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颖琳

廖四平的《當代长篇小说的桂冠：莫言长篇小说研究》（以下简称《桂冠》）是一部关于莫言长篇小说研究的专著，包括总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部分：总体研究把莫言的全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容、审丑、主题、艺术表现、传承、意义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个案研究把莫言的每部长篇小说都作为独立个案，分别从内容、人物、主旨、艺术表现、不足之处等方面进行研究。总体研究高屋建瓴、提纲挈领，个案研究条分缕析、精微细致。两者相互支撑，对莫言长篇小说进行了相当全面、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其独特之处，可谓“别具只眼”——而仅从其所揭示的莫言长篇小说注重审丑的美学特征，也可见一斑。

人形动物与动物化的人

莫言长篇小说充斥着对暴行、恐怖、恶心、乱伦、阴暗、极刑等的细腻的描写，人物的具体面容模糊或缺失，人性的恻隐、痛苦的呐喊、温情的话语等鲜少出现，人更多地呈现为一群囿于熟悉生存环境的动物，成为人形动物。对此，《桂冠》归结为，莫言长篇小说不仅“美化兽类”，而且“丑化人类”。前者将动物人化，后者将人动物化。这暗示了人与动物之分绝非由外形决定，人与动物的边界异常模糊。莫言长篇小说所描写的丑，几乎成了其人物行为环境的秩序，甚至是最大的秩序——杀戮、暴力、饥荒、剥削、奸淫、荒寂、恶心等，我们可以称为丑的“生态圈”。在莫言长篇小说中，有不少这样的环境描写——“大便如同一串串贴着商标的进口香蕉”（莫言：《莫言文集·食草家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67）；“墨水河里……胀泡沤烂了几十具骡马的尸体……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变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一道道暗绿色的汁液，慢慢地随河水流走了”（莫言：《莫言文集·红高粱家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24）。

丑不仅参与了环境描写，更参与了社会、精神的建构，丑的强权构成人形动物生存环境的秩序——封建迫害、战争肆虐、政权腐败……欺凌弱小、瞒上欺下成为人寻找平衡的手段，人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来回切换。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生下女儿，遭婆婆和丈夫毒打，而她只是说“上官寿喜，你打死我吧，你不打死我，就是狗养的”（莫言：《莫言文集·丰乳肥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598）。上官鲁氏从来没有认识到她所受的不公命运不过是封建糟粕体系中早已预设好的一环，她的行为和思想，无不被束缚在这个“生态圈”内，沉浸其中。

“人形动物”的世界终究还是一个“人类机制”，人形动物之内存在着无意识的变异，潜在地违背“生态圈”一成不变的秩序，这种人即“动物化的人”。动物化的人加剧了“生态圈”的冲突性、易变性、不稳定性。当人的生存受到“生态圈”逐渐僵化的体制挤压时，一种冲击制度、禁忌的力量便酝酿并施展。尽管这个酝酿开始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仍带有“生态圈”的基础状态，即沉溺其中、无知无觉，但与“生态圈”已有区分。在莫言长篇小说中，“动物化的人”体现为对旧制度的转变，比如，《檀香刑》所描写的“看客”心态——砍头原本作为震慑民众的酷刑，“但民众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因而所受的震慑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鹜地奔向刑场，只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的表演、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桂冠》，P487），“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最终却变成一个狂欢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桂冠》，P488）。

“人类机制”中存在人形动物，他们对满足自己利益的价值体系心满意足，并不择手段地对之加以维护，罔顾人性、伦理、道德，尽显丑貌。

审丑的戏剧

《檀香刑》中的看客“生存境遇在外部环境的极度挤压下，渴望‘有戏可看是民众合理欲望被剥夺后的正常心态”（任现品，李思雨：《冷漠民众与活命百姓的差异互补——鲁迅、莫言看客形象之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充满丑的“生态圈”使人形动物寻求消遣，而在狂欢消遣的同时，他们无意识地超越了动物的“生态圈”并潜在地孕育一个彻底、完全地对“人形动物”以及“动物化的人”批判、僭越的机会。

但是，莫言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发生僭越，尽管其中的人物存在着“无聊”的情绪，开始脱离“生态圈”规定好的体系，比如，看客和上官家的女性即如此，但她们没有更进一层地达到“深度之无聊”，去清醒地认识、反思现状。“丑”在莫言长篇小说中随处可见，并且“美”与“丑”同行；不过，只有彻底的“丑”，而没有彻底的“美”——彻底的美不存在于莫言长篇小说中。

《桂冠》指出，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莫言长篇小说“开辟了审美的新途”，审丑不似审美般沉浸其中的忘我状态，而是一场理性的行为，需要不断地转换文本与现实的视角，以达到丑与美的平衡。因此，要超越丑的限度，不能局限于文本，而要将其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场审丑的戏剧。要谈莫言长篇小说中审丑的意义，对丑的僭越，从动物化的人到真正人类，可把其所蕴含的“人类机制”视为戏剧表演——莫言是作者，小说中的人物是表演者，读者是观众，三者共同完成对戏剧内容即丑的僭越，以达到对丑的反思、升华的艺术效果。

