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是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1987年以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而后接连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E.E》《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等。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她的叙述不动声色，往往从机智与快乐的恶作剧渐渐转向真正的情感波澜。曾获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刻奖、布克国际奖。因“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于201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9年授予）。

“应该带上推车的。”两个女人走到一条通往公交车站的小路前，路上覆盖着皑皑的积雪，很长时间没有清扫了。

年老的女人抱着襁褓里的小孩。暮色渐浓，襁褓看起来灰溜溜的，像是被弄脏了。年轻的姑娘跟在母亲身后，一步一步踩着她留下的脚印。这样走起来轻松一些。

“应该白天走的，而不是天黑才出门。”年老的女人又开始念叨。

“应该，应该，”年轻的姑娘回应道，“我又没收拾好。”

“那谁让你梳妆打扮了？”

“你不也打扮了。”

“我没怎么捯饬呀。帽子都找不到了。”

她们险些没赶上公车。蒙着水汽的公车驶过来，空空荡荡——仿佛一个盛放水果糖的白铁皮盒子。后排坐着几个大孩子，看起来大概是要坐车进城去迪厅。年轻女人满脸狐疑，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地端详着他们。她在心里暗暗品评着姑娘们，尤其是那个身穿皮夹克和宽松牛仔裤的。母亲悄悄地向女儿打听着什么，但她直接干脆地顶回去了。她忍受着汗水淋漓的窗玻璃，凝视着车窗外灯火闪烁的苍茫暮色。几个孩子继续乘车向前，两个女人在第二站下车了。站台建在乡间小路和双车道柏油路交汇的地方，一辆又一辆大货车正沿着柏油路呼啸飞过。

两人绕过彩灯点缀、充满节日喜庆氛围的汽车旅馆，来到一个卖烤鱼的快餐亭前。他们在“可口可乐永远有售”的招牌前伫立了大约一分钟。那招牌仿佛一枚硕大的红色月亮，照亮了修缮一新的房屋正面。

“我们把他叫过来呢还是怎样？”母亲问。

“你去吧，我和小孩在这儿等一等。”

年老的女人走进去，转眼工夫就回来了。

“他不在这儿。他在家里呢。”

两人环顾四周后，来到庭院里。拴在窝边的狗起身狂吠。电灯自动亮了。积雪妥帖地把施工现场的狼藉——一堆堆的木板、一捆捆被压成薄板的塑料泡沫、一垛垛呈三角堆摆放的空心砖掩盖了起来。弗拉杰克先生在建车库。

他走出来—— 一个身形匀称的红发男人，身穿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两只袖口松松垮垮，肆无忌惮地开着花。他错愕茫然地看着她们。

“这个点儿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他一上来就问道，连招呼也没打。

“我们有事。”年老的女人回道。

“啊？”惊讶在他的声音里拉长。

“可以进去吗？”

他沉吟了一下，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一秒钟。他请两个女人进屋来，门廊的地板刚涂抹上一团团的水泥，踩在脚下咯吱作响。他们走进堆满杂物的厨房。主人大概是在修理水槽下的什么物件，因为小橱柜被搬离了墙壁，自来水管道及其连接处的秘密暴露无遗。

“可以坐坐吗？”年老的女人问。

男人拉来两张椅子，放在厨房的正中央，他自己则依偎在伸出来的小橱柜上，点上一根烟。他这才注意到小孩，笑吟吟地问：

“小男孩还是小女孩？”

“小男孩，小男孩。”年轻女人解开襁褓。

然后把那已经滑落到小男孩眼睛上的天蓝色的小毛线帽，往上揪了揪。

小孩睡着了。他娇小的脸蛋上布满褶子，让弗拉杰克先生想起受潮的榛子。可以说是很不好看了。

“小可爱，”他说，“叫什么名字？”

“暂时还没名字。”姑娘回答道。

“弗拉基斯拉夫。”年老的女人立刻插进来。

“弗拉基斯拉夫？”他很惊讶，“现在谁还给孩子这么起名字呀？”

男人微微皱了下眉头，深吸了一口香烟。

“你们有什么事？”

“你的名字是弗拉基斯拉夫，他也叫弗拉基斯拉夫……”年老的女人接着说道。

“那就叫弗拉基斯拉夫吧，为什么不行呢。”

大家都不作声。男人把烟灰弹落到地上。

“那，你们想要干什么？”

女人的目光飞速地流转到墙拐角之上的屋檐，她目不转睛地说：

“这是你的孩子，弗拉杰克。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想给他办洗礼。”

男人的脸顿时僵住了。

“你怎么回事，哈琳娜？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你说，伊万卡，”他转身看向年轻姑娘，“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你们瞎说什么呢？”

伊万卡紧紧咬住嘴唇，开始抽了筋似的摇晃小孩。小孩被惊醒了，“嘤嘤嘤”地啜泣起来。

“谁是他的父亲？”男人问。

“你。这是你的孩子。”

男人挺起身来，把烟踩灭了。

“喂！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快，都走。”

