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航，王 恺，孙庆伟，胡东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0 引 言

织物在人类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有机物易降解，只有在饱水环境、极端干燥等环境下，古代织物才有可能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这对于研究古代人们生产和使用织物产生了障碍。对于保存情况较为良好的织物，主要通过纤维的显微结构进行鉴定，如贾应逸等[1]利用扫描电镜对古代毛织品进行了鉴定。但大多情况下织物腐朽严重，常规的手段不足以了解织物的原料。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纤维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鉴定方法，如陈华锋[2]通过测定山西绛县倗国墓地出土的荒帷印迹中的氨基酸序列，确定其为丝绸制品，郑秦等[3]利用丝素蛋白抗体对丝织品残留物进行鉴定。

在周原遗址2017年度齐镇发掘区田野考古发掘中，有机质文物腐朽情况极为严重，仅个别墓葬中发现织物遗迹，相关发掘者通过遗迹现象推断织物可能为草席或荒帷，或直接包裹尸体，或覆于棺椁上。在取样分析后发现织物中几乎没有具鉴定特征的纤维，另一方面，“草类”(禾本科等)纤维可鉴定特征不足，即便未腐朽也存在鉴定上的困难。但禾本科植物茎叶表皮硅质化程度高，相较于内部纤维和薄壁组织更易于保存，同时禾本科植物表皮细胞及其中发育的硅酸体通常也具有较显著的鉴定特征，是鉴定草类编织物较为理想的材料。植硅体分析在农作物起源研究中应用较为普遍[4-6]，近年来植硅体也被利用于鉴定植物编织物[7]。本研究通过对这一批织物样品中植硅体的鉴定，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田野发掘过程中的遗迹现象，了解西周时期丧葬织物(草席)的编织原材料，丰富考古学信息。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周原遗址齐镇发掘区墓葬共计40座，但墓葬中纺织品保存状况极为不佳，仅个别墓葬保存少量疑似织物遗存，研究采集的样品包括2017ZYIB3M10、M19、M29、M30、M38的织物样品。织物在墓葬中的位置似无定处、性质不明，残存织物腐朽严重，多呈白絮状或白色薄片，残存面积较大的样品保留有编织结构。其中M10织物位于人骨上方及下方，可能直接包裹墓主或铺于棺上；M19中仅见于腰坑，可能用于包裹殉狗或塌落入腰坑内；M29织物位于二层台板灰上，可能盖于棺或椁上；M30织物位于板灰上方，可能覆盖于棺上；M38中织物位于人骨上方及下方，遍及全身，仅M38初步定性为包裹墓主的草席，其余样品多推测为殓席。由于在后续分析中发现所有样品实际均来源于禾本科植物，因此定名为草席较为合适，以下均称为草席。由于草席的保存状况极为不佳，残存草席仅见交织结构，具体编织方式不甚清晰，似为平纹，其中M10草席表面残存明显的朱砂纹样(图1～4)，可能为原先绘于草席上的纹饰。此外，不少保存略好的样品上还能观察到近圆形的孔洞(图4)，可能为穿绳的针孔或生物活动造成。

图3 M30草席样品Fig.3 Straw mat sample of M30

图4 M38草席样品Fig.4 Straw mat sample of M38

1.2 鉴定方法

1) 织物的显微组织初步观察。挑取薄层样品，置于载玻片，滴加一滴中性树脂密封，利用LEICA DM4500P偏光显微镜观察。初步观察后判断织物具有相同的禾本科植物特点，但纤维降解严重，表皮细胞与皮下组织重叠，不易观察，因此对植硅体分离鉴定。

2) 植硅体的分离与观察。取少量织物样品，加入浓硝酸(65%)加热至微沸，直至有机物基本完全氧化分解(无棕色气体产生且残余物变白)，洗涤沉淀至中性，取少量沉淀物于铝片上烘干，利用HITACHI TM3030扫描电镜观察。另取少量沉淀物于载玻片烘干，滴加一滴中性树脂封片，利用LEICA DM4500P偏光显微镜观察。

