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晨

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担任该职务长达16年之久。在职期间，李德全非常关心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无论是急性传染病还是慢性传染病，在其重视与领导下，防疫工作均成就斐然。

疾病流行

全国解放前，一些传染病非常严重，鼠疫曾在549个县流行过139次之多，夺去100万人的生命。据有关记载，霍乱自1820年传入我国后曾大范围传播，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爆发疫情40余次，每隔三五年流行一次。1931年就有300多个城镇爆发霍乱传染病，得病人数高达10万以上，死亡率高达10%左右。仅1946年的东北霍乱大流行就造成了24872人發病，17738人死亡。疟疾、天花每年发病也达到3000多万人次。

新中国成立之初，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仍然是急性与慢性传染病。

急性传染病指的是天花、鼠疫、霍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和白喉等。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还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847人。1950年至1954年，全国范围内患鼠疫共6800余人，平均每年1300余人。

1950年2月，各省市疫病流行，传播很快，蔓延很广，病类以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为最多。京汉铁路沿线及陇海铁路中段的各省受害尤其严重。湖北枣阳一带，半月内脑脊髓膜炎及上述各种流行病蔓延400余公里，死亡400多人。天花在许多地方流行，白喉曾先后在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发现，猩红热、百日咳也在不少地区为害。此外，闽粤两省一些地区发现鼠疫。

慢性传染病主要是麻风、肺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它们在一些地区肆虐，极大地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1950年冬末春初，全国解放战争刚告胜利，国家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人民的科学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加上春耕要开始，各种疫病的流行，不仅危害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且直接影响生产，如不立即防治，势必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疫区人民由于长期的迷信习惯，在流行病发生时，常有求神拜佛的举动。巫婆、神棍及其他游民借机敛财，从而引起社会不安和恐慌，导致百姓逃离，造成更大的传播机会。

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长

高中毕业时，李德全就梦想当一名医生，深入到农村贫困家庭中，为那些因生育孩子而受苦受难甚至失去生命的妇女服务。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她只好到协和女子大学读了普通科。直到抗战时期，她在重庆还时常和朋友们谈起年少时因经济困难而没能学医的事情，深以为憾。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贺诚、苏井观为副部长。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与解放军的老医务工作者贺诚（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苏井观（任副部长）组成了卫生部的领导班子。从此，李德全实现了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的愿望，圆了她的“医生”梦。

接受任命的这天晚上，李德全十分兴奋和激动，感到担子重，责任大，卫生部长关系到全中国5亿人民的身体健康啊！她下决心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学习，向广大医生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她下决心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贫困多病的地区，深人流行病多发地区，让人民卫生事业真正为亿万人民服务。

毛泽东主席曾指示：“在疫病流行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是不亚于各种灾害（水、旱、风、虫等灾）所造成的损失。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卫生工作和防疫工作的领导，将卫生工作和防疫工作看成与救灾同等重要的任务。”

在李德全的主持下，卫生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新中国卫生事业首要大事是要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

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

1950年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联合军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队以及各地人民团体对于疫病传播的现象，必须有严重的警惕和注意;应该负起责任，发动军民，来努力扑灭和阻止各种急性疫病的流行;必须扩大卫生宣传，破除迷信，安定人心。

卫生部在人力、财力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先后组织80多个防疫队、10多个鼠疫队、若干妇幼卫生工作队，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卫生部防疫总队在卫生部的领导下，配合各重灾区生产自救的中心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广了接种、环境卫生、妇婴保健、组织训练治疗和宣传等工作。其中，在预防接种工作方面，伤寒霍乱注射计204530人，种牛痘322979人;治疗工作方面：初诊236423人，复诊166046次（包括痢疾、黑热病、麻疹、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复诊数字在内）。由于以上工作，经年流行在各灾区的天花、麻疹、回归热、斑疹伤寒、黑热病、肠胃病等疾病及婴儿死亡率均大为消减或消灭，减少了许多地区群众的疫病痛苦并改善了他们的卫生情况，同时提高了群众对卫生的认识。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经过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努力防治，全国的防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全国各地已无大的疾病流行，并且几种急性疫病，如天花、霍乱、鼠疫等的发病率、死亡率已显著降低。据统计，自1950年春季起到1951年9月止，全国已有1.8亿人种了牛痘，其中东北地区种牛痘人数已达到全区人口的九成。该区1951年上半年发生天花的人数较1950年下半年减少了92%。北京、旅顺、大连、营口、秦皇岛、烟台、厦门、广州等城市，两年来根本未发生天花病例。霍乱最后一次流行是1946年，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加强了检疫、饮水消毒、环境卫生以及早期预防注射等工作，两年来未出现一个真性霍乱病人，同时减少了伤寒与痢疾的发病人数，基本上消灭了霍乱。在东北、内蒙、察哈尔、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云南八个鼠疫流行中心地区，均设立了防治所，发动群众大量捕鼠、灭蚤。在东北、内蒙、察哈尔等几处历史鼠疫区，1950年首先控制了鼠疫的流行。

对麻风病的防治

对麻风病的防治，李德全也十分重视。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前，这种疾病主要分布在农村，国际上也认为我国麻风病患者不计其数。那时候老百姓对麻风病人都十分恐惧，只要发现一个，不是烧死就是打死。专家建议，将麻风病人隔离起来，建立麻风村，集中治疗。这是涉及民政、农业、公安等几个部门的战略系统工程。

