还有一个原因，凡是有领导干部来常州，或者是军方的司令员来，都会把我们叫去招待演出。我经常去说新书《林海雪原》，也会说些短篇的，都是现代书，所以招待演出一定是有我的。而且我觉得彭冲书记特别喜欢我，当时他在常州搞社教运动，有一个点在常州拖拉机厂，因此一个礼拜要来住三到五天。我的《林海雪原》的书是有关子的，一环扣一环，所以一回又一回的书像拉住了他一样——有机会他就把我叫去说书。他说，这个小孩不错，叫他继续来说杨子荣。他非常喜欢我，我又不抽烟不喝酒，所以他会给我吃铁罐子装的人参糖，经常一抓一把给我，这个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说书凳子一定要高的，但是那里凳子比较低，彭冲书记就会让我去他房间里拿毛毯叠一叠放在椅子上垫垫高。一般去说书说半小时，有时他听得兴致高了，他会主动和我商量：小张啊，你累不累啊？休息十分钟，咱们再讲半个小时阿好？所以彭冲和我关系很好，后来“文革”结束后，他当上了省委书记。来到常州，又听我说书，结束后还问我：小张啊，省曲艺团金声伯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他是我老师啊。然后书记就嘱咐我好好跟金老师学。让我很感动的是，经历了“文革”十年，他还记得我，又来听了两遍我的书，还交代我要跟老师好好学。

所以，我要去唱滑稽，局长就劝我别去，还是说书好。我说我不喜欢说书，太单调，在码头上，说大书的更苦，永远一个人。我年纪还轻，唱滑稽戏多热闹，几十个人在一块，唱完了嘻嘻哈哈，而且滑稽戏还引人笑，我想唱滑稽。

就这样，慢慢地我的心思往滑稽上走了，再加上常州滑稽剧团恢复了，杨天笑、小杨天笑都回来了，而且大家关系很不错。感情上的转变，艺术向往上的转变，所以我说起来就是“滑”，第一次从上海“滑”到常州，从一个小囡“滑”到评弹界、文艺圈子；第二次从评弹“滑”到滑稽，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