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2020-05-14胡晓惠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期

关键词：辽代

胡晓惠

摘要：辽朝享国二百余年，《辽史·百官志》载其属国达七十八个，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内能够稳固其统治，不仅是因为契丹擁有强悍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辽朝建构了有效控御四方的节日朝贺体系。辽代境内、境外、绝域之国等朝贺体系的架构，体现了辽代朝贺制度的蕃汉结合、重威辅恩、礼仪不完备等特点。为了更好地运行朝贺制度，辽代还设立了敌烈麻都司、宣徽院、驿馆、四方馆、地方府州等专门负责机构。节日朝贺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凸显其在辽朝处理内外关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关键词：辽代;节日朝贺;朝贡体系

契丹作为10-12世纪中原王朝定义下的夷狄，其建立的政权在一段时间内是不被作为正统王朝来看待的。近年来，在张博全先生的“中华一体”和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影响下，学界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加速了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对辽代交聘和朝贡制度的研究涉猎较多，其中包括武玉环的《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9];程妮娜的《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11];高福顺的《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14];张国庆的《辽朝“使臣”“驿馆”史事杂考》[16]等著述，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辽与当时各政权的交往关系。本文在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辽代朝贺制度的构建及其节日朝贺制度的特点。

一、以辽为中心的贡赐体系

朝贡制度本质上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臣下及藩属国的贡奉与宗主国皇帝的赏赐相结合的贡赐制度，节日朝贺是朝贡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节日朝贺制度也是一种贡赐制度。据《康熙字典》所记：“朝，《说文》旦也。《尔雅·释言》陪朝也。注，臣见君曰朝。《礼·曲礼》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1]p.1213贺，“《说文》以礼物相奉，庆也。《诗·大雅》四方来贺。《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后汉·礼仪志》每月朔、岁首为大朝受贺。”[1]所以，节日朝贺制度可以定义为皇族、后族、百官、附属国等在重大节日时向天子贡奉礼物，以示归顺和臣服，使皇帝得以控内兼及驭外的政治制度。另外，作为礼仪制度，又是我国古代“嘉礼”中的贺庆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丹建立辽政权以前，朝贺体系通常是中原政权用以维持“华夷有别”“华夷有序”观念的手段，来“柔远”和“招徕”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辽建国后，以所向披靡的军事实力迅速实现了版图扩张，建立了稳定统治，以致四方来朝，包括一直以来以正统自居的北宋。最终，构建了以辽朝自身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从传统史学角度看，契丹本身曾为中原王朝定义下的“夷狄”中的一员，以契丹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似乎违背了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念，但“夷狄用‘中国之礼则中国之”，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北朝”，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拥有“中华（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国认同意识[2]。辽朝是开始打破隋唐以前以华夏为君主、四夷为臣下的华夏中心地位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的重要朝代[3]。因此，在对朝贺制度的研究中不应带着“尊夏贱夷”的眼光看待辽政权，而应该坚持“华夷一体”的理念，公正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

二、辽代节日朝贺的运行

唐开元十七年（729），玄宗以降诞日为千秋节[5]，首开将皇帝诞辰列为节日的先例，此后，唐代皇帝基本都会在生辰这一天接受群臣朝贺。辽继承唐代这一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太后诞辰和皇后诞辰也列为节日，接受皇帝、群臣和使节等的朝贺。除诞辰列为节日接受朝贺外，辽代还继承了汉代确立的“八节”，{1}西夏和新罗均有对辽朝“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6]的记载。可见，辽代对汉族传统的“八节”的继承，即体现了契丹统治者蕃汉一体的意识，也体现了其对节日朝贺的重视。

（一）辽代节日朝贺类别及亲疏关系

辽朝依据控制力的强弱将与其有联系的区域划分为境内、境外和绝域[7]。按照这样的划分可以将辽代的朝贺主体划分为境内朝贺;境外朝贺和绝域朝贺。由此，更利于达到控内兼及御外的政治目的。

境内为行政区划之地，是辽朝施政的核心地区[7]。境内朝贺包括皇族、后族、百官和命妇。皇帝既是受贺主体，也是朝贺主体，皇帝不仅在太后生辰时向太后朝贺，皇帝生辰时，也要先贺太后，《乘轺录》载：“虏主先起，具玉台酌瓘盏以进其母，拜讫，复位。此以余官进虏主酒，降杀如前仪。”[8]皇太子也同样既是朝贺主体又是受贺主体，太子作为子孙需向皇帝和太后朝贺，作为地位特殊的皇族又会接受其他主体的朝贺。兴宗咸雍元年（1065），“诏诸遇正旦、重午、冬至，别表贺东宫”[4]，此诏的下达突出了太子作为皇储在重要节日朝贺节点的特殊地位。

