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效民

2016年6月至9月，我获得丹麦奥胡斯（Aarhus）大学的资助，有幸访问该校科学研究中心（CSS）3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在非英语的欧洲发达国家访问，在学术交流之余，欣然发现不少有趣和值得回味儿的事情。

没有蚊子的夏天

到达奥胡斯那一天刚好是夏至，记得当天夜里快12点了，还可以看见西天绚丽的晚霞。凌晨2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而且由于离海边很近，海鸟在宿舍的楼顶之间上下翻飞、莺歌燕舞，好不热闹。糟糕的是，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房间的窗户都有里外两层窗帘，一层半透明、一层不透明。好长一段时间我只会用外层的半透明窗帘，而不知道晚上把里层的不透明窗帘拉下来，结果在阳光明媚的“夜里”老是睡不好，感觉倒时差也特别困难。

当然，夏天一天可以有超过20个小时的日照，也就意味着冬季暗夜长。与夏季相对应，冬季的奥胡斯一天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日照。大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曾经应与丹麦邻近瑞典女皇的邀请在冬季去讲课。但女皇有早起的习惯，早上5点黑咕隆咚的就要上课。平时晚睡晚起的笛卡尔极不适应北方冬季清晨的暗寒阴冷，不久就闹起了肺炎，一病不起之后竟然“归于道山”了。

另一件让我惊奇的事情是，在奥胡斯大学，教室、办公室、宿舍的窗户不但没有国内常见的铁栅栏，而且竟然连纱窗也没有。丹麦学生告诉我说这里没有蚊子和苍蝇，起初我还不信。不过，一个暑假下来，我还真没有被蚊子咬过，但苍蝇、飞虫偶尔还是有的，尤其是晚上屋里有灯光时会吸引一些小飞虫进来。一天下午，有只非常漂亮的蝴蝶飞进屋里，风度翩翩地巡视一番后又飘飘然然地离开了。蝶来风有致，荷清香宜远，让我不由得想起毛阿敏的《思念》那首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真希望这个美丽的小精灵在我屋里多待一会儿。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第一个没有蚊子的夏天，实在令人难忘。

没有蚊子的主要原因估计应该归功于奥胡斯大多都在十七八度上下的清凉夏日，极少有超过25℃的时候——以我在台北过冬季的经验，只要温度超过25℃以上，晚上准能听见蚊子的小夜曲。相对于台北一年四季都有蚊子，奥胡斯的夏天简直可以媲美于天堂了。记得整个夏天好像仅有8月份的一天气温达到过28℃，结果平时空旷的海滩上挤满了下海游泳的男女老少。

上帝的十字架

夏天没被蚊子咬，已经让我对奥胡斯记忆深刻。此外，奥胡斯大学校园毗邻海边，不但气候凉爽，风景更是迷人。在海边徒步时，见到许多美轮美奂的花园洋房离波涛起伏的海水距离竟然不足百米，我曾好奇地问一家主人：“房子离海边这么近，不担心发生海啸吗？”主人开怀大笑：“当然担心了，只是过去几百年海啸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次向接待我的Kristian教授借了一本书，归还前和他联系时被告知可以把书直接放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我又问他何时在办公室，没想到他说我办公室的钥匙同样可以打开他的办公室——原来科学研究中心的各个教授的办公室与访问学者、学生房间的钥匙都是一样的！几年前读过一则新闻报道，奥胡斯被选为世界上的十大安全城市之一，真是名不虚传，百闻不如一见。在这个盛产童话的地方，奥胡斯大概也属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实版桃花源了吧。

与Kristian教授聊起这些令人称羡的感受，他说，丹麦国旗上有个十字架，那是因为上帝将手中的十字架从天上扔下来的，刚好掉在了丹麦这个地方。所以丹麦不仅风景优美，民风淳朴，而且物产丰富，是一个如《圣经》上所言：“蜂蜜与牛奶流淌的地方”。

2016年8月，恰好是奥运会年，在观看巴西里约奥运会的各个比赛项目时，也顺便见识了很多国家的国旗。我发现不但北欧的诸如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的国旗上有类似的十字架，而且像瑞士、冰岛、希腊等国家的国旗上也有十字架。再次见到Kristian时，我就打趣地问他，到底哪个国家国旗上的十字架是从上帝手中扔下来的？

