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之后，所谓阅读就专指对书写在物体表面上的连续文本符号的理解，现在，当然也包括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编码信息的阅读。人们一旦获得这样的阅读能力，就会通过文字来理解事物，获取人生经验。对于绝大多数的阅读者来说，阅读文字往往先于阅读实践之前，再通过此后阅读实践来印证或者纠正文字所给予的信息和知识。

全民阅读的意义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享受阅读的乐趣”较为适宜，古人说的“开卷有益”乃是一种至善而平和的劝读方法，读以致学，读以修为，读以快乐，读以消遣，都是全民阅读认可的阅读价值观。而全民阅读较高的目的，则是为了改善全民的精神生活，涵养全民的精神气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铸就国家的文化根基。

著名阅读史专家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他的《阅读的历史》一书开篇中指出：“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他说：“古往今来，不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

阅读先于文字

阅读是人类最主要的认知过程，是人类最重要的获取信息知识的手段。阅读把人类最广泛地联系起来——无论是上下数千年甚至更为久远，无论是纵横几万里乃至浩瀚的星空——阅读在这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说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阅读，其实，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阅读。农民阅读土地和庄稼，牧民阅读草原和羊群，渔夫阅读河海和鱼汛，星相家阅读浩瀚星空，寻宝人阅读山丘沟壑，父母阅读新生婴儿神秘的表情，儿子阅读父母临终前眼眶里的泪水，如此等等，都是先于文字的阅读。

人类社会对于文字的阅读，迄今为止，寻找到的最早的实证是6000年前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古巴比伦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至于中华民族的文字到底最早形成在哪一个年代，还需要不断地去考证。仅就100多年来考古发现，中华民族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有了基本完善的文字——甲骨文。而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就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

在中华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显然与文字和阅读直接相关。相传，在洛阳东北孟津的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伏羲能够阅读而且依此而演成八卦——《周易》。后来又有洛河神龟驮“洛书”，夏朝的大禹能够阅读而依此治水成功，天下始定九州。“河图洛书”是两幅神秘的图案，最早记载在《尚书》及《易传》中，诸子百家也多有记述，《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说。“河图洛书”，中华文化中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河图洛书”一直被看成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在国际人类学界也一直有着“宇宙魔方”的美誉。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河图洛书”臆断为文字载体，可无论如何也说明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阅读。

阅读先于文字，也就是说，人类的阅读首先是为了认识事物、趋利避害，而不是首先是为了文字。在文字产生之前，阅读只关乎意义。文字形成之后，文字的语音、字形、书写乃至图画、书写、文辞等逐步成为阅读的对象物，现在更是扩大到了视频、音频，超越了文字，然而，还是要守住阅读的本源，即阅读首先在于为了对象物的意义。

文字提升阅读

创造文字，阅读文字，乃是人类走出蛮荒、结成社会、迈向文明的一大步。《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自有文字之后，所谓阅读就专指对书写在物体表面上的连续文本符号的理解，现在，当然也包括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编码信息的阅读。人们一旦获得这样的阅读能力，就会通过文字来理解事物，获取人生经验。对于绝大多数的阅读者来说，阅读文字往往先于阅读实践之前，再通过此后阅读实践来印证或者纠正文字所给予的信息和知识。这种倒逆式的学习成为人类加快进步的主要路径。最能够说明阅读对于人类提升认知能力的名言是我国的一句俗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一書里这样赞美阅读：“人生犹如单趟车旅，一旦结束，你就不能重来一次了。”阅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它可以使得我们对生命有过很多次的体验和领悟。

对于识字的人，阅读很自然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一直酷好阅读，甚至街道上的碎纸片他都会捡起来读。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年都要重读一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而且都将读后感记下来。文字的魅力在于，人们一旦认识它们就再也离不开。文字对于阅读的提升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文字被视为宫廷或者帮派的秘笈而受到誓死保护，有些宗教甚至把经卷看成是宗教属性中不可更改的一部分，凡宗教几乎都把寺庙僧侣诵经作为每日必修之课。古人认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还将家族的传承寄托在阅读之上，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世人看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阅读均不可或缺，不仅是“学而优则仕”，还要“仕而优则学”，总之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朗读先于默读

