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斌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尽管中国在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方面，领先全世界将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但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影响，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中国迫切需要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

亟须出台一揽子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出台多个短期的刺激政策，在你看来，效果如何？

刘俏：据我们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出台有200多项政策文件，地方政府也推出了800多项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截至目前，央行释放的中长期流动性已经有2.22万亿元，再叠加央行未实施的再贷款额度，加起来有3.02万亿元。这些都是基础货币投放，考虑到中国5倍左右的货币乘数效应，整个货币政策力度达到了15万亿元规模。

但整个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比如中小微企业，还是感觉政策力度不够大，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出台有点碎片化。无论是200多项中央政策，还是800多项地方政策，目前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统筹，缺乏一揽子政策组合，政策目标也不够明确，落实情况参差不齐。

此外，货币政策一直都存在传导机制不通畅的问题，虽然释放了不少流动性，但是很难渗透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比如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家庭。因此，我认为还需要出台一个力度更大的，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组合。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只要能保持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比较宽裕的流动性，不出现流动性危机，基本上就完成了任务。已经到了要推出一揽子财政政策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你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刘俏：新冠疫情是一个外生冲击，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其中，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是冲击最集中的领域。中小微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个人家庭收入也会受到负面冲击——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收入不可能不受影响，这影响到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中小微企业和消费受到的压力最终会反映在就业方面。

另外，出口受到的冲击较大。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也在发生变化，5～10年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大，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但在去年，消费对GDP拉动的作用是57.8%，投资只有31.2%，出口尽管对GDP拉动只有11%，却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特别是对我们外贸制造业，货物出口的比重占到整个制造业30%的增加值。而且，出口部门基本上有一定的地域集聚特征，如果出口企业大面积倒闭，在某些地方会触发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这些难点，短期内政策应如何调整？

刘俏：我认为，短期内政策需要针对中小微企业、出口部门，以及广大民众等来施策。但目前的问题是，针对重点领域的政策工具比较缺乏。

以货币政策为例，央行通过再贷款和定向降准的形式，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但我觉得效果未必理想，一方面，规模不够;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有自己的考核指标和风险评估体系，要考虑到坏账的问题，很多上市的商业银行还要考虑业绩的问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历来是痼疾，在如今这样的特殊时期需要资金渗透快、准、狠，更是难以落实。

所以我觉得短期内，主要是“活下去”的问题，尽可能实现中小微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和市场活动保持温和的运行状态不至于恶化，最终等到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全球经济回暖。熬过这段时间后，就可以更多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但问题是，很多企业已经熬了三个多月，目前已经熬不住了。所以政策一定要快准狠，而且力度要大，如果市场长期感觉不到有这种规模和力度较大的政策出台，容易形成负面预期，而且时间拖的越长，未来改变负面预期的难度就越大。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针对这些难点、痛点，在短期内需要推出力度更大，明确度更清晰的一揽子政策组合。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陆续出台的情势下，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什么？ 

刘俏：我们建议推出一个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组合。比如，可以讓财政来统筹，成立一个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通过发特别国债，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清单，具体可以让商业银行来执行，甚至财政和商业银行之间可以有一个信用风险的分担机制，比如财政承担70%～80%的信用风险，银行承担20%～30%的风险。我认为，商业银行一定要承担部分风险，否则很难解决道德风险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将资金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

而央行或银监会可以配合开展对商业银行的考核，在指标上做重新裁量，稍微调整一下权重，让商业银行有一定的动力。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支持中小微企业。

用“新的政策思路和工具”解决“新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你看来，这次疫情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构性问题？ 

刘俏：这次疫情改变最大的就是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方式。例如，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世界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如美、德、法、日等都以极快的速度出台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复苏方案，特别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和民众。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百年一遇，而且性质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不一样，我们需要新的政策思路、采取新的政策工具。

消费券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工具”，但有问题一定要明确：政策目标是什么？如果只是纾困，救助民生，我觉得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救助，不管是用现金的方式还是现金券的方式，都是应该的。

4月28日，四川绵阳市的一处商业步行街，有商家贴出甩卖的广告。图/人民视觉

如果政策目標是刺激消费，根据央行的通报，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为87.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4万亿元。预防性储蓄上升，是因为大家担心未来经济情况不好，信心不足所致。

对于有能力储蓄的群体，如果再给他们发放现金，其实并不能提振消费，很可能还是会转为储蓄。如此一来，同消费直接关联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数量庞大的服务业企业，依然无法从政策中受益，对于这类群体，消费券可以做一个尝试。

对于目前大热的新基建短期的政策效果，我并不乐观。基建投资需要立项，然后需要寻找资金来源，到最后才能开始实施，真正发挥效果，可能已经到下半年或明年了，那时候企业可能已经熬不住，所以短期内不可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抓手。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担心消费券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从你调研的情况来看，效果如何？

刘俏：从杭州来看，作为一个政策选项，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政府补贴1元，带动3.5元新增消费，而且新增消费基本上都是反映在餐饮服务、日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上。

因此，在没有更好政策手段的情况下，消费券是一个较好的尝试，在特殊时期，消费信心、消费意愿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达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效果，对此杭州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样本。

当然，为了防止将好事办砸，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定一个大概的规模，同时对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特别对于财政压力比较大的地区，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对于这笔资金要严格监控，防止进入房地产或其他的一些领域。消费券在短期内推出，产生一定的倍增效果和乘数效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六保”VS“六稳”：短期和长期的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在一季度数据发布的当天，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在你看来，“六保”和此前的“六稳”，应是怎样的关系？

刘俏：在保市场主体方面，我觉得通过企业稳定基金来解决可能较为简单直接，效果也不错。而出口涉及保制造业产业链，如果出口部门坍塌，会拖累今年出口下降，如果全年出口下降10%，全年GDP增长会掉一个百分点。

一旦出口受到伤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也将深受影响。此外，出口地区的集聚性较强，涉及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容易出现地区性的群体失业，影响难以估量。因此，保市场主体除了保中小微企业，也得保出口，可以根据出口企业在产业链的重要程度，列出重点扶持的行业和企业。

我们对疫情的认识，其实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刚开始大家都相对乐观，很多投行和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第一季度结束，第二季度开始发力，就会恢复正常。

可越到后面越会发现，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突发疫情，先给企业一个游泳圈，让他们游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考虑灾后重建，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审慎地判断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以力度非常大的底线思维为出发点，来解决对冲灾难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伤害，同时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不变，确保在疫后重建过程中，能够追求一种高质量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