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虹，张 柯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昆明 650500)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欠发达地区关注的焦点，对于经济落后并且农业人口数量超过全省总人口数一半的云南省而言，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制约着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影响着社会的长治久安。根据云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2015—2018年云南省城乡收入比值分别为3.19、3.17、3.14、3.11(1)数据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到。，而2015—2018年全国平均城乡收入比值分别为2.73、2.72、2.71、2.69(2)数据来源于《农村绿皮书》。。由此可见，近年来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都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势必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严峻挑战。所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并如何解决，成为云南省迫在眉睫的问题。据此，从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方面进行探讨。

随着一系列普惠金融政策的出台，说明我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普惠金融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决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发展普惠金融不仅是增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覆盖面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敛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可是，云南省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普惠金融发展也未取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那么，云南省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否符合倒“U”型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违背了惠及弱势群体的内涵和收敛城乡差距的目标？同时，根据G-J模型(Greenwood & Jovanovic Model)可知，经济水平在金融市场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决定性且截然不同的影响(杨俊等，2006)[1]，在经济水平较低阶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初期并不完善，经济弱势群体进入金融市场有较高门槛，从而导致与非经济弱势群体之间的投资回报及资本使用率不同，收入差距也会由此扩大。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和进入门槛逐步降低，弱势群体能够逐渐获得金融资本和高投资回报，收入差距也会趋于平等，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对于经济不发达的云南省而言，是否会因为经济基础落后而导致普惠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从而不能起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动态交互关系？既有研究并未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和明确解释。

为此，基于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的理论基础，通过理论推导分析两两之间的内在机理以及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云南省16个州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Panel-var模型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说，以期揭示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动态影响。

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述评；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为数据选取与测度；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间进行研究。

在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何种效应。首先，Kuznets(1955)[2]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但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观点，张定胜等(2004)[3]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并无任何关系。Roland(1996)[4]则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仅存在负相关关系。其次，有观点认为，某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无倒“U”型库兹涅茨关系(Klans et al.,1998)[5]，二者呈不确定情况。Piketty(1997)[6]认为经济之所以会对收入差距有所影响，是因为初始收入分配决定了长期财富分布，并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有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例如经济体制转型，也有影响收入差距减缓的因素，例如政策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大小才会最终使得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减小，亦或不变(李实等，2010)[7]。

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金融获得性角度探讨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以及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何种效应。首先，金融排斥理论(Financial Exclusion Theory)认为：经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缺少足够途径取得相应的金融服务，或者在接触与利用金融服务方面存在困难，于是便被金融系统排斥在外(封思贤等，2014)[8]；而金融系统中产生的金融排斥，不仅阻碍着经济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并且还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增长，甚至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制约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沈丽等，2016)[9]，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由此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薛宝贵等，2016)[10]。因此，作为解决金融排斥问题的普惠金融，自从被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引入至今，便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焦瑾璞(2010)[11]认为，普惠金融是一种为包括经济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方式；并一直都将其看作是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有利推手(Khan，2012)[12]。其次，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普惠金融发展能够起到减缓收入差距的作用(李建伟等，2015[13]；杨立生等，2018[14])，根据金融发展理论(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可知：在经济不发达阶段，金融市场在发展初期并不完善，此时城乡收入差距会因此扩大，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也会不断成熟，城乡收入差距便开始缩小(Jeremy and Boyan,1990[15]；Galor and Zeira，1993[16])，继而导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所以，普惠金融的内涵虽然是减缓城乡收入差距和推进效率与公平(李建军和韩珣，2019)[17]，但是其发展核心依旧是根植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仅仅是针对的人群不同而已(星焱，2016)[18]。所以从金融市场发展理论角度看，经济水平以及区域异质性会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起着决定性影响(武丽娟等，2018)[19]，致使普惠金融发展并不一定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而是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呈现倒“U”型影响(黄永兴等，2017)[20]。