3) 常见可编织材料的茎秆表皮细胞及植硅体的观察比较。将小麦(Triticumaestivum)、大麦(Hordeumvulgare)、稻(Oryzasativa)、竹(Bambusoideae)、芦苇(Phragmitescommunis)和香蒲(Typhaorientalis)的茎秆中部表皮撕下，用手术刀片刮去内侧多余的皮下组织，将表皮脱水后，滴加一滴中性树脂封片，利用LEICA DM4500P偏光显微镜观察并与待鉴定样品比较。

2 显微形态

经观察，样品中主要包含硅质化程度不同的典型禾本科植物表皮细胞和皮下组织，有机质降解严重，细胞形态主要因硅质化而得以保存。其中最为丰富的植硅体主要为长细胞分枝型植硅体及长细胞细胞腔内的分枝型植硅体(图5～6)、硅质化程度不同的茎秆表皮长细胞(图7～8)，短细胞(帽形)植硅体(图8红色箭头，即表皮成对短细胞中的硅质细胞)、毛细胞植硅体(图8黄色箭头)、硅质化的气孔器(图9)。对比Zhang的研究[7]中对田螺山遗址芦苇编织物和现代芦苇的显微特征，以上植硅体形态特征和组合完全符合芦苇茎秆中植硅体形态。所见气孔器形态亦与芦苇叶表皮气孔器形态一致，为低屋顶形至近平行[8]。比较几种常见可用于编织的植物茎秆表皮显微形态及其中植硅体形态(图10)，可知芦苇茎秆表皮中长细胞边缘为深波浪状，由此形成的分枝型植硅体、刺球型(或称毛基)植硅体在图中几种植物中是独有的，并且其中圆形的硅质细胞和弯月形栓质细胞也具有明显的区别图中其他植物的特征，因此判断样品为芦苇(Phragmitescommunis)。在观察过程中，未见芦苇叶片中常见的鞍型植硅体及表皮机动细胞中独有的盾形植硅体[9]。由此可知，编织前芦苇茎秆去除了叶片，但仍然发现了少量的叶鞘表皮细胞(图9)，因此在编织过程去除叶鞘时可能较为随意，无意地保留了少量的叶鞘。

图5 长细胞分枝型植硅体及长细胞腔内分枝型植硅体背散射电子图像Fig.5 Back scattered electronic image of long cell dendriform phytoliths and dendriform phytoliths within long cells

图6 长细胞分枝型及长细胞腔内分枝型植硅体光学图像Fig.6 Optical image of long cell dendriform phytoliths and dendriform phytoliths within long cells

图8 表皮细胞中短细胞和毛细胞植硅体Fig.8 Short cell phytoliths and hair cell phytoliths in epidermis

图9 气孔器及叶鞘表皮长细胞Fig.9 Stomata and epidermis long cells in leaf sheath

图10 植物茎秆表皮显微形态Fig.10 Epidermis microstructures of stems from a few plants

3 讨论——苇席的性质与用法

《周礼·大宗伯》[10]言“以丧礼哀死亡”，丧葬在人类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尤是。《周礼·大宗伯》[10]中“吉、凶、宾、军、嘉”之五礼，《礼记·王制》[11]49中“冠、昏、丧、祭、乡、相见”之六礼，《礼记·礼运》[11]75中“丧、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八礼等种种说法，丧礼均在其列。《礼记·檀弓上》[11]26：“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曰：“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12]另《礼记·丧大记》[11]154载：“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由是可知士贵族的葬具特点为单棺单椁。本研究样品所涉及的墓葬除M30、M38为单棺之外，其余墓葬均为一棺一椁，符合士的葬具特点。经鉴定草席样品由芦苇茎秆编织，亦符合《礼记·丧大记》[11]151中关于殓席的记载：“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

周代的丧葬制度多载于《仪礼》和《礼记》，又以《仪礼》中《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记载最为详尽，其中《士丧礼》和《既夕礼》主要记载从死亡到入葬的过程，不乏对”苇席“用法的描述。

