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昭麟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商王朝都城的大殿上正在举行一次占卜仪式。奴隶们在大殿上燃起了一堆篝火，大殿下跪着一排排面色苍白的病人，他们有的发冷，有的发热，有的则浑身冒汗，每个人都呻吟不止。商王坐在高高的大殿上，他手持一尊青铜酒爵，神情焦虑地看着大殿下的这些人。商王的旁边，一位负责占卜的 “贞人”正在专注地用锥子往一片龟甲上钻着孔。

不一会儿，龟甲上的孔钻好了。“贞人”走上前，把那片龟甲放在火焰上小心翼翼地炙烤，同时嘴里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只听噼啪一声，龟甲开裂了，“贞人”似乎得到了上天的启示。他转过身去，用颤抖的声音向商王禀报：“大王，是疟邪！”“什么？”商王身躯一震，手中的青铜爵“当”地一声掉在地上。“你是说，这些奴隶都染上了疟邪？”“贞人”用刀笔颤颤悠悠地在甲骨上刻下了一个“疟”字。“殷降大疟，看来我们都离死期不远了……”

三千多年后，考古工作者从河南安阳殷墟现场发掘出了这片刻有“疟”字的甲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疟疾的文字记载。透过那古老的文字，我们仍能感受到祖先对疟疾的恐惧……

“死神”最锋利的镰刀

疟疾，民间俗称“打摆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尚书·商书·盘庚中》有“殷降大疟”的记载，证明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发生过疟疾的大规模流行。在西方，疟疾的历史同样古老。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西哥特王国的缔造者阿拉里克、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命丧于疟疾之手。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疟疾是经按蚊叮咬传播而感染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类传染病。寄生人体的疟原虫有4种，即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分别引起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和卵圆疟。最近，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诺氏疟原虫。疟疾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症状包括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

人是怎么染上疟疾的呢？当你在夏天的夜晚舒适地乘凉时，一只感染了疟原虫的雌性按蚊咬了你一口。这时，疟原虫的成熟子孢子随着雌性按蚊的唾液进入你的体内。子孢子首先随血液进入你的肝脏，在肝细胞中发育为裂殖体，每一个裂殖体内都含有上万个裂殖子;然后，裂殖子会入侵你的红细胞，发育为成熟裂殖体;最终，成熟裂殖体从红细胞中释放，然后再入侵下一批红细胞，并不断重复红内期的裂体增殖过程。

不同疟原虫完成一代红内期裂体增殖所需的时间不同。恶性疟原虫为36～48小时，间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为48小时，三日疟原虫为72小时。这就是不同疟疾发作时间不同的原因。当疟原虫在体内完成几代裂体增殖后，成熟裂殖体将发育为雌、雄配子体。这时，如果又有一只雌性按蚊咬了你一口，配子体就随着你的血液重新进入了蚊子体内。这些雌、雄配子体将在蚊子体内发育、结合、形成动合子和卵囊，并增殖出数以万计的子孢子。发育成熟的子孢子随时准备随雌性按蚊的唾液进入人体，开始下一次的入侵。这就是疟原虫的完整生命史。

克伦威尔与康熙的不同命运

在历史上，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探索才揭开了疟疾的神秘面纱。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甚至都不知道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西方人认为疟疾来源于不洁的空气，疟疾的英文名“Malaria”就是由拉丁文“坏的”（mala）和“空气”（aria）组成的。中医则认为引起疟疾的病因是感染了疟邪，而疟邪来源于南方的毒瘴。

16世纪初，欧洲列国掀起了向美洲殖民的热潮。然而，殖民者们很快发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到处流行一种怪病，那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疟疾。但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患者一旦身染疟疾，只能坐以待毙。1630年，秘鲁的西班牙总督夫人金琼也身染疟疾。无奈之际，她尝试服用了印第安土著人进贡的一种树皮磨成的粉，竟然成功治愈了疟疾！死里逃生的金琼把这种神奇的树皮带回了欧洲，并大加赞誉。为纪念金琼，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把这个树种命名为金鸡纳树。从此，人类发现了第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