辽代宗室与后族互为唇齿，“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4]统和元年（983），“五月丙辰朔，国舅、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以皇太后庆寿”[4]。与历朝历代对外戚的压制不同，辽代后族地位之高空前绝后，因此将其纳入朝贺制度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稳定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辽代官分南北，北面官为契丹人，南面官为汉人，因此朝贺时也会有所区别。在朝贺过程中要遵循先“奏契丹臣僚进奉。次汉人臣僚并诸道进奉”[4]的原则。辽代命妇制度承袭唐代，亦有内外命妇之分。统和元年（983），“齐国公主率内外命妇进物如之”[4]，并且还享有“群臣在南，命妇在北”[4]的与群臣并列朝贺的地位。可见，辽代女性也享有很高的政治权利。

境外为辽朝属国属部地区，辽朝实行羁縻统治[7]。所谓属国即依附于契丹的国家，处于羁靡状态[9]。节日朝贺是属国和属部表示臣服的重要途径。辽朝在征服过程中即于其地建立起属国、属部，并专门制定各级官号，包括大王、王、于越、太师、太保、惕隐、详稳、宰相、夷离堇、右监门卫大将军等[4]。自圣宗时期开始，调整了属国、属部的统治形式，将因俗而治的羁縻统治形式，调整为由地方府州管理属国、属部的朝贡事务。以女真为例，《亡辽录》记载：“长春路则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司。镇抚女真、室韦。”[10]说明咸州详稳司主管女真事务。女真在圣宗朝之前朝贡频繁且多为诣捺钵朝贺，圣宗朝之后属国、属部事务移交地方府州，其朝贡活动记载渐少，说明在地方政府管辖下的女真不必再时常至捺钵朝贺，对女真的统辖形式也由羁縻转为一般行政建置[11]。自圣宗朝起，随着朝贺体系和朝贺制度的日益完善，对多数属国、属部的统治都实现了羁縻统治向一般行政建置的转变。另外，高丽和西夏亦是属于属国、属部朝贺中的一员[7]，是辽朝的境外藩属国，二者也被纳入《辽史》的属国表中。

绝域是与辽朝存有朝贡关系的诸国诸部，与辽朝关系最为疏远[7]。据此，那些与辽朝存在朝贡关系，但是并未建立实质统治、对其几无控制力的国家即属绝域。辽代刑罚中“罚使绝域”是最重的流刑，“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徙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4]世宗大同二年（948），以谋反罪“罚盆都使辖戛斯国”[4]，开泰九年（1020），“郎君老使沙州还，诏释宿累”[4]，辖戛斯国位于今叶尼塞河流域，沙洲在今敦煌以西，罚使此二者即说明其属于辽朝所认定的“绝域”。辖戛斯国和沙洲回鹘（或称敦煌、沙洲敦煌）均有多次对辽朝贡的记载，辽朝还“回赐衣币”等，圣宗时还遣韩橁“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燉煌郡王”[4]。此外，属于“绝域”并对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和部族还包括吐蕃、大食、小食、于阗、波斯、喜失牵、高昌、龟兹、日本、斡朗改等，辽朝规定对这些小国规定“三年一次遣使”，并且回赐“亦不下四十万贯”[6]。

在辽朝的节日朝贺体系中，宋朝无疑是个特殊的存在。宋朝不能称之为辽的属国，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虽约为“兄弟之国”，但宋的地位低于辽的事实无可改变，辽宋关系实际上是“倒过来的朝贡（逆向朝贡）”[12]，这就打破了北方民族政权臣属于中原王朝的传统。宋每年除要向辽缴纳三十万岁币外，在对辽的誓书中还需称“纳”[13]，并且《辽史·刘六符传》称宋人同意使用“贡”字”[4]，这些史料的记述表明宋朝也是辽朝朝贺制度中的一员，因此，在此姑且将宋列为境外朝贺成员当中。

可见，在辽代的朝贺体系中各个区域与辽的亲疏关系为：境内最亲，境外次之，绝域最疏。这种亲疏之间的划分使辽朝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对这些区域进行更为有效地管控。最终，中国北疆民族区域均在辽朝“中央集权”统辖模式的有效控制之下，彻底颠覆了唐及以前对中国北疆民族区域控制的统辖模式，实现了“中央集权”统辖模式之变革[14]。

