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归

过去的2019年，大概从艺人翟天临开始，陆陆续续爆出了很多名人涉及学术抄袭的案例;而在2020年刚刚到来的半个月内，就先后爆出了“导师崇高与师娘优美”“主编儿子十岁在核心期刊发文”“学生论文研究导师”等奇葩学术现象。

从论文抄袭事件到奇葩学术作品爆出的规律中可以看到，类似案例总是一连串儿地发生，甚至是“一簇一簇”地出现。一方面，这是新闻传播的连带效应，当一个话题出现以后，公众便会去关注同类案例;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只有当存量足够大的时候，才有同质问题集中出现的前提。

论文抄袭的现象，既有此前的检测技术条件落后的客观原因，也有审核把关不严的主观原因;但是奇葩论文，却是从立项、写作到答辩，整个流程出现了学术生态上的问题。如最近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湖南师大，学生研究自己导师、导师又是答辩委员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这说明，在这所学校内部，他们不觉得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早在2018年，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有人认为我国科研能力也站到了世界前列。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对此表示“很担心”，因为我们的论文引用率太低，施一公甚至直言有很多“垃圾文章”。

那么，問题来了，可不可以有一种日常巡检机制，来取代偶然性的舆论监督呢？要知道，这些论文之所以爆出来，要么是利益相关者的举报，要么是网友偶然的好奇发现，它并不能成为一种常规、高效的监督力量。

抄袭的作品或许可以很容易查处，但是类似奉承导师和刊登儿子诗歌的行为，却不是技术能够轻易发现的。这就不得不指向学术环境的精准治理。

如爆出为主编十岁儿子刊登作品的核心期刊《银行家》，其内部是否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是否存在一言堂的工作作风？夸“导师崇高师娘优美”的论文是如何获得二百万元国家基金资助的？再如“研究导师”的论文，立题和答辩为何轻易通过？这些问题恐怕就已经超出了学术圈之外，导向了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学术问题，本质上还是权力问题。

此前，很多人说，奇葩论文背后是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如“唯论文马首是瞻”、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只看发表期刊的名称不看文章内容，等等。的确这些量化不够科学，但是换了一种评价体系，类似的问题就自动消解了吗？恐怕过于一厢情愿。只要权力仍然有私用空间，一些人大可以再对照新的评价标准做数据。

2018年，《半月谈》采访的一位高校教师曾直言：“辛辛苦苦把论文写出来，还要交审稿费、版面费、加急费、中介费等一大笔钱，就算是‘卖论文，也没有这么倒贴钱的！”显然，一些期刊管理者，已经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术做成了生意。

在金钱导向下，很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奇葩论文屡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因此，追根溯源，与其说是一些论文太奇葩，倒不如说是一些权力太任性，后者是因，前者才是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药方：只有权力不越界，奇葩论文才能不那么轻易“出炉”。

【原载《法治周末》】

●浙江嘉善 殷欣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