苇席的第一种用途是用作“卧席”。唐代孔颖达对“士以苇席”正义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丧礼记》云‘设床，当牖，下莞上簟’，《士丧经》云‘布席于户内，下莞上簟’，谓小敛席也。大敛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如士始死’，至大敛，用席皆同也。”簟者郑玄注曰：“细苇席也”[12]759-771。另《既夕礼》：“设床笫，当牖。衽，下莞上簟。设枕。”郑玄注曰：“衽，卧席。”[13]473因此，死者的卧席即是“下莞上簟”。“莞”字在《康熙字典》[14]解释为：“《说文》草也，可为席。《诗·小雅》上莞下簟(此处或为谬误，《诗经》原文为下莞上簟)。《笺》小蒲之席也。《尔雅·释草》莞，苻蘺。《注》白蒲，一名苻蘺，楚谓之莞蒲。《礼·礼器》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设。《前汉·东方朔传》莞蒲为席。《注》莞，今谓之葱蒲。”大体上，可以认为“莞”即指“蒲”，即今天所说的香蒲，与芦苇一样是一种水边常见的高大草本植物。由《士丧礼》中“布广如初”至“主人奉尸敛于棺”[13]433-434可知棺中尸下有席，直至入葬未有变动的记述，此为西周墓葬中发现苇席的第一种可能——卧席。

第二种用途为“抗席”，《既夕礼》：“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缩二。加抗席三。”[13]452又云“至于圹陈明器于道东西北上”、“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郑玄注曰：“抗，御也。所以御止土者。席，所以御尘。”[13]470由是可知，西周墓葬的棺上有折，折上有三层苇席，苇席之上为抗木，用以阻挡尘土。

在加折于棺上之前，还“藏苞筲于旁”[13]470，后云“苇苞，长三尺，一编。菅筲三，其实皆瀹”[13]484。郑玄注“苞二”曰：“所以裹奠羊豕之肉”[13]453。此为西周墓葬中出现芦苇编织物的第三种可能——苇苞，用以包裹殉牲。另唐贾公彦释曰：“云‘于旁者，在见外也’者，以其加见，乃云‘藏包筲’，故知见外也。云‘不言瓮甒，馔相次可知’者，以其陈器之法，后陈者先用，瓮甒后用包筲，包筲藏，明瓮甒先藏可知，故云相次可知。云‘四者两两而居’者，谓包筲居一旁，瓮甒居一旁，故云两两而居也。引《丧大记》欲见椁内棺外，所容宽狭，得容器物之意也。”[13]470由此明确了苇苞的位置在棺椁之间。

此外，另有奠席、装饰柩车等其他用途，但此类苇席相关的物品并无明确入葬的记载，因此不过多讨论。

上述文献主要讨论的对象为士阶级，本研究中的M10、M19、M29三座墓葬符合士阶级的葬具特征。因此，依据文献所记载的苇席用法，对此三座墓葬中苇席的用途性质进行判断，姑且参考士阶级的丧葬标准对墓主阶级不明的M30和M38也进行推测，结果列入表1。

表1 墓葬出土苇席的用途性质判断结果Table 1 Probable usages of the reed mats excavated from tombs at Zhouyuan Site

此外，未观察到香蒲存在的植硅体证据，很可能是由于其植硅体并不丰富未被观察到。但由于《仪礼》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目前发现的葬具特征均符合其记载，因此推测“下莞上簟”的组合可能是存在的，具有卧席的M10和M19原先可能还存在莞席。

4 结 论

西周时期的丧葬制度是极为复杂的，葬具及随葬品种类亦是繁多，但众多有机质文物往往不易保存而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因此，尽可能地从此类文物的残存遗迹中获取其文物信息即是对其最好的保护。过去很少关注到西周墓葬中殓席的原材料，对于降解严重的编织物肉眼判断为草席尚存疑问，很难将其与古代文献材料相联系，也无法准确地解释田野考古中草席遗存的相关现象。而本研究通过对草席样品中植硅体特征的比对，判断草席由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编织而成，结合《仪礼注疏》《礼记正义》等中对苇席用法的记述和实际的发掘情况，推断苇席可能为棺内垫于墓主下方的卧席或棺上抵御土壤的抗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