（二）辽朝节日朝贺的机构及其功能

契丹建国前，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统治秩序及官制，建国后，根据其统治下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差异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并且“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15]辽朝掌礼仪的最高机构是敌烈麻都司，属北面官，另外还有一些辅助机构从属于南面官，契丹南面官制基本沿袭唐制并借鉴五代和北宋，只是相較而言更为简单，但官员的职称及其职掌没有太大变化。南北面官中的朝贺负责机构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维护辽朝的朝贺秩序。

1.主管机构—敌烈麻都司

辽朝设敌烈麻都视礼部，《辽史》中对敌烈麻都的记载并不多。敌烈麻都司属北面朝官，根据其“总知朝廷礼仪和总礼仪事”[4]，可以推测其在辽代朝贺礼仪中占主导地位。《辽史·吉仪》中的祭山仪载：“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5]另外还有孟冬朔拜陵仪和瑟瑟仪，均由敌烈麻都主仪办。

2.使节接待—驿馆

历朝历代为保证交聘之路的通畅和方便，都会在沿途设置驿馆，辽亦不例外，但辽朝驿馆的名称和驿馆管理人员等问题《辽史》中鲜有记载，所幸北宋使辽官员将其沿途见闻记载下来，辽朝的驿馆情况才得以保存。如路振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使辽，在其《乘轺路》中记载了其一路北上至辽中京途中所经驿馆，包括““永宁馆”“永和馆”“孙侯馆”（王曾记该馆曾改称“望京馆”）“虎北馆”“新馆”“卧如馆”“柳河馆”“部落馆”（沈括记为“打造馆”）“牛山馆”“鹿儿馆”（沈括记为“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中京“大同驿”等[8]。从中可以看出辽代驿馆之密集，且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还记载辽于使途两个驿馆之间均设“中顿”，即供信使临时饮食休息之处[16]，可见辽代驿馆之严谨。驿馆中还设有驿馆管理人员，辽景宗保宁元年（969）的《重移陀罗尼幢记》中即见“都亭驿使王公恕荣”[17]，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的《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中见“来宾馆都监赵珪”“紫蒙馆都监马季昌”“白马馆都监”[17]等，可见，驿使和都监均为驿馆管理官员之职称。

3.朝见辞谢—四方馆

四方馆其下置四方馆使及四方馆副使，道宗咸雍五年（1069），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4]，说明四方馆当非虚职，否则不会限定以契丹人充任。《辽史》中未表明其职掌，但太平十一年（1031）九月，宋使来吊圣宗丧事，辽“遣御史中丞耶律翥、司农卿张确、详稳耶律励、四方馆使高维翰谢宋吊慰。”[4]可见四方馆使有朝见辞谢之作用。《宋史》载其“掌进章表，凡文武百官见辞谢、国忌赐香，及诸道元日、冬至、朔日庆贺起居章表，皆受而进之;郊祀大朝会，则定外国使命及致仕、未升朝官父老陪位之版，进士、道释亦如之。”[18]辽朝四方馆使之职掌或许亦大致如此。

4.地方朝贺—地方府州

辽代的地方统治机构实行州县制和部族制，其中部族制中又分为大部族和小部族。大部族包括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其下在地方上设某部详稳司，某部节度使司。辽代属国、属部的统辖机制经历了从中央管理属国、属部朝贺事务到由地方府州管理的转变，也就是由羁縻统治到直接统辖的转变。

以乌古为例，乌古即于厥[19]，太宗朝开始在乌古地区设立属国、属部，应历十四年（964）乌古叛乱，辽平定叛乱后，将乌古部的属部制改为由契丹人任长官的乌古部详稳司，其后便不见乌古部朝贺活动的记载，乌古部也不可能脱离辽的朝贺体系。程妮娜先生推测，乌古部改制后，其下统领的乌古氏族部落长们将每年贡纳的物品交到详稳司，不再由大酋率领诣捺钵朝贡了，这使乌古部开始进入由羁縻制向行政建置统辖的过渡状态[11]。圣宗时，更加加强了对乌古的统治，升乌古部详稳司为乌古部节度使司，依旧任命契丹人担任，如统和二年（984），“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4]。如此便基本完成了对乌古由羁縻统治到行政建置的转变，对乌古的统治也越来越紧密，其它属国、属部如敌烈、女真等也经历了此种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也是辽代朝贺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5.御前祗应—宣徽院