虽然早在1954年，李德全就将建立麻风村的想法与有关部门领导达成密切合作的“君子协定”，但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通过一个正式文件，就可有力推动这项工作。后来，医疗预防司的同志草拟了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想通过全国人大来加强部门合作防治麻风病。这个提案的初稿于1956年准备，1957年定稿。医疗预防司将材料送给李德全并请她牵头共同提出这个提案，李德全欣然同意。她联合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监察部部长钱瑛、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编号为110号的提案。提案理由：第一，麻风病危害人民健康极大，我国23个省、自治区、市系属麻风病的流行区，据全国麻风病防治会议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麻风病患者38万到39万人，绝大多数患者迄今未得到适当的隔离与治疗，对人民群众威胁甚大。第二，麻风病的防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劳动生产、社会秩序等多方面，只靠卫生部门是不能搞好的。

提案提出了解决办法：第一，隔离管理麻风病患者，最好的形式是建立麻风病村，集中隔离治疗。第二，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各负其责。提案被全国人大通过。卫生部据此发布了《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并对以后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做了安排和部署。

这样，全国各部门紧密合作，麻风病得到有效遏制。江西宁都县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得很好，卫生部于1959年2月在宁都召开麻风病防治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宁都的经验。李德全出席现场会并作重要讲话，对宁都县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对结核病的防治

对于结核病的防治，李德全也极为重视。有一次，医政局医政处同中国防痨协会议定，要重点抓结核病防治，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商量后，便去请示李德全部长，她答复说：“这是好事啊，你们要多少钱啊？”医政局防痨负责人回答说：“一年得要3万元。”李德全说：“这是好事，中国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主要就是因为结核病啊，如果一年花3万元就能在全国防痨，那太好了！”最后，批准每年给防痨协会3万元。

有了经费，防痨协会就可以把专家请来，把医生从医院里抽调出来，全国各省都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结核病医院、结核病疗养院。防痨协会积极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群众团体横向联系的优势，多次组织各地专家开会，总结经验，提出了具体防治建议。

1955年，卫生部发布《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措施》，提出结核病防治工作“应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大至农村”，“防治工作以工矿、机关、学校等团体为主”，防治重点“放在肺结核及儿童结核”，“对于儿童保育机构、小学校，公用交通、食品制造、服务性行业人员，加强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积极推进卡介苗预防接种”。在防痨机构建设方面，“组织建立结核病防治所、结核病医院、结核病疗养院”。

到1959年，即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全国防痨机构从1950年的12所共600多张病床，发展到101个防治所，61所结核病院，74所结核病疗养院，共有病床35476张。此外，在综合医院中，还设有10%的结核病床。结核病专业医师、医生也从1950年的不到100人增加到2700多人。北京市结核病的发病率降到了1%以下，病死率由229.3/10万人口，下降到45.9/10万人口。全国卡介苗接种累计达到1700多万人次。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中，大批战士感染血吸虫病，造成非战斗减员，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在中国南方的水网地带，血吸虫病患者1000多万人，还有1亿多人受到威胁。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当地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甚至出现无人村。血吸虫病疫情让中央政府吃惊，中央政府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

针对各地不断报告发现的血吸虫病疫情，卫生部在1950年4月20日发出了《关于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的指示，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着农村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防治血吸虫病关系到国泰民安，要求各地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到农村地区去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而且强调那些曾经发现过血吸虫病病例的地方应该马上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接着，卫生部于4月24至29日召开了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1950年卫生科学研究计划大纲，强调要加强对各种疾病的研究，指出：“在传染病方面，确定首先研究危害最大的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住血吸虫病、疟疾、性病、结核病等。”而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血吸虫病的危害性也被强调。李德全就在会议上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当时卫生部对血吸虫病知识的宣传也非常重视。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上，就向普通群众大力宣传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知识：“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可以从会场获得许多卫生医药常识，如我国各种地方病（住血吸虫病、黑热病、克山病、大骨头节病等）、传染病（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砂眼、梅毒、流行性脑脊髓炎等）和其他常见病症的流行状况、传染过程和预防、治疗、护理的知识。”

有了这种认识基础，新政权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自然就非常重视，于是各地马上就投入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防治的实践工作中，因此在1950年，人们就发现：“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等流行病都在重点地区进行了适当的防治。”

进入1951年后，卫生部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更加重视。当年，卫生部为研讨如何更好地防止全国各地传染病的发生，进一步保护人民健康，保证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于4月1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百日咳、疟疾、日本住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结核病、麻风病、性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这是中国自1905年发现血吸虫病以来首次在中央政府机构里制定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方案，说明中国的血吸病防治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卫生部对于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不停地作出具体指示，如在1952年，卫生部在接到江西省卫生厅关于该省疫情的报告后，就立即發文至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要求该部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对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卫生部的这个指示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方法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就如何控制传染源作出指示，而且强调疫区在防治血吸虫病时必须各种力量相结合，同时还要求省级领导机关必须切实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指示的发出，对于推动长江流域各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53年，为加强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卫生部召开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会议，要求各流行区域必须重视血吸虫病问题，加强调查与防治。

除了向群众宣传教育防病知识、普查和治疗病患之外，卫生部还广泛发动群众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血吸虫病重灾区江西省余江县，组织全民挖土方填埋钉螺，改变钉螺的栖息环境，斩断传染环节，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在全县消灭了血吸虫病。1958年夏，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专门赋诗《送瘟神》，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精神和行动。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