在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黄倩等，2019)[21]。二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温涛等，2005[22]；周斌等，2017[23])。三是金融发展会由于金融规模与金融调控两部分的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最终导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同(俞立平等，2012)[24]，致使二者之间出现倒“U”型关系(付莎等，2018)[25]。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但也存在以下几点需要完善：第一，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目前尚不成熟，而关于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大都集中在两两之间的研究，将三者归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还很缺乏。第二，现有研究大多将金融发展等同于普惠金融发展，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区别，并且大多数文献还将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也一并等同，并认为二者对收入差距减缓的效应程度也一样，但实际上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在不同阶段对收入差距的减缓有着不同的效应，这很少被学者们重视与注意。第三，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以及面板数据的OLS法进行两两之间的实证，未充分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滞后性，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较强解释力。第四，现有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对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探讨，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实际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其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健全，所以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在一开始就跨越门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以及普惠金融市场发展的双重落后，往往不能在一开始就跨越普惠门槛，所以现有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够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很好的解释。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借助现阶段少有使用的Panel-var模型，将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归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二是基于云南省城乡人口比重，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指标。三是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考虑其中，并进行实证分析。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可知：在经济不发达阶段，金融市场在发展初期并不完善，城乡收入差距会由此扩大，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金融市场会逐渐成熟，城乡收入差距便开始缩小(Jeremy and Boyan,1990)[15]。普惠金融虽然是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与机会，推进效率与公平(李建军和韩珣，2019)[17]，利用金融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其发展核心依旧是根植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星焱，2016)[18]。所以对于欠发达地区云南省而言，由于经济水平较为低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发展初期并不成熟和完善，金融资源配置也并不均衡，因此经济弱势群体获取金融服务也会面临较高门槛，即便是发展普惠金融，也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场水平的限制，金融门槛并不会一开始就降到惠及全体成员的最低点。所以普惠金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发展初期，非弱势群体能够跨越门槛使用金融资本，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黄永兴等，2017)[20]。

普惠金融发展在欠发达地区一开始虽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会很快就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加大差距。但是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市场得以完善，金融门槛逐渐降低，弱势群体跨越门槛的数量逐渐增加，“长尾人群(3)“长尾”是指统计学中幂律和帕累托分布的特征，具体是指人们只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描绘这些人或事，人们便只在意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本文中的“长尾人群”是指经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逐渐减少，金融服务可得性增强，金融资本使用率及回报率逐渐提高，收入也因此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收敛。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熊德平(2005)的研究，以普惠金融发展为突破口，对其理论推导进行改进，并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欠发达地区经济体仅有城市与乡村；假设2：仅有资本流动，无劳动力流动与技术进步。基于此，给出反映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生产函数，即式(1)：

Y=f(K,L,F)

(1)

其中，Y为经济产出，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F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了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劳动力看成最大容量并采用m表示，总产出式(1)便变为仅取决于资本投入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式(2)：

Y=m×f(K,F)

(2)

对式(2)取全微分，并将普惠金融发展视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函数，可得式(3)和式(4)：

(3)

F=h(ifi)

(4)

其中，ifi为普惠金融指数。

对式(4)进行全微分，并与式(3)联立，可以得出式(5)和式(6)：

(5)

(6)

将式(6)两边同时除以m，则可得人均产出增长函数式(7)：

(7)

采用α表示资本边际产出，β表示普惠金融发展边际产出，式(7)便可以变为人均产出增长函数式(8)：

(8)

由式(8)可得城乡人均产出函数式(9)和式(10)：

(9)

(10)

将式(9)与式(10)两式相除，得到城乡收入差距函数式(11)：

(11)

其中，Theil为城乡收入差距，i=1为城市，i=2为农村。

(二)研究假说

1.经济体封闭，无普惠金融的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封闭条件下F=0。式(9)、式(10)就仅靠资本边际产出决定，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式(11)而言，由于经济增长及马太效应(4)马太效应是指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大成功和进步。本文的马太效应是指资本积累。的存在，城市资本边际产出会高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会因此拉大，但是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现象的存在，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由此得出推论1：

推论1：在经济体封闭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2.经济体开放，有普惠金融的发展

推论2：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

推论3：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

推论4：在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推论，得出以下假说：

假说H1：对于经济落后的云南省而言，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假说H2：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和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普惠金融发展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市场的逐渐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假说H3：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互扩大关系。

假说H4：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存在直接与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

四、数据选取与测度

(一)普惠金融指标选取与测度

根据数据可得性与科学性，参考Honohan (2008)[26]和Chakravarty等(2013)[27]的研究，普惠金融发展采用普惠金融指数大小表征，并借鉴Sarma 和Pais (2011)[28]、王婧等(2013)[29]以及李建军等(2019)[17]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构建体系，最终得到云南省16个州市的普惠金融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12)

最终得到云南省2011—2017年各州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云南省2011—2017年各州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根据国际上对IFI的划分标准：0

(二)经济增长数据选取

对于经济增长数据的选取，章合杰等(2015)[30]一致的观点都是采用人均GDP(RGDP)表示，因为RGDP能够很好地解决人口基数问题以及反映真实的经济增长程度，所以本文对经济增长数据的选取(5)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将通过计算RGDP的增长率ERGDP表示。