最开始对金鸡纳霜感兴趣的是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开始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携带金鸡纳霜回到欧洲，因此金鸡纳霜又被称为“耶稣会粉”。罗马的耶稣会因此财源广进。165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身染疟疾，可惜作为一名严格的清教徒，克伦威尔拒绝服用天主教徒提供的“耶稣会粉”，最终死于疟疾。

与克伦威尔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我国的康熙大帝。1692年，康熙也染上了疟疾，打起了摆子，御医们寻遍古方，束手无策。就在这时，两名法国传教士向朝廷献上了金鸡纳霜。之前未服用过西药的康熙不敢先试，他从宫里找来三个奄奄一息的疟疾病人，均是一剂见效，又让四名朝臣以身试药，也都安然無恙，这才安心服药。仅过了一天，康熙的疟疾就痊愈了。

康熙与克伦威尔，一中一外两位伟大君主，因为对金鸡纳霜的不同态度，一位化险为夷，一位抱憾而终。疾病与医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疟疾改变基因

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与约瑟夫·卡文图成功提取出金鸡纳霜的有效成分——奎宁。这是人类抗疟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奎宁的发现改写了非洲的历史。

历史上，欧洲殖民者早就对非洲垂涎三尺，但古老的非洲是疟疾的疫源地，这里又被称为“白人的坟墓”。正是惮于疟疾的威力，欧洲列国才舍近求远，把美洲当作自己殖民地的首选。奎宁发现后，欧洲社会一度流行一款保健饮料金汤力——金酒与奎宁水调成的鸡尾酒。依靠着手中的枪炮与金汤力，到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瓜分非洲，攫取这片大陆上的财富了。

有人会问，非洲人为什么不像欧洲人那么害怕疟疾呢？这是因为，非洲人长期生活在疟疾流行区，他们的身体早已适应了这种环境。与其他人种相比，非洲人对轻型疟疾的抗性更强，而他们对重型疟疾的死亡率更高——这是人类对疟疾作出的妥协，用个体的高死亡率换取整个种群的低感染率。

另外，人类的一种罕见遗传病——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病），在非洲人群中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是一种HBB基因缺陷，携带这种缺陷基因的人红细胞输送氧气的能力变弱，容易因缺氧而早逝，按理说应该会被自然淘汰。然而，这种缺陷基因却身怀一种绝技：当疟原虫进入缺陷红细胞体内时，它会因无法完成正常发育而被杀死，使得携带这一缺陷基因的人反而能从疟疾感染中幸存下来。因此，非洲人群HBB缺陷基因的高携带率是疟疾对人类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个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种疾病像疟疾一样，深刻影响我们的历史进程，甚至改造我们的基因！

耐药性恶性疟

自奎宁发现以来，人类对疟疾的认识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1880年，法国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朗发现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

1897年，英国微生物学家罗纳德·罗斯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他为此荣获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44年，哈佛大学伍德沃德教授和德林教授人工合成奎宁——氯喹成功。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1965年，美国全面参与越南战争。由于美军掌握了制空权，北越军队不得不钻进潮湿茂密的丛林，与美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长期在丛林中跋涉让参战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疟疾。北越军队本就缺少弹药，疟疾更是把北越军队逼上绝境：一支1 200人的队伍在丛林中行军一个月，最终只剩十分之一的人还有战斗力。美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资料显示，越战期间美军第一师的疟疾发病率竟高达100%。在个别地区的战斗过程中，美军因疟疾造成的伤亡数字甚至一度超过了战斗伤亡数字！

有人会问，当时氯喹类药物的生产已经十分普遍，就算北越军队没有氯喹，美军总有条件获得氯喹，为什么还是阻止不了疟疾肆虐？原因就在于自从氯喹类药物投入使用以来，疟原虫就在不断提高自己对氯喹的耐药性，而越南战场上传播的偏偏又是各类疟疾中最为凶险的耐药性恶性疟。这种疟疾病程长，并发症多，死亡率高，而且对氯喹类药物不敏感。战后回国的美军又把这种疟疾带回了美国，造成耐药性恶性疟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

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药来遏制耐药性恶性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这一次，古老的中国将向世界献出她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