她们慢吞吞地站起身来。伊万卡把天蓝色的小帽子往小男孩的眼睛上拽了拽。

“喂！快走，快走！”他驅赶着她们。

“那好吧，弗拉杰克，那你就做父亲了——你的儿子亚采克。”年老的女人走到门口，猝不及防地撂下一句，头也没回。

“复活节他就在你这儿过了。”伊万卡也急急忙忙地扔下一句，充满了挑衅。

“滚！”

她们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女人们无声地站在被踩脏的泥泞的雪地上。灯瞬间熄灭了。

“现在怎么办？”伊万卡问母亲。

“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

公共汽车一小时之后才来，于是她们不慌不忙地往前走。

“我跟你说了，应该带推车的。我们现在只能吃力地拖着脚走上整整一个小时。”

“走一走总比在车站冻死好。”

夜里，小孩不知被什么惊醒了。伊万卡睡得死沉死沉的，母亲只好把襁褓在温水里浸湿了，让小孩吮吸。他无助地颤动着细小的嘴巴。厨房里，穿过炉灶的缝隙，火焰微微跳动着。

清早，她们二人来到商店。伊万卡给自己买了一个“梦龙”冰激凌。冰激凌的价钱简直高得猖狂。母亲开始责备她，说这不光是钱的事，更怕她感冒了奶水会变坏。伊万卡静静地把冰激凌吃掉，无奈地耸了耸肩。小孩在天蓝色的推车里睡着了。

“好可爱的小家伙啊，”售货员充满怜爱地赞叹着。她身穿一条白色的尼龙大褂，套在毛衣外面，走到商店门口的台阶上。“哦，好冷啊！”

一会儿，像往常临近正午时分一样，商店里排起了长长的队。这天排队的不只是来买便宜酒的本地乡下人，或是顺路钻进来买“可乐”或坚果的过境路人。主妇们都来买增香剂、香草糖、人造奶油和葡萄干了。售货员像精打细算的药房姑娘，细心地为大家称量着“鸟乳”蛋糕、巧克力软糖和独具特色的圣诞节糖果，最值钱的还是糖果身上那闪闪发光的紫金色包装。人们将把这份美丽悬挂到枞树上。队伍行进缓慢，可人们丝毫没有反感，每个人一来到柜台前，便同售货员攀谈起来，而售货员则把一张密密麻麻排满数字的单据、一小袋一小袋的发酵粉搁在一旁，倚靠在柜台上，聆听着大家专门为她准备的故事。看起來竟像是顾客们都无需把钱付清，似乎金钱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小石头。人们用简单的轶事、疑问和玩笑，就能偿还葡萄干、面包粉和便宜酒的费用。于是一切就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拖延着。

商店门前停了一辆墨绿色的豪华汽车，最新样式的，车厢宽敞容量很大。车顶上放着滑雪板。进口轿车里走出来一个男人，一身“Polar”和“Grotex”品牌的行头，头上戴着一顶怪异的帽子。妻子留在车里照看着两个十多岁大的孩子，他同她嘱咐了几句，便轻快地跑进商店，站在队尾，正好排在马杜舍克的身后。

“有黑麦酸汤吗？”一身名牌装扮的游客揉搓着双手，无关紧要地寒暄道，“哎，这么冷。”

听到有人询问黑麦酸汤，商店里喧嚷的人群倏地消停下来。售货员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撂下还没说完的半句独白，充满敌意地瞟了顾客一眼。

“黑麦酸汤，哪种的啊，瓶装的还是罐装的？我不知道，您那儿都是什么样的，瓶装的还是罐装的？”

“黑麦酸汤啊，”马特维尤科娃悄悄提示着售货员，把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战利品装进袋子里。

外地人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积雪渐渐消融在他新潮的彩色“雪地车”上。天蓝色外套上的金黄色标志用外语宣示着某种醒目的真理。售货员看了一眼下层的货架。

“有，”她说，“最后一瓶了。”

“啊，也就是说是瓶装的。在我们北方，黑麦酸汤都是装在玻璃罐里卖的，”男人解释道，对着顾客们的脸环视了一圈。“我们要去奥地利滑雪过节，我太太固执得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了黑麦酸汤，而这里是出境前的最后一家商店了。”他压低音量絮叨着，不知怎的突然把目光投向马杜舍克。

马杜舍克转过脸去，开始研究摆在玻璃橱窗里的香烟牌子。队伍静静地向前移动了一下。马特维尤科娃在门口清点着找回来的零钱。

“没有黑麦酸汤的节日算什么节日？”男人又开始嚷嚷了。他响亮高亢而自命不凡的嗓音格外刺耳。“这可是我们的、波兰的、民族的美食。我走遍欧洲及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没有黑麦酸汤。可以理解，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饮食，可是——不是黑麦酸汤。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里没有黑麦酸汤，那我就无处可寻了。捷克没有黑麦酸汤。”

没有人接他的话茬。男人开始踏着节拍，往冻僵的手上哈气。售货员本是个能言善辩的泼辣少妇，面对这外来人的出现却变得腼腆羞涩，只好干脆利落、一丝不苟地忙着手头的工作。队伍飞快地向前移动着，快得有些夸张——要知道，没有人着急去哪里。