总的来看，莫言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丑的戏剧，其内部因缺少批判者或者批判性话语，即献祭人的角色，而未能构成僭越的条件。尽管其人物都扮演着某个角色，却没有意识到表演的设定，或没有对表演情节的深刻认识，缺少站在升华立场给予观众指导性的线索。在“丑”的剧场中，每个人物都是表演者，有的表演观众，有的表演表演者，每个人身份平等，皆以演员存在于其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遵循表演的规则，虽不时有越界之举，但仍是情节的一部分，或可看成是即兴创作的效果。莫言长篇小说缺少清醒的角色或旁白以批判、讽刺、来责难这疯狂而怪诞的丑陋戏剧，也没有一个救赎性角色，象征阴暗世界的亮色，带给人以希望；即便有这样的角色，也不能颠覆被遮盖的动物化世界，暂停狂欢戏剧的演出——这样的人物最终也会落得《酒国》中侦查员丁钩儿一样被环境同化、不能善终的结局。

审丑的僭越

罗森克兰兹在《丑的美学》中认为，“丑是美的否定，是虚假的自由和个性，它不是美的范畴，但是属于审美的范畴”（王洪岳：《美学审丑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丑不是美的直接否定，丑不仅在形式、内容上比美更具复杂性，而且审丑比审美更为迂回，但二者最终仍在审美范畴，最终达到高于丑或美的载体之启示以及审美经验。

莫言长篇小说描写外形之丑、自然之丑、社会之丑、人性之丑、历史之丑。莫言“作为老百姓”创作其长篇小说，在“人类机制”里描写百姓的心理，写他们的悲观离合。创作其长篇小说时的莫言，沉浸在“丑”的戏剧中的莫言，再次回到儿时所经历的苦难环境，以小说的形式使自己沉浸其中，描写曾有的“饥饿与孤独”：“我是一个在饥饿与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P42）

在融入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的过程中，他进行创作和表演，他是看客；但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的书写，他实际上已从沉浸式的百姓角色中脱离，通过这种代入式的创作，表达了“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P44）

《桂冠》给莫言长篇小说“嗜丑”的定位，但“嗜丑”或是作者刻意为之，这并非作者的心理需求，而是其小说中一次有关审美、通往人性的反思性表達。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看成是一场有关僭越的表演——莫言选择了内在的书写，创造了有关丑的表演戏剧；莫言在创作其长篇小说时预设观众（读者）的在场，在创作结束时，纵观整个沉浸式的创作表演——他表达、内省自身，也反思了人类命运：“《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P44）。

同理，读者也参与了小说“人类机制”的表演过程。读者阅读，走进莫言所构造的“丑”和丑的意象，随后产生反感、恐惧或怪异等情绪，这些情绪表明读者注意到了小说不同于审美的异质特征。这种令人感到不快的把握，意味着读者与小说的分离，读者不是如同小说人物一样沉浸其中，而是在注意到丑时，警惕地观察表演。

“崇高”的概念蕴含一种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安全距离，读者从丑的直观感受中，体验到丑对人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的冲击，在沉溺与冲击所造成的“心理距离”中感到存在于小说中“深度的无聊”，并被抛离对小说中“丑”的追随而被放置在空旷世界。在审丑过程里，读者参与并完成一场对“丑”戏剧的僭越，完成审丑的最终目标——审美和认识自己，使《桂冠》所论及的美丑两极得以和解。

《桂冠》从审丑的终极意义角度回望文本，强调莫言长篇小说中的“丑”与现实审美之间难以磨合的矛盾；与此同时，该著也表明审丑的最终且最高意义的完成。审丑带给人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反感乃至对丑的规避，更在于将审丑的意义普遍化为审美的真理，以迂回的方法历练心灵，揭示善恶之分、人与动物之别，指示通往纯真人性的方向。

《桂冠》揭示了莫言长篇小说审丑的向度、人与动物间边界的模糊性，指出了其“嗜丑”的意向。然而，“丑”的文本并非“审丑”行为，“丑”若向“美”过渡，则不能仅着眼于文本的“丑”本身。莫言长篇小说也是一场戏剧表演。僭越行为只有在戏剧之外的作者和观众身上才得以发生。僭越的实现，不只看小说，更要将作者、小说和读者联系起来，三者实现对丑的批判和僭越。丑的“人类机制”就像一个镜像，从最底层的“砍头”情节开始，向周围狂欢化的观众延伸；而在这场戏剧之外，作者与读者参与到戏剧之中，使得不同层级的表演相互映射。“丑”到了相互映照的边界，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僭越；审丑终归回到美的层面，作者与读者从中认识自己、认识历史以及人类命运。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