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定

以犬马自称，表示谦卑，为人效劳，恭候起居。语本《汉书·孙光传》：“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耋，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

孙光把自己比作狗，没有丝毫屈尊降贵的意思，因为古代人对狗的“奉献”作用很看重，而这种看重，与长期跟狗一起作战、劳作，艰险与共、相依為命有关。

有人考证认为，狗的祖先是大灰狼，还有的说，狗是很早由波斯引进的，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其实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狗的记载了。远古时期，狗就和人类同穴共存，在一些人类早期居住的岩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狗的化石。那时，狗还被用来牧羊、狩猎、拖橇，看守家园和畜群。

战国时代，狗参加了地道战。《墨子·备穴》中写道：如果发现敌军通过地道来进攻，他（指墨子）主张守城部队要针锋相对，也以同样的战略，朝敌对的方向挖地道，力争与敌军的地道凿通，将敌人消灭于地下。为了防守，可派军用犬在洞穴里巡逻。他说：“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地道战，狗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唐朝杜佑《通典》记载：“恐敌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县（通“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即须加备。”

《资治通鉴》中说：“凡行军下营，四面设犬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群吠，使营中知所警备。”

又，于城外“置一家，家养数犬。剔犬窟于城壕之下，其犬盖以窟为庐，以壕为院落，一有风息，则犬以警人，人以叩堡”（《武备志》）。

汉代把养犬作为大事，专门设立了“狗监”一职，任职者又叫“犬人”，专门负责相犬、牵犬和驯犬之事。有个狗监叫杨得意，他牧犬之余，给汉武帝朗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武帝听了非常赞赏，重用了司马相如。所以后人说司马相如做官，与狗有缘分，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早就有了的。他好诗赋，不喜欢官场俗套，于是称病辞官，当垆卖酒，过他的平民生活。

高祖刘邦重奖萧何，封萧何为邓侯。一些功臣不服，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人死，攻城夺地，而萧何不曾有汗马功劳，反而封高爵，是何理由？”刘邦便说：“诸位，这就好比打猎，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现目标和指明攻击方向的是人。你们攻城夺关，功不可没，但只属于功狗，而发现目标，指明攻击方向的是萧何，他属于功人。重奖他是有道理的，你们不必多说了。”刘邦这个“功狗”论，后来成为许多将领论功行赏的理论标准。

据说沛县的樊哙，出身贫寒，以屠狗为业，刘邦驻地离那儿很近，常去吃狗肉，吃了却不给钱，赊了不少账。后来，他把樊哙提拔为将军。樊哙感恩图报，在鸿门宴上救了刘邦一命。

所谓犬马之劳之犬，大抵指猎犬、牧犬、军犬、警犬、导盲犬之类;而马主要是指战马。孙光自称犬马，说明古代崇尚犬马精神。犬马的奉献，可谓死而后已。

马的作用，在古时候很受重视。

“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后汉书·马援列传》）

历代君王非常重视马政，配备了大量的官员用来选马、驯马、医马。周朝统管马政的官叫司马，在六卿之列，属高官。秦汉以后改为太仆，仍为九卿之一。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就当过南京太仆寺丞。

战国中期的骑兵，是学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本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列传》）。骑兵逐渐普及到中原地区。

应该说，在战时运送粮草，在太平时供人坐骑，马一如既往地默默工作，尽力奉献。所以谈到犬马之劳，人们都会怀着景仰的心情，加以点赞，并积极效法人类的犬马朋友们要求人甚少、给予人甚多的奉献精神。

（选自《解放日报》2018年2月1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