朗读先于默读，这是阅读史研究已经证实了的。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识，我大声朗读”之意。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能阅读的更是寥寥无几。那时候的公共阅读总是以听读文本为主，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娱乐性。阅读史研究专家认为，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希腊，也就是说，希腊识字人很早就是朗读者。古希腊时期，甚至医生还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阅读来调养心神。而不少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过养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认为，在公元10世纪前，雅典人、罗马人的正常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亚述图书馆查找资料的亚述学者，“肯定都是在隆隆嘈杂声中阅读”。“在雅典或珀迦马的时代，旁边另有几十个读者各摊开刻写板或卷轴，喃喃自念着各类故事……我们找不到有抱怨希腊或罗马图书馆的噪音的记载”。直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坚决反对书写和默读，他对他的学生柏拉图一再强调口述的重要性。柏拉图当然要尊崇恩师的教诲，但又不能不把恩师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才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一些口语体的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华民族的阅读也是一个从朗读到默读的过程。比苏格拉底更早出现的孔子，也是一个强调口述、反对书写的哲学家、教育家。“述而不作”是他的信条，这个信条一直流传至今。战国时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在他的《劝学篇》里，也透露出当时阅读以朗读为主的情形：“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君子知夫不足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从这些名句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当时的阅读学习是首先听到——入耳，然后才是入脑。学习则是“诵之”。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读书法》中谈道：“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由此可以想见，这里说的读书乃是指那种要动口的诵读。

古代的诵读还与传统书写不够完善有关。我国古代的书写长期没有句读标点，这也造成初学者阅读的困难，被迫要先听先生诵读而后跟读，学生想不诵读都不行。西方书写的标点具体化是在公元7世纪后，我国则是在15世纪才有粗略的断句记号，而标点的具体化则是西学东渐后的20世纪之初。书写标点符号具体化的滞后也使得阅读者依赖听读的时代延后。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成书于说书人长期说书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已经由许多民间说书人多次表演给普通观众听，然后才由文人作家集中整理创作而成。这一事实也可以表明，听书之所以成为我国大众的爱好是与书写不够完善有关的。

人类阅读肯定是一个联觉过程，听觉、视觉甚至触觉都在同时发挥作用。阅读者只要在足够时间里拥有文本，其阅读既可以朗读、诵读，也可以默读、速读，而默读的速度肯定高于发声的阅读，默读替代朗读成为人们通常阅读的方法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随着文本书写不断完善，随着断文识字的人越来越多，随着阅读文本越来越容易获得，个体默读也就越来越普遍。在默读成为普遍的阅读方式后，朗读也就退位为一种辅助性的阅读方式，正如古希腊人认为朗读具有娱乐性，中国古代书院的会讲具有广场性，朗读作为一种大众阅读的形式，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乐于采用，甚至作为一种阅读的艺术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欣赏。

出版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彪炳于世，其中关于阅读文本传播的发明就有两项，一是汉代的造纸术;二是宋代的活字技术，足显我国阅读史的悠久和辉煌。据《史记》记载，我国早在周朝，就有朝廷的图书馆，当时称为“藏室”，而古代哲人老子就曾经担任过朝廷图书馆的馆长，当时官职为“藏史”。到公元6世纪，也就是唐代，雕版印刷可以印刷出高清晰度的文本。唐末宋初，出版业进入印本书时期，进入册页制度，即把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这才有了线装书。宋代我国书刊印刷业的水平远远领先于全世界。据称，一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的总和还要多。当时的传统市场主要有3种出版物，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多数印刷商一直垂青于雕版印刷。

我国大量的出版物主要出现在13世纪之后。因为明代朝廷重视教育，初等教育形成网络，学校遍布全国，成为原有私塾的补充，办教育第一位的就是供人们阅读的课本，这些主要来自浙版、苏版、蜀版和建版图书。与此同时，大量供人们消遣的小说也乘势而上，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古今小说》受到热烈欢迎，反映宫廷生活的鲜活故事也不断印刷上市。到了18世紀，一时间彩色连环画畅销，19世纪则街头小报风靡一时。19世纪在广州街头，甚至出现沿街挑担贩卖书的小贩，他们收购旧书或到书库领取新书，分装在两只箱子里，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叫卖。这样的小贩还从事租书业务。可见当时的阅读平民化、市场化特点非常明显。

自19世纪晚期起，西方印刷技术被引进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扩展了商业化的阅读市场。著名科技史家李欧梵等将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追溯到上海的出版业，认为自1895年后，上海的杂志和小报把政治消息与新观念传播给了中国读者;此外，教科书、工具书、小说和科学书籍重塑中国的国民素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仅是新式文化的先锋，也是技术革命的先锋，与传统出版业去中心化的特征相反，技术基础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和阅读中心。