(三)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选取

借鉴张贺等(2018)[31]和陈啸等(2018)[32]学者的研究，采用泰尔(Theil)指数对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6)数据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之所以选取泰尔指数，是因为泰尔指数能够充分考虑人口基数的影响，对“长尾”数据的变动也十分敏感。并且泰尔指数可以分解，根据测度对象不同可以分解为组间以及组内进行差距测度，因此选取泰尔指数表征云南省16个州市的城乡收入差距，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反映出高低收入的两端差距，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测度组间差距，具体计算公式为：

(13)

其中，i=1表示城镇，i=2表示乡村，Y为收入，N为人口。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实证分析采用2011—2017年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人均GDP增长率以及泰尔指数，建立Panel-var模型，并考察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假说。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Panel Vector Auto Regression)由Holtz Eakin(1988)提出并由Love 和Zicchino(2006)完善，是能够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动态以及滞后关系的计量模型。本文选取PVAR模型作为实证研究模型，并通过Stata14软件探究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14)

其中，yi,t表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人均GDP增长率(ERGDP)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Theil)；ai表示个体效应向量；γt表示时间效应向量；βj表示滞后期的待估矩阵系数；p表示滞后期；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平稳性检验与最优滞后阶选取

鉴于本文研究的数据特点是典型的宽截面短时间数据，考虑到单位根检验功效较低，所以借鉴周斌等(2017)[23]的研究，将其视为平稳数据。

通过建立1-2阶的PVAR滞后模型进行估计，并采用MMAIC、MMBIC、MMQIC标准判断最优滞后阶数，考察PVAR模型的稳定性，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滞后阶数的估计结果

注：*号代表为最小值，根据*号判断最优滞后期。

根据表4可知，MMAIC、MMBIC、MMQIC分别在滞后一阶处于最小值，所以采用PVAR(1)模型进行实证。式(14)可变为式(15)：

(15)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

在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之后，需要对PVAR(1)进行平稳性检验，如图1所示，PVAR(1)模型的三个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所以PVAR(1)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PVAR(1)模型的具体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PVAR(1)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表5所示，对于Theil而言，Ergdp和Ifi都不是Theil的格兰杰原因，Ergdp、Ifi并存是Theil的格兰杰原因。这是因为云南省的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小，但这并不违背库兹涅茨曲线。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资本结构与渠道发生改变，经济增长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强度会随之增加，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与普惠金融发展并存以及普惠金融自身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对于Ergdp而言，Theil不是Ergdp的格兰杰原因，Ifi和Theil、Ifi并存是Ergd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城乡资本以及城乡储蓄率在经济较低水平阶段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资本获得机会以及渠道开始丰富，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力度开始增强，所以城乡收入差距与普惠金融发展并存以及普惠金融自身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对于Ifi而言，Theil和Ergdp以及 Theil、Ergdp并存均不是If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而普惠金融发展也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云南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内生性，与理论相符。这是因为普惠金融已经从外在于经济的金融工具转变为内在于经济的普惠金融资源，这主要体现在其功能的转变(温涛等，2005)[22]以及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不同(顾胥，2017)[33]。传统金融工具是撬动经济的杠杆，主要是以外力的形式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普惠金融是基于传统金融功能的提升，对资本的获得、配置与集聚等都有进一步的深化与扩展作用，并且从其内涵中也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已经内化于经济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引导与主导性作用(星焱，2016)[18]。

(五)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直观地反映冲击变量和响应变量之间的正负动态关系。本文通过蒙特卡罗实验模拟300次，将冲击时间设置为10期，得到如图2所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根据图2可知，对于Ifi而言，给定Ifi一个正向标准差冲击，Ifi会对自身产生一个较小的正向作用，并且在第5期开始逐渐收敛，在第10期开始消失；同时Ifi会对Ergdp产生一个较小的正向冲击，并且在第2期达到正向最大，之后便开始下降，在第5期开始逐渐收敛，在第10期开始消失，这表明普惠金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同时Ifi会对Theil在前5期产生一个极小的正向冲击，并在第5期之后开始逐渐增大，在第8期达到最大，在第10期开始逐渐收敛并消失，这表明当前云南省的普惠金融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有更多群体能够有机会使用金融资本并积累财富，但是由于金融天生具有“嫌贫爱富”的特质以及云南省当前的经济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使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不足，社会“长尾”群体还不能够充分获取资本并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造成了普惠金融发展在还不够成熟的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却有扩大作用。

