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四当斋藏书，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有着独特地位与价值。斋主简历如下：章钰（1865-1937），字式之，一字坚孟，又字茗理，别署蛰存，充隐，鸥边等，晚号霜根老人。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官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三年，入端方幕中，曾任京师图书馆纂修等职；辛亥革命后退居天津，以校书为业；民国三年（1914）应聘为清史馆纂修，又讲学于崇化学会十余年。

章钰深知自己的藏书来之不易，故当其所藏达到十二箧时，便在箧面标以清嘉庆间著名藏书家陈鳣的藏书印文“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鍳我”十二字。陈鳣此印在藏书史上十分有名，凡珍秘之本，必钤书上。章钰藏书，又不同于纯粹的古董家态度，他没有将藏书视作秘玩，而是尽最大可能付诸学术研究之用。他最大的成就在校书，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每日丹黄不倦。据统计，章氏一生手抄、手校之书多达一万五千卷，为近代校勘史上傅增湘以外又一抄校大家。

章钰藏书将近50 年，四当斋所藏共三千余部，七万余卷，虽无法与动辄数十万卷的大藏书家相颉颃，但多抄本、校本，别是一种珍贵。章钰故世后，其遗孀王丹芬将藏书全部捐赠给曾就读的燕京大学。1938 年5 月，顾起潜（廷龙）先生为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三卷，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印行，时为书林嘉话，亦为学林瞩目。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目录页之前，印有一纸《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将四当斋藏书来龙去脉，以及捐赠之后的遗书使用要求，都规约得十分清楚，堪称近代藏书家捐赠遗书契约的范本，对了解近代私人藏书捐赠流程也有相当参考价值。为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

立赠与及寄托契约：章王丹芬（以下称甲方）为一方与私立燕京大学（以下称乙方）为他方。

缘甲方 先夫霜根老人式之公，家寒力学，平时节衣缩食，遇有所余，辄以购书，自念得之非易，昕夕勤读，并以“霜根老人四当斋藏书”命其积年所集，盖取宋尤延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衣、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之义也；先夫易箦遗言，即以藏书赠诸甲方，分配处分，由甲方定之。

甲方因念乙方学校之缔造，其艰苦正与甲方先夫采集书籍相同，除略选留有其手泽及善本书数种，暂行寄托乙方保管以备传诸后人外，其余悉赠乙方。

乙方兹承受甲方之赠与及寄托，并为劝励勤读计，愿保存藏书原用之名称，由乙方另辟专室庋藏之。

乙方又为纪念霜根老人终身苦读起见，愿将霜根老人生前所用文具书案等件，一并陈列。

因此双方协议，订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霜根老人四当斋全部藏书，依左列规定，分别寄托或赠与乙方：

（子）霜根老人手校书、手抄书暂由乙方保管，但甲方得先期具函并加盖原约定印章，通知乙方，随时提回其一部或全部；

（丑）善本书包括旧刻本及各家抄本，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起，在乙方图书馆内寄托五年，期满之后，继续寄托或改作赠与及由甲方提回，由甲方尅期分别办理；

（子）（丑）两类书籍所有之校语或未经刊行之本，乙方得先征得甲方同意，随时发表；但须载明“霜根老人手校”或“四当斋藏本”字样；

（寅）除（子）（丑）两类所规定者外，其余各种书籍，完全赠与乙方。

第二条 在不能抵抗情形之下，对于四当斋遗书可发生之危害，除由乙方充分防范外，甲方不得有所异议。

第三条 （子）（丑）两类投保火险费用，由甲方自行接洽负担，保存上必须之修理费用，甲方依据乙方声请支付单据，照数归垫，每年结算一次。乙方如为保存四当斋遗书必须与乙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同样易地存放时，其费用涉及甲方自留部分者，由甲方分担。

第四条 乙方知甲方 先夫平生从事中国经史考据学术，其藏书自成一类，允于图书馆内或另一校室辟一适当部分，汇集排列，标明藏书原用名称，并将霜根老人生前所用文具书案等件，一并陈列，以存其真。