西方社会的阅读在出版技术的促进下也出现过革命性的变化。公元14世纪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国家传入西欧，15世纪中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取代羊皮纸。1450年，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德国美因茨问世，约翰·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技术核心是活字技术和螺旋式压印机，据科学史家分析应与中国的技术发明相关。中国的活字技术在公元11世纪就见诸《梦溪笔谈》一书的记载，虽然是泥活字而非金属活字，可这一设计思想无疑是世界首创，中国雕版印刷压力原理的技术也使用了千余年，在东亚地区广泛使用，这两项技术是否对谷腾堡发挥过直接的影响，至今还不得而知，但就技术问世的先后来说，无疑中国的印刷技术对世界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谷腾堡与印刷术

当然，作为一种具有产业价值的技术，谷腾堡技术的发明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450年整个欧洲仅有一家印刷所，但到了1500年，就出现了250个印刷中心，1700余家印刷所，已知印刷的图书27000余种，印量超过1000万册。仅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读者数量由几万骤增至几十万。谷腾堡技术的发明和产业化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滥觞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作品得到空前的大传播，莎士比亚的作品脍炙人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著作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圣经》德译本受到印刷业的极大支持。《新约》在他的居住地维腾堡两年再版4次，之后在其他几个地方再版达到66次，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使得教堂内的经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过去一千多年来，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得人类的阅读发生了不啻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对社会发展也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

新的千年早已来临。人类社会正置身于又一轮的技术革命，那就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就是一场阅读领域的革命。人类的阅读生活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数字技术使得人类的知识存取几乎有心想事成的高效，移动互联网使得广大人群的阅读非常便捷，几乎可以信手拈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后将以从未有过的快节奏和精准度为人们提供阅读的即时文本。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扩展人类社会的阅读。人类的阅读历史正在续写新的华章。

忙时读屏闲时读书

全民阅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倡议，1982年这一倡议被再次提出。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世界两位大文豪——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的忌日，即4月23日这一天确定为“世界读书日”。我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建设以全民阅读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工程，正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的一种响应。此后，根据我国国民阅读状况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2006年国家九部委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2012年十八大提出“開展全民阅读活动”，在2014、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倡导全民阅读”。

阅读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当然首先关乎学习，但又并不限于学习。阅读的功能除学习外还关乎人的精神趣味。譬如一个临终老人的阅读，学习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但他要读，只能认为与其精神生活的需要相关。阅读关乎人的进步，但并不限于人的进步。阅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进步，还可以为了消遣。譬如阅读一部惊险小说，阅读者阅读的预期是紧张与快乐，而这时人生进步通常不会成为其目的。全民阅读关涉全民，因而其意义必定丰富多样，不可整齐划一，简单从事。全民阅读的意义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享受阅读的乐趣”较为适宜，古人说的“开卷有益”乃是一种至善而平和的劝读方法，读以致学，读以修为，读以快乐，读以消遣，都是全民阅读认可的阅读价值观。而全民阅读较高的目的，则是为了改善全民的精神生活，涵养全民的精神气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铸就国家的文化根基。

回望人类的阅读历史，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载体、阅读效果特别是出版扩展阅读、推动阅读，一直是在变化发展之中。阅读先于文字，因而阅读包罗万象。文字提升阅读，难道视频就不能提升阅读？朗读先于默读，默读在超越朗读之后，人们依然在朗读这里找到乐趣。出版扩展阅读，那么，数字技术难道对阅读只可能是一种倒退或者破坏？作为一种通信工具的普及，数字移动终端业已建立了对大面积人群的服务，正在朝着社会的一些角落拾遗补阙，这时候，人类阅读历史的进程难道可以背对这一切而抱着竹简木牍或者羊皮纸永不撒手吗？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阅读社会所要做的只能是善待一切阅读方式，坚守人类阅读认知规律，提倡传统阅读与新兴阅读的融合，既不要让全民阅读变成全民读屏，也不要放弃普通民众的碎片化、即时性的数字阅读。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融合变成调和，即：忙时读屏，闲时读书，全民都以读文读图为快乐生活呢？如能是，全民阅读必将为全民的精神生活升华做出贡献。

（聂震宁，著名出版家、作家。编审。现为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我国出版业个人成就最高奖“韬奋出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