宣徽院分宣徽北院和宣徽南院，同为太宗会同元年置，“分掌北南院御前祗应之事”[4]，《辽史·百官志》载其下辖有：内省、内侍省，并且“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4]说明宣徽院四时跟随侍奉皇帝，负责皇帝的起居和日常生活，是皇帝身边必不可少的角色。但这里特指汉人宣徽院即宣徽南院。需要注意的是，辽代的北南宣徽院虽同有宣徽院之名，但职掌却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宣徽南院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而宣徽北院则负责兵事。太宗会同四年（941），“命宣徽使褭古只赴朔州，以兵围其城。”[4]圣宗统和元年（983），“命宣徽使加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4]辽制“南衙不主兵”，所以上述宣徽使皆为宣徽北院使。

宣徽南院使侍奉于御前，必不可少的会参加辽朝的许多朝贺活动并发挥重要作用。其在皇太后生辰朝贺仪、皇帝生辰朝贺仪及正旦朝贺仪等朝贺礼仪中宣读圣谕，所宣“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与唐朝之《开元礼》[20]相同。在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中，还有“宣徽使赞‘各赐卿对衣、金带、疋段、弓箭、鞍马等，想宜知悉”[4]的记载，说明宣徽使还负责宣读对使节的赐物。另外，在朝贺之礼中，宣徽使还负责“请阳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门，以契授西上阁门使云：‘授契行勘”[4]，只有内外勘契同，才能允许朝贺者例行朝贺。

6.授契行勘—阁门司

阁门，即宫殿之侧门。宋吴自牧《梦粱录·阁职》载：“阁门，在和宁门外，掌朝参、朝贺、上殿、到班、上官等仪范。”[21]辽代阁门司职责亦大概相同。辽代设东上阁门司和西上阁门司[4]，太宗会同元年，“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4]，《辽史·仪卫志》载：“木契，正面为阳，背面为阴，阁门唤仗则用之。朝贺之礼，宣徽使请阳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门，以契授西上阁门使云：‘授契行勘”[4]，阁门使负责对来使者“授契行勘”，然后阁门使云：“准敕勘契，行勘”[4]，此时使者则需出示木契约进行查验，“内外勘契同”，方可进入。在高丽使入见仪中，“阁门传宣‘王询安否，使副皆跪，大使奏‘臣等来时询安”[4]，表明阁门使有时还会替皇帝传达对来使者国主的问候。在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儀中，“阁门使授别录赐物”[4]，表明阁门使还负责授予对使节的赐物。另外，阁门使有时亦会行出使之责，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西平王李继迁薨，“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阁门使丁振吊慰。”[4]统和二十二年（1004），“遣阁门使丁振持书报聘”[4]，此次出使目的地为宋朝。在辽代的其它仪式中，如祭山仪、孟冬朔拜陵仪、岁除仪、忌辰仪、宋使祭奠吊慰仪、宋使告哀仪、宋使进遗留礼物仪等，均有阁门使参加并履行职责的记载。

7.见辞宴饮—客省

“太宗会同元年（938）置”[4]。据《宋史》，客省“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18]从《宋史》对客省一职的记载来看，客省所掌颇多，且完全是为朝觐之礼而设。按辽宋交聘制度，凡出使使者皆称“国信使”[8]，为北宋专为辽设，“国信”即使者所持信符，以辽对与宋交聘之重视程度，辽朝的客省当非虚职，且与宋之客省所掌大体相同。宋陈襄持国信使辽后进《神宗皇帝使辽语录》载：“馆伴使副与臣等自顿城馆二十里诣帐前，引至客省，与大将军客省使耶律仪、赵平相见，置酒三盏”[8]，可见辽代客省确掌见辞宴饮之职，且客省使由契丹人担任。

三、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特点

（一）蕃汉结合，特色鲜明

辽朝统治者承认各族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吸收儒家“同服不同制”的思想，以在中央实行“南北面官制”，地方上“蕃汉分治”作为王朝的基本国策。因此，在节日朝贺中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众所周知，辽朝的统治延续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进行四时捺钵，并且在辽中期以后，捺钵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辽代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捺钵不仅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作为辽的朝廷，它还保持着游牧部族联盟机构经常在迁徙中议事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中原封建王朝的基本观念和礼仪、制度等。在冬夏捺钵中，辽朝皇帝要召集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全境之内的军国大事，他是以皇帝身份而不是以契丹可汗身份主持冬夏捺钵活动的，所以他要住宫殿。而春水、秋山期间，他则是以可汗、部族首领身份主持各项活动的，因此会住在毡帐[22]。辽代这种蕃汉结合的统治特色亦表现在辽朝的朝贺制度中。

另外，朝贺制度中的蕃汉并行之特色还体现在辽朝的衣服制度上，“国母与蕃官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6]，“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户部员外郎李维往贺国主生辰，还，言国主见汉使强服衣冠，事已，即幅巾杂蕃骑出射猎矣。”[6]该制度于辽太宗会同中制定，辽帝着汉服也体现辽帝是以皇帝而非部族首领的身份接见宋使，此制度同样意义重大。

