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一书对于近代外交官群体的研究是全方位的，聚焦于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时期的外交人员。该书相较于按国别划分的外交群体的既有研究，这一整体全方位的视角不乏新意，且有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不过，该书未将外交官群体的形成置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实为本书一不足之處。

关键词：外交官;群体;总理衙门;外务部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4-0125-03

李文杰的新著《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是著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于2017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系列第16辑。李文杰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师从茅海建先生。2011年至今，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2015年在《历史档案》发表论文《晚清驻外参赞研究》、2011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论文《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2010年在《史林》发表论文《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研究》。自己整理资料《吕海寰资料两种》《英轺日记两种》，这些资料也在本书中得到运用。本书被茅海建先生称为“是超越前人的关于晚清外交的优秀历史学著作”。罗志田先生也说“本书文字清晰、文风朴实，属于有多少依据说多少话，这在今日的学术著作中也是不容易见到的。”自2017年出版以来获得好评，在研究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作如下评述，期望与各位读者进行共同的阅读与探讨。

一、主题内容

“外交”一词作为外来词语，这一概念一般是指两个国家代表以谈判方式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及经过。但是，众所周知，早在唐代已出现科举制度，它成为传统中国的重要选官制度，也是储备外交人才的重要举措，但这并不适用于近代西式的外交制度，后来科举制度沿用至光绪三十二年（1905）废除。自民国时期学界开始研究外交制度以来，目前外交史是近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本书首先以汪大燮在其主编的《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一书中所写序言为导入，并结合“汪大燮发迹于总理衙门，历任清驻英公使、外务部侍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署理国务总理，亲身参与或见证自甲午战后中国多项重要的外交决策”[1]2，引出本书所谈主旨问题“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本书主要探讨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或“细化为如下系列问题：在传统的官僚系统之中，外交官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方式对外交实践有怎样的影响？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功能如何，又有怎样的出路？科举制度停废之后，国家如何选拔外交官？”[1]4

关于外交官的定义，现代国家主要将其定义为派驻外国的各级使节，如大使、公使、驻办、代办公使及使署内的一切职员。[2]12而晚清时期的外交官相较于现代意义的外交官则有所差异。本书论述，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总理衙门、外务部、驻外使馆三机构的人员。包括总理衙门大臣、章京、驻外公使、参赞、随员、翻译官、外务部大臣、丞、参议、司员等由总理衙门及其改组而成的外务部官员和驻外使团成员这一庞大的外交人员群体。[1]4但如果本书根据总理衙门、外务部、驻外使馆三机构来安排章节，前后文会显得较为凌乱，因为驻外使馆的运作跨越总理衙门与外务部两个时期，所以在本书的章节设置上，著者以时间为轴，作纵向论述的方式，分为上编总理衙门时期（1861—1901），与下编外务部时期（1901—1911）。先论总理衙门，再论同时期的驻外使馆;然后论及1901年外交改革、外务部成立，最后再论改革之后的驻外使馆。

上编总理衙门时期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对清朝办理外事的机构礼部、理藩院、总理衙门及驻外使馆做以介绍。第二章对总理衙门大臣的权责与局限、职能、选任途径、任职缘由、日常运作与权力更迭、任期与离署等内容分别做介绍。第三章对总理衙门章京的职责与职能、考试与选拔、仕途、生计与褒奖、升迁与去向、任期与身份背景等内容做介绍。第四章则主要对总理衙门翻译官与地位较低的吏员（供事）的设置、待遇和出路等进行简单的论述。第五章对驻外公使这一群体进行讨论，探讨其演进过程与特点。第六章对驻外外交人员中的参赞、领事官、翻译官、随员、供事与学生进行论述。通过搜集晚清驻外外交人员的履历，分析他们的教育背景、来源、去向、招募方式，探讨上述因素对近代外交行政造成的影响，讨论晚清驻外外交官群体演进的趋向。