第五条 乙方如将（丑）(寅）两类书籍转寄或转赠其他同等学术机关，须先商得甲方同意。

第六条 四当斋全部遗书如甲方索借或已得甲方介绍前往借阅，乙方允予充分便利，此项索借或介绍借阅各事宜，乙方根据原约定印章办理之。

第七条 点交事宜由乙方派员在甲方寓所办理，甲方供给膳宿及一切便利。自甲方寓所至乙方图书馆之运费，由乙方负担，并力谋运输上之安全。点交清楚后短期间内，乙方将全部书籍目录分别公布之。

第八条 本约一式共缮两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存照。

甲方：章王丹芬 率子元（群、善、美、义）

乙方：洪业、司徒雷登、田洪都

见证人：俞陛云、陈汉第、张克均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从这份章钰夫人及后人与燕京大学所订立的契约，确立了近代私人藏书有条件捐赠公共图书馆的一种范式，即寄托与捐赠同步模式。所谓“寄托”，即寄存与托管，是指私人藏书中有部分并未捐赠，而随着捐赠部分一并交给受赠方保管，带有暂时托付的性质。章钰遗书中，有两部分属于“寄托”性质，一为章氏手抄本、手校本；二为部分善本书；其余的则全部捐赠。这三部分遗书，在契约中以“子”、“丑”、“寅”三类予以严格界定，相关费用承担及权利约定都有明确认定。一纸寄托与捐赠契约，既有坦荡的君子风度，又有精确的法律精神，令后世读者既对章钰捐书之举感动，亦为燕京大学治校之谨严而生敬意。

除了这份契约的郑重其事之外，章钰遗书的寄托与捐赠之所以选择燕京大学，既有学术因缘之故，也是极为明智之举。章钰逝世之际，正值日军进占北平，北京、清华、师大等大学陆续迁往内地，只剩燕京、辅仁、中法等教会学校勉强维持。当时的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基督教会募捐创办，在日军进占北平之时，“司徒雷登当即安排人员，不仅在校内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还在校门口悬挂出美国国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为美国的财产”，由此免受了日本侵略军的骚扰。除此之外，章钰长子章元善曾在著名的华洋义赈会任副总干事，与洋人、政客等社会名要往来颇多，这些交往友朋中也包括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非但章钰早年求学于此乃注定一份学术因缘，更兼有章氏后人与校方高层的密切往来之交谊，赠书燕大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北平沦陷之后，因为燕京大学的庇护，章钰遗书暂得保全。但随着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燕京大学也无法再充当万能的“保护神”了，章钰遗书在此期间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时章氏家人除了章钰的三子章元群独居天津外，其他家人都已南迁，为了保护章钰遗书，章元群利用其社会关系，四处托人打点关照这批藏书，甚至为此还惊动了不少日伪文教界人士，其中还包括周作人。章元群之女章秀女士整理的资料中提到此事：“日寇接管燕京大学时，要将我祖父藏书没收运走，我父亲经多位友人介绍，其中有天津金城银行总经理王毅灵、伪冀东政府头目殷同、伪联合银行总裁汪时璟、天津大收藏家张叔诚等人，直接找到当时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照管这批藏书，使得这批藏书得以保全。”1942 年春，华北综合调查所成立后，设址于燕京大学校园内，周作人任该所副理事长，主管资料处（资料处内分三部，即图书馆、刊行部、引得部）和文化局。利用职务的便利，他“对于燕大校产各物，则爱护不遗余力……并力荐燕大图书馆旧主任田君（按：田洪都）仍主其事。”章钰先生的藏书也幸得其护佑而得以保存下来，经历抗日战争这段艰辛岁月后，除有小部分遗失外，并无太大的散佚和损坏。（以上均摘引自《章钰“四当斋”藏书流散考述》，原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4 期）

章钰遗书在抗战期间，得以艰难保全，1949 年之后，又得以顺利转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1952 年，章氏家人经商议，决定将原寄托燕大的“子”、“丑”两类珍本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至此，章钰遗书完成了“子”、“丑”、“寅”三类的全部捐献历程，这十五年国难家变之中，多方合力护宝，私人秘藏化身国家公藏的传奇旅程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一纸《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可谓这场传奇旅程之存照，足堪后人品读再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