（二）重威辅恩，讨逆抚顺

辽朝在经营朝贺制度时，不同于汉族王朝恩威并施，厚往薄来的基本原则，而是采用“重威辅恩”[23]的思想，实行“叛则讨之，服则抚之”[4]的原则。

辽太祖“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4]，从此打下了辽朝推行强力统治的基础，以致在太宗的继续开创下“甫定多方，远近向化”[4]，在辽朝的强硬征服下，四方来朝。并且对其藩属实行“讨逆抚顺”政策，不从者讨之，如“契丹以王询不进贡，兴兵北讨，十年方罢兵，新罗依旧进贡”[6]，辽朝不惜用兵十年，损耗巨大也要让新罗重新进贡，可见其对朝贺制度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其他有异心的藩属国的警示。

辽朝在对边疆的治理中也推行强力统治，将属国、属部纳入军队之中，“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4]，另外，“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4]，通过属部互相制约来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

但是除强力统治下的“讨逆”外，辽朝还对来朝者示以恩信。开泰九年（1020），党项部宋犀族输贡不时，诏曰：“边鄙小族，岁有常贡。边臣骄纵，微敛无度，彼怀惧不能自达耳。第遣清慎官将，示以恩信，无或侵渔，自然孝顺”[4]，表明辽朝意识到示以恩信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辽朝还会采取主动拉拢政策，如圣宗统和四年（986），“诏速撒赐术不姑货币，谕以朝廷来远之意”[4]，辽朝还对主动来朝者大加赏赐，封官加爵，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4]，重熙十六年（1047），“铁骊仙门来朝，以始入贡，加右监门卫大将军”[4]，如此便在极大程度上鼓励了来朝者，并会吸引其他部族来加入辽朝的朝贡体系，使辽代的朝贡体系不断扩大。

辽朝作为宗主国，还会履行庇护来朝者的义务，对朝贡者进行赈济，如圣宗统和九年（991），“振室韦、乌古诸部”[4]，这也是辽朝对朝贡者示以恩信的手段之一。当朝贡者受到侵犯，辽朝亦出兵帮助征讨，如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兀惹乌昭度、渤海燕颇等侵铁骊，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4]。

辽代朝贡制度中的“重威辅恩，讨逆抚顺”的政策在维护朝贡体系以及边疆统治的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效唐取晋，礼仪犹阙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4]。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中原王朝定义下的蛮夷中的一员始终以性无检束著称。建国后，尤其是太宗入汴后，出于建立封建王朝的需要，开始制定礼仪制度，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24]。但游牧民族本身的民族特性使辽始终无法真正地成为中原王朝定义下的礼仪之邦。

辽继唐而立，对唐仿效之处颇多，其中就包括朝贺制度。太宗入晋，获取大量仪物，使“唐、晋文物，辽则用之。”[4]并且此后，“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4]拥有大量唐晋之仪物甚至使辽朝在辽宋正统之争中有了更大的筹码。辽代负责朝贺礼仪的机构也多直接借鉴于唐，其宣徽使在皇太后生辰朝贺仪，皇帝生辰朝贺仪，正旦朝贺仪等朝贺礼仪中宣读圣谕，所宣“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与唐朝之《开元礼》[20]相同。

但游牧民族自身的性无拘束使辽代的朝贺之礼始终有所缺漏。陈襄在神宗即位使辽归来后进《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载其入见国母及国主前，“阁门舍人更不阅仪，便引臣等两番使、副入见”[8]，表明辽朝朝贺礼仪的不健全。《宋搏等使辽行程录》载：“大率颇慕华仪，然性无检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8]。宋搏是作为契丹国母正旦使出使辽朝的，在如此重大的节日宴会上依然不重礼仪，况且还有他国使节在场，足见其礼仪之阙。

总之，以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是十至十二世纪东亚秩序的主流，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确立更是东亚封贡体系的重要环节。周边民族和政权加入辽代的朝贺体系，不仅使辽的封贡体系不断扩大，还是辽朝标榜其正统地位的重要标志。辽代对北疆民族区域控制的不断加强的过程也是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最终不仅稳定了边疆统治，还使各个民族和政权“守在四夷”，成为辽朝的屏障。各民族和属国在朝贺时使节的流动更会增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交往，使契丹原本几近单一的游牧文化亦呈现逐渐繁荣之势。

注释：

{1}八节包括：正旦，元宵节，清明节，重午（端午），中秋节，重阳节，冬至，除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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