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室内设计的空间结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家庭规模、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本文分析明清时期传统式客厅至现代客厅的演变，综合研究客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变化，旨在为研究阶段内的住宅改造设计提供充足的基础素材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客厅;社会背景;家庭规模;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08-00-04

“客厅”一词，在《現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专门用于接待客人的大厅。由此可见，客厅的主要功能即为接待。从我国明清时期的“厅堂”到现代客厅，客厅的使用已经不局限于“接待”功能。受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客厅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功能向复杂功能的转变。

1 明清时期的“客厅”

明清时期（1368—1912）是我国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由于受社会制度、生产力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家庭结构贯穿着人身依附和宗法等级关系。这一时期是以“家族”论“家庭”。家庭中的核心权威者是具有负担经济责任和管理能力的男性家长，在家庭结构上常以多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形式聚居，少数上层权贵家庭常采用联合家庭形式。至清代晚期，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原因，人们思想单一、保守，家庭观念、社会伦理也基本延续了前代思想，家庭结构仍以主干家庭为主要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结构至明清时期已基本定型，大到皇家殿宇，小至百姓住宅，都遵循着以宗族为中心的特色采用内向性的封闭空间形式。儒家思想强调的“礼乐”并举也体现在当时的住宅院落中，常以差序格局和方位讲究家庭中的主从关系。

厅堂作为一个家庭院落中的中轴线，除了提供家族内部的交流、外部的会客功能之外，更兼具供奉和展示的作用。[1]厅堂中的家具摆设也采用成套的家具呈对称方式摆放，体现出厅堂在整体住宅中的重要位置。

2 民国时期客厅的消失

民国时期，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终结，西方科技、思想、文化与生活习俗大量涌入中国。新的婚姻制度建立，一夫一妻制开始得到法律保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被年轻人所接受。传统的联合家庭分解，家庭人口数减少，家庭结构出现改变。这一时期南北方呈现出来的家庭结构有所不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地区，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模式开始普遍。在北方，尤其是东北、西北等地，虽然不再是宗族式的家庭体制，但6至7人以上的主干家庭仍占较大比重。[2]

同一时期，建筑形式也由中国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转型，这一时期的住宅格局由于南北方家庭结构不同，突出表现为南北方居住形式的差异。南方人口密度远大于当时的北方，住房需求大。以上海联排石库门住宅最具有代表性，特点为“一家一户”，实现了“小家庭”生活模式。由于大多数石库门住宅是由西方人开发建造的，在室内布局上结合了传统的四合院结构和西方建筑理念，客厅真正在室内拥有一席之地，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交流之处，实现了接待功能。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东南沿海城市地区的民居已具有很多现代住宅要素，上海甚至出现了带电梯的高层公寓。

北方则以北京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布局为主要代表。很多住宅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宗族使用，院落中的房间被不同家庭使用，厅堂的供奉和展示作用蜕失了，变成住户的公共活动空间。卧室的功能变得丰富复杂起来，即可摆放卧床、卧具，还兼具书房、就餐及接待客人的作用，集多种生活行为于同一空间。这一时期的北方住宅当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客厅。客厅的功能被“起居室”所代替。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客厅的起步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庭规模继续缩小。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家庭户规模为4.3人。城市地区家庭构成以一对夫妻及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少部分地区由于住房紧张仍采用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在同一时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引起的家庭分户行为也促使家庭户数量激增。[3]

受长期战乱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大量功能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在1949年至1978年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仅为4.5m2，47.5%的城市住户居民缺少自己的住房。为了解决紧张的住房需求，我国推出低租金住房措施，提供“福利”性质住房，住宅以“套”为单位。一套住宅内由若干家庭共同使用，共用厨、卫等生活设施。在当时，客厅普遍被改建成卧室提供给居民使用，住宅内部空间狭小，界限模糊，使用者被迫失去私密空间，这种居住布局使客厅失去了存在价值。50年代至60年代北京的排子房、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南方各地出现的廊式住宅都旨在解决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这两种住宅布局均以一梯形式服务多户，家庭居住空间以“间”为单位，分户明确。缺点是每户需经过一个公共走廊进入居住空间。根据南北方地区的不同，又分为短外廊式住宅、长外廊式住宅和内外廊式住宅。70年代，住房投资严重短缺，我国人均住宅面积下降到了3.6m2。由学生宿舍、办公室、单身宿舍改建的住宅应运而生。这种住宅结构又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带有明显的苏联特征，走廊的一侧或两侧连着许多单间，楼廊的两端通风，被称为“筒子楼”。

这一时期的住房结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变得更为简单，厨卫等设施均为公共使用，住房内部即容纳家庭的全部，由于各“间”面积实在太小，无法开辟出其他空间完成社交功能，人们还没有拥有客厅的条件。

4 20世纪80年代客厅的再次出现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同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基调在中央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推进，1990年家庭户人口缩减到4.0人。以一对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达到60%～70%，主干家庭模式仅为30%左右。[4]