没有英语标识

奥胡斯大学全球排名大概在50位左右，据说课堂上只要出现一个外国学生，教师就不再用丹麦语授课，而会立刻转换为英语，由此可见该校师生的整体英语水平非同一般。不过，奇怪的是，在奥胡斯以及我多次去过的哥本哈根几乎所有路边标牌、车站告示，包括超市商品说明等都见不着英语。有一次在哥本哈根开会，我带着两个研究生去海边看美人鱼雕塑，需要转换两次地铁，地铁站里的广播居然也没有英文。我们要等一两趟地铁过去，认真核对丹麦字母的站名后才敢上车，浪费很多时间。问车站里的警察为何不用英语广播？警察笑眯眯地说道：“你可以问我呀。”

由于没有英语说明，在商场买东西只能“以貌取货”。一次我买了一瓶“油”，倒进锅里准备炒菜时才发现不妙，原来是一瓶果汁一类的东西。有此教训之后，再买商品时，凡是看着不踏实的都赶紧问问旁边的丹麦顾客，好在丹麦人都十分乐于助人，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

问丹麦朋友为何没有英语标识？答曰：一则丹麦语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以及德语有相近之处，在北欧大家相互交流问题不大;二则，更重要的是，丹麦语是很小的语种，如果大量使用英语标识，丹麦语恐怕很快就要消亡了。

教会用汉语讨论圣经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时，曾去教会讨论《圣经》。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一个练习英语口语的机会，但随后发现通过读《圣经》以及由此结识一些基督教朋友，也同样是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这次来到丹麦自然也不例外。

在奥胡斯的一个教会，我第一次遇见西方基督徒用汉语讨论《圣经》：一群丹麦人结结巴巴地用生硬的汉语顽强地念《圣经》，且词不达意、用手比划着表达读后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这是我在英美多次访问时在当地教会都不曾见过的景象。一问才知道，原来在中文《圣经》讨论小组的丹麦基督徒都是经常在中国或者曾经在中国经商、工作、教学过的。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当然，他们也都很乐意到中国传播丹麦的文化和理念。

据说当年那些在新东方备考GRE（美国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以难著称，有“上帝才读的英语” 之说）而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的中国学生，曾经发下毒誓：“等以后中国强大了，外国人要来中国留学的话， 我们不但要考他们繁体字， 还要考他们甲骨文。”——随着全球中文热的持续流行， 这一天也许不会太遥远吧。

哥本哈根之旅

访问期间，科学研究中心热心安排我两次赴哥本哈根交流，一次是哥本哈根大学，一次是丹麦技术委员会。其中一次住的旅馆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墓地，里面居然有玻尔家族以及安徒生的墓地。

尼尔斯·玻尔（Bohr Niels）家族的墓地十分闊气，高大的墓碑上方还有一只在西方文化中象征智慧的猫头鹰雕塑，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玻尔不仅和儿子先后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的“哥本哈根学派”也相继有近十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成为现代物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1937年玻尔还造访过中国，他对中国的道家思想十分感兴趣，并将太极图作为自己家族族徽的图案，在上面写下了 “对立即互补”的铭文。这说明他深刻地意识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补性。

我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找到安徒生的墓地。一则，“安徒生”在丹麦是个大姓，同名的人不少，非常容易搞错，需要仔细地核对安徒生的全名和生卒日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二则，相比较而言，安徒生的墓碑很小，一块普普通通、一米见方的墓碑几乎是夹在两棵只有一人高的松树之间，由于两边的小松树紧挨着墓碑，使得拍照的光线都受到了影响。墓碑上也只是安徒生的姓名、生卒年份而已，很有一点大象无形的意味。

不过，在哥本哈根有一条宽阔气派的安徒生大街，我沿着大街行走时至少见到了两座安徒生的坐姿雕像。在一座多孔桥上一大群中国游客正围着安徒生的雕塑不停地按着快门，人群里还有人在小声地打听：“这个老头儿是谁？”

致谢：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 -Visiting Fellowship。在此表示感谢。本文的写作以及作者对丹麦的访问，得到以上基金的慷慨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