下编外务部时期共分四个章节，第七章谈论外务部的设置与外交改革，梳理晚清时期外交改革的思想，区分外交改革中内外力量所起作用，探讨1901年及其后外交改革的缘起、实践及其效果。第八章则主要是对外务部官员的描述。通过对诸多具体数据及事例的分析，探讨清季十年间外务部官员的培养、选用、来源与去向等系列问题，对外务部组成人员的结构变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第九章对辛亥之后的驻外公使群体的来源、庚子事变后清朝的使才保举与选人制度进行探讨。第十章主要以庚子之后的驻外人员为研究对象，重点选取参赞群体作为说明对象，他们的特点最能显示出驻外人员的群体特征。

二、方法特征

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一些有识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与西方人士进行交往时，对西方知识认识开始加深，以奕.、李鸿章等为首的封建官僚也逐渐认可“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及“师夷长技以自强”和“中体西用”等思想[3]135。而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的外交，从制度到形式、内容、方法，多为西来，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为传统的中国外交体系在历经多次冲突与教训的外来压力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才从形式上接受近代西方的外交模式，成立总理衙门。

目前总览学界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四点：其一，外交思想研究;其二，外交体制研究;其三，驻外使领馆研究;其四，外交人物个案和群体研究等等。其中晚清外交体制和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外交个案或群体的研究相比而言，则较为滞后。[5]

我们关于那段历史的具体细节、国权丧失的經过，已有大致清晰的认识。“在北洋外交史研究领域，随着外交档案的挖掘，以及学者对政治权利介入的思考与自觉远离，事件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其理解也逐渐深刻与多样化。”[1]527既往关于外交人员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层外交人员，对中下层人员介绍颇少。本书则解决了这一通病，对各层次人员均做介绍，并专门插入外交人员成长的个案章节，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而且以往研究多按照国别来进行分析，缺少对于该群体的整体研究，可见外交官这一整个群体在目前学界研究较薄弱。如梁碧莹的《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4]一书，依据出使日记及部分外交档案，仅将研究聚焦于驻美公使这一块，对其他国家驻外公使则毫无涉及。

除此之外，“既往研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关于人物的，尤其是外交人物群体的研究。我们从很多论著中看到有关总理衙门、外务部的组织结构、内部分工的介绍，也看到不少总理衙门与督抚相互关系的论述，然而，总理衙门除大臣外，其内部的组成人员还有多少，来自何处，他们各自的日常工作是什么？与督抚、与海关在人事、业务上有怎样的纠缠与往来？其往来的动机是否真是有意强化支配？”[1]13而这些细节问题的解决，会让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深入。总体来看，目前没有把当时整个驻外公使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章。

较以往研究相比，本书则通过从制度、人员、组织结构的视角考察晚清到民国初年，国内外办理外交人员从何处产生，他们具备怎样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与思维方式，他们的外语程度如何，是否具备一些群体的特征，清末民初几十年间，这一群体有着怎么样的变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视角更为深入、而且着眼于外交官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对于多年来困扰我们的问题本书运用充分的资料给予回答，可见著者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本书一大研究方法特色是运用诸多的个案，以此来弄清晚清外交的执行机构——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的人员构成、人才选用、权责分配等诸多制度问题，重新建构起外交人员从传统的科举选官制度到西式外交制度下，逐步发展的全过程，借此通过制度视角探寻清末民初外交表现的原因。黄宽重先生认为：“以个案方式进行研究，可以避免选题太大，过于宏观、见林不见树、流于空泛的弊病。”[5]2本书中的个案分析如在第三章总理衙门章京这一部分，著者在前五节根据官方档案、政书及私人信札、日记，已经勾画出总理衙门这一制度的框架。在第六节中著者通过对一位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仕宦生涯的描写，让框架里的内容更为丰富。著者依据杨宜治自己撰写的私人性质的稿本日记，结合清代档案，通过具体细节的讨论，还原总理衙门章京的来源、升迁、经济来源、日常生活、仕途发展，并经过诸多细小问题的论证，勾勒出一个大的日常生活全景，进而探讨上述因素对晚清政治外交运作的影响。第九章驻外公使以清末民初外交家汪大燮为例，考证其生平、叙说其经历，重点讲述外交制度变革下，汪大燮的职业成长，并结合他的个人历史，简单展示外交制度的运作、变革及其意义。