对于Ergdp而言，给定Ergdp一个正向标准差冲击，Ergdp会对Ifi产生一个极小的负向影响，并逐渐收敛且在第10期消失；同时Ergdp会对自身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并且在第1期便达到正向最大，之后便急剧下降，在第5期开始收敛，在第10期消失；同时Ergdp对Theil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并且在第3期左右达到正向最大，在第5期开始收敛，在第10期消失，这表明云南省经济增长在与普惠金融并存时，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Theil而言，给定Theil一个正向标准差冲击，Theil对Ifi的冲击影响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同时Theil会对Er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并且在第1期达到正向最大，在第5期开始逐渐收敛，在第10期开始消失，这表明城乡收入与普惠金融并存时，会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同时Theil会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第1期达到最大，在第8期左右开始逐渐收敛，在第10期消失，这表明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当期城乡收入差距会在长时间内扩大接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云南省经济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比较低，从而使得“马太效应”导致贫者越贫现象出现。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主要是研究各变量之间相互冲击的贡献度，根据上述脉冲响应，并以此为基础做出Theil、Ergdp、Ifi的方差分解，具体如表6、表7、表8所示。

表6 Theil的方差分解

由Theil的方差分解可知，Theil主要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Ergdp对Theil的影响虽然在不断增大，但是程度较小；Ifi对Theil的影响更微弱，在第10期仅有1.2%对Theil有影响。由此可知，Theil变动受自身因素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Ergdp、Ifi的影响。说明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在长时间内扩大接下来的城乡收入差距。

表7 Ergdp的方差分解

表7(续)

由Ergdp的方差分解可知，Ergdp受到自身的影响程度较大；而Theil对Ergdp的影响程度总体而言比较小；Ifi对Ergdp的影响更加微弱，在第10期仅有3.8%对Ergdp有影响。由此说明Ergdp的变动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Theil、Ifi的影响。

表8 Ifi的方差分解

由Ifi的方差分解可知，Ifi受到自身的影响程度较大，但Ifi受到自身的影响程度在逐渐降低；而Ergdp对Ifi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Theil对Ifi的影响一直都很微弱，在第10期也仅有5.4%对Ifi有影响。由此说明Ifi的变动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最大，但是Ergdp对Ifi的影响会逐渐增强，而Theil对Ifi的影响很微弱，这是因为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目前还不能够与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良性互动。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与普惠金融发展并存才是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无格兰杰关系，并且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内生性机制。

2.脉冲响应检验结果

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经济增长与普惠金融共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与普惠金融共存会促进经济增长。

3.方差分解检验结果

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均较小，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更多是受到自身的影响。

4.综合检验结果

对于云南省而言，之所以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未实现良性互动，是由于云南省的经济水平和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较高的经济水平和完善的普惠金融市场才是三者实现良性互动以及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前提，这与Banerjee等(1993)[34]和Galor等(1993)[16]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二)理论贡献

传统的库兹涅茨理论探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探析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同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命脉，二者之间又天生相互依存。故此，本文通过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引入经济增长，并将库兹涅茨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相结合，探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起到的作用及其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基础。

(三)管理启示

1.扩大普惠金融市场规模

鉴于云南省当前的普惠金融市场还较为落后，还不能够通过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矛盾，所以云南省的当务之急是加快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扩大普惠金融市场规模，加强金融服务在贫困地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社会弱势群体获得金融产品的机会和渠道，普及普惠金融知识，使贫困人群能够充分使用金融资本增加自身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培育多元化普惠金融机构

培育多元化普惠金融机构，是为了降低贫困地区的金融准入门槛，并向社会所有群体提供相应层次的金融服务，增加其资本积累，所以云南省不仅应当培育传统的银行、保险与证券等相应金融机构，而且还应当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以及民间借贷等相应金融机构，并且还应当注重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以及业务能力，为普惠金融需求群体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3.加快云南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能够完善普惠金融市场，提高人口城镇化率，而且还能够破除城乡二元经济壁垒，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云南省应当加快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并积极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建立普惠金融扶贫长效机制，构建有特色的普惠金融扶贫模式、创新普惠金融扶贫产品以及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生产与市场参与能力，以此助推经济社会跨越普惠金融门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财富积累，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不足在于：第一，仅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涉及具体的微观影响机制，同时，鉴于数据与指标的可得性及科学性，在数据选取及指标构建方面仅使用了截面数据，还缺乏时空视角。第二，主要研究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广度，并未深入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实践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着更为明显的效应。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研究：第一，效用与公平是经济社会的反应，而普惠金融有望将二者统一，所以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对减缓收入差距效率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研究。第二，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在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建立上还应着重考虑反映金融科技方面的指标。第三，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还应当进一步从社会资本、信息与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等微观因素角度进行探讨。第四，由于地区与经济水平具有异质性并且对收入差距有着不同作用，所以未来的研究还应当从普惠金融发展减缓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