住宅建设上提出了商品房的概念，即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统一设计、批量建造后自定价格出售的住宅、商业用房及其他建筑物。期间并行的还有80年代实施的福利分房制度。城市里很多人住进了单元房，这种单元房是设施相对完善、自成体系的独立房屋。福利房和商品房使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这一时期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对住房要求仍停留在“居住”阶段。福利房和早期的商品房在户型设计中有明显的相似性，强调大卧室、小厕所、北暗厅，而客厅通常被设计在入户门口，位于整套房间的正中间，四周被厨房、卫生间或者卧室围绕。[5]客厅虽具有简单的接待功能，但光线昏暗，面积狭小，并且常常“客餐不分”，更多的是起到“餐厅”的作用。

福利房毕竟是制度的产物，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商品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直接促进了城镇住宅建设的迅猛发展。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到7.1m2。户型设计更加完备，不仅加大了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面积，客厅也终于和餐厅分开，真正承担起接待的功能。在平时生活中，也成为使用者日常起居、休闲交流的空间，是家庭中使用最频繁的地方，形成了传统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的固定组合。

5 1998年至2012年客厅的快速发展及衰落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中国房改进入实质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观念已被广泛接受。2010年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家庭户平均人数仅为2.5人，比2000年减少0.3人，核心家庭中的成年子女婚前婚后均可从原生家庭当中脱离出来，产生了“单身家庭”“空巢家庭”“网络家庭”等多种家庭形式。[6]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中提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4.87m2，2005年为26.11m2，2018年更达到了39m2。随着住房面积的不断扩大，商品房户型设计中产生了“大厅小卧”的设计思想。客厅面积越来越大，位置上也由住宅中心转移到住宅南向，以便引入更多的阳光。形式上也由早期的方厅转变为“横厅”，并且进一步把客厅与餐厅区分开来，引入了“双厅”设计概念。客厅在满足社会生活的同时还成为家居标准的重要标尺。按照国家《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规定，客厅的面积不应低于10m2。但在实际的户型设计当中，住房面积越大，客厅也越大，甚至40m2的客厅已渐成主流。客厅的展示功能也占有主要地位，成为家庭经济实力和表达文化内涵的担当。[7]人们对客厅的设计、装修、家具、色彩、构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个性化需求。由此产生了多种室内设计风格，如欧式风格、地中海风格、北欧风格、简约风格等。客厅成为整体家居装修中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及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带给人们完全区别于传统的交流和娱乐方式。在社交方面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年轻一代伴随着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移动终端代替了固定位置的电视成为信息传递的主体。接待空间由家庭内部转移到外部的休闲娱乐场所，如餐厅、酒店、咖啡厅等，青少年更愿意在自己的房间内完成远程互动。由于家庭户人数减少，双职工家庭普及，以及社会上多种托管形式机构的产生，特别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家庭成员外出学习、就业等机会增多，使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时间缩短，住宅空间大多数只在晚上完成居住功能。现代意义上的客厅由20世纪80年代产生到90年代的完备，至今面积越来越大，功能却渐渐被弃用，家庭中的客厅虽配备了沙发、茶几和电视机，但客厅的社会功能在蜕化。

6 2011年至今的“后客厅时代”

为了解决人口困境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调整。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二孩政策，中国推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真正宣告终结。2016年全国新生儿出生人数超1846万，为16年来最高。积极的生育热情使家庭人口扩张，带来住房需求发生新变化，改善型需求凸显。由于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初婚发生时间较晚，经济能力增强，对子女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改变。《2019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中显示，近半数家长对二胎偏爱精细化喂养，月嫂、保姆的使用成为二孩家庭中的重要护理方式。在更多的家庭中偏向于由一方或双方老人共同分担育儿压力，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422”生活模式，在生活中儿童的需求被摆在了首位，多子女教育类型不再适应当前的二孩家庭。

二孩政策的推进不仅产生了新的住宅需求，对居住面积、户型设计、功能空间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客厅作为住宅构成的重要空间，在被弃用一段时间之后被重新重视起来，并且承担了更多个性化的新功能。用于展示和接待的作用被继续弱化，游戏、休闲、学习、运动等活动开始出现在客厅当中，家居收纳也被考虑其中，使客厅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模糊性空间。“沙发+茶几+电视”的组合被打破，更多的室内设计师开始探讨客厅的开放性、精细化设计，提出新的设计方向和设计理念。客厅的这种发展趋势被设计师称为“后客厅时代”。

客厅作为人们居住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特点，显然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变化彰显了我国从古代到现代，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力方面的长足发展和进步。随着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客厅的功能必将产生更多的变化。但无论何种变化，一定会趋向于更加契合人的行为需求、心理需求、个性需求等特点，围绕这些展现出更多设计形式，这也是室内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王韬.从厅堂到起居室——中国近现代住宅客厅的变迁[J].住区，2011（04）：15-26.

[2] 黄梅.浅谈民国时期的家庭结构及城乡差异性[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2（05）：4-6.

[3] 谷俞辰，李新宇，陆杰华.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及其核心研究议题与未来方向展望[J].人口与健康，2019（10）：27-30.

[4] 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3）：145-166.

[5] 李艳伟.国内住宅客厅的演变历程研究[J].山西建筑，2018（04）：1-2.

[6] 王躍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2）：117.

[7] 张兴莲.浅议客厅文化[J].学理论，2010（26）：105.

作者简介：杨戎（1974—），女，吉林长春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