本书最大优势在于史料积累，较之以往研究相比，本书所引资料更为丰富。书本第537页的“征引文献”和第553页的“人名索引”，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在北京与台北等各个地方找寻资料的身影。本书还吸收了日本、美国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出国际性的视野。但本书也对传统的史料和档案做了充分运用，如作者对清朝在选拔以及考察官员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履历档》《电报档》、宫中档、军机处档案及总理衙门、外务部自己的部门档案等资料多次运用在书中。除档案资料外，日记、书信、笔记、回忆录等其他资料也被引用。当然也有著者在读博时所整理的一些资料。如《近代史资料》第123期里的《吕海寰资料两种》，可见平日阅读一手原始资料之重要性。

本书也大量采用表格的形式为读者直观展示史料与表达论点，配合及补充文中论述，部分地方也使用了“题名考”，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目了然。

三、缺点与不足

“清前期中外交往的主要形式以宗藩关系下的朝贡往来为主，也间有中西互市贸易交往。由此对应而产生的交往机构，一则为官方负责朝贡事宜的直属机构，一则是辅佐中央政府进行对外往来的相关机构。”[6]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是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相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直接表现，也是接触西方文明的必然结果。本书在书写过程中，没有把外交官群体的形成过程放置在中国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感觉仅是对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人员的权责、职能、升迁与去向等内容做以介绍，即使运用到很多材料作为论证，但对于当时总的大环境并没有涉及太多，可能在著者看来，对于他们之间内部联系和大环境的介绍显得没有必要。

本书是关于晚清外交制度史比较翔实的研究，包括了总理衙门、外务部和驻外人员三部分内容。当然从制度来看，晚清外交的突出问题是外交官员是差使而非职缺，即杜家骥先生所言“……这就导致官缺不够，常出现十几人或几十人争一官缺，几十年不得补官的情形。[7]这种情境进而导致外交官外语能力的不足、驻外使节对国外情报搜集的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著者在文中也通过举例来进行论证，但是要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可能远非制度史研究所能够解决，这与中国尚末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书中相较于丰富的中文资料来看，外文资料运用则显得略少，主要是一些著作的引用，对于外国的档案文献资料没有进行充分的挖掘。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文字错误。如475页：“除来自江西的李盛铎与来福建的吴德章”一句，后一处的“来”也应为“来自”。517页：美国弗吉利亚大学，应为弗吉尼亚。

结语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一书视角独特，史料丰富，资料充实，从制度、人员、组织结构的视角考察了晚清到民国初年（1861—1911），国内外办理外交的人员从何处产生，具备怎样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与思维方式，外语程度如何，是否具备一些群体的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就本书的叙事方法来看，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使读者看之更为顺畅易懂。书中各章节所拟标题大体明晰，对学界论述较少，史料发掘极为有限的总理衙门章京、驻外参赞、领事、翻译官群体论述较多，旨在全面揭示与上述群体相关的、末曾被学界深入研究的论题。读者通过看目录即能对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做大概的把握。虽然书本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外文资料引用不足，出现一些文字错误，没有将外交官群体的形成过程放置在中国近代化的整个历程中。但相比较缺点来说，优点更为凸出，实为一本历史学专业外交领域的佳作，值得推荐。

参考文献：

[1]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

[2]杨振先.外交学原理[M]//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

[3]徐锋华.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4]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

[5]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6]白哲.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8.

[7]杜家骥.清代官员选人制度述论[J].清史研究，1995（2）.

作者簡介：许贝红（1995—），女，甘肃庆阳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