“好冷啊。”客人对马杜舍克说着，又揉搓起双手来，像是在演戏给人看。

马杜舍克望着他，克制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又转头看向摆放着香烟的橱窗。

“我们预定了阿尔卑斯山上的豪华套房。您可知道，那是怎样的升降电梯，怎样的服务水平！一会儿就能从山上下来。山下的酒店里有酒吧和游泳池。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吃。每个套间里都有厨房，所以我太太可以做这道黑麦酸汤。我还要买一块香肠，来块好一点儿的。这里有好点儿的香肠吗？”他突然间紧张起来。

队伍里刚买完东西的女顾客不情愿地离开柜台。售货员把毛衣领口的拉链轻轻地往下拉了拉。

“看到了，有香肠，可是六兹罗提一根的香肠，能指望有多好。”客人表示。

汽车鸣笛发出信号。男人走到门前，寒冷的空气凝结成飘浮的云团，侵入商店里。他冲着自己的人喊了几句，又回到自己的位置。

“我太太发火呢——晚上我们就该到阿尔卑斯山了。可是我，看到了吗，我需要黑麦酸汤。”

马杜舍克买了香烟、甜橙精油、一瓶一斤装的酒，还有面包。售货员熟练地把一行数字合计了下，接着用那张纸把瓶子包了起来。

“还有黑麦酸汤。”他补充道，“要一瓶黑麦酸汤。”

整个商店鸦雀无声。售货员怀着某种崇敬之情，把瓶子递给他。马杜舍克立马付了钱。

“听着……”那个身穿毛绒大衣的男人仓皇不安地开口了，但马杜舍克眨眼工夫就从柜台上拿走自己买的东西，消失不见了。

在商店周围，他看见哈琳娜和她精神错乱的疯女儿，把那个瓶子递给了她。

“呶，拿着。这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平安夜我们会吃甜菜汤。”说着，他再次提醒她，别忘记晚上去拿早就许诺的棉被。

伊万卡不自在地往家走。她站在院墙边，牙齿瑟瑟发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出于恐惧。

“你怎么了，傻瓜，怎么在打哆嗦？有人要把你吃了？那会儿再害怕也不迟，又不是现在。”母亲对她说。

“那儿净是那种大老粗。你自己去吧，我和小孩在这儿等你。”

“那好吧，是大老粗，兴许现在我们就能在目击者的见证下把事情解决了。在目击者的见证下。快走吧！”

姑娘不情愿地从了。

厨房里，四个男人坐在桌前。马杜舍克恰好斟满最后一杯酒。他粗壮肥硕的妻子正在过滤牛奶。餐具柜上，一个圆润厚实、撒满面包渣的大馅饼刚刚出炉，正在冷却。房间里温暖舒适。

“孩子妈，姑娘们来拿棉被了。”马杜舍克宣布。

他给她们腾出一张空椅子来。哈琳娜坐在角落里，伊万卡则抱着小孩站在门边。

“啊，祝你们健康！”古拉尔说完祝酒词，把酒杯倾倒。剩下的人也都一饮而尽，但默不作声。随后大家才开始嘎嘎说笑，喝起了芬达饮料佐餐。

悄悄潜入房间里的女主人接着便闪回身来，手提一捆用绳子扎好、卷在聚乙烯薄膜里的棉被。她对着小孩点头示意，悄声问道：

“叫什么名字？”

“还没起呢。”哈琳娜立马回应道。

伊万卡紧张起来，不时地抬起一只脚抖动着，踟蹰难安。

“什么时候给小孩施洗？”

哈琳娜耸了耸肩膀。

“棉被你尽管放心，”马杜舍克娃说着，“阁楼上一整个夏天都通着风。被罩被衬的，有了吗？”

“那就是他的父亲！”突然間，伊万卡面色阴森地从门口开炮了，矛头对准古拉尔。

空气中悬浮着令人难堪的沉默。

“是吗，伊万卡？”母亲鼓励她说下去。

“你就是他的父亲。”这一次，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双眼。

马杜舍克娃把小帽子往上拉了拉，露出婴儿的额头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

“我自己有四个孩子，”终于，古拉尔忍无可忍，“听着，别在这儿纠缠我，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和谁睡过？”

“喂！”哈琳娜恶狠狠地喊。

“我和她睡过！”格拉奇大叫着。

他口齿不清，语无伦次，眼波里荡漾着醉意盎然的火花。这个乡下人很快就醉了。

“是，我和她睡过。”他拖长了音节结结巴巴地说，“我睡、睡是睡过，都喝得烂醉了，一下子就睡着了，知道吗，那根本不是我。”

“她都去找过弗拉杰克了，拼命想勾引人家上套。谁知道这孩子是谁的……”

“孩子终归是孩子。”马杜舍克娃参与进来。

“她还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厮混过呢。大家都看到了。”古拉尔补充道，“现在去大海里捞针找找看吧。”

他站起身来，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朝门口走去。

“我的上帝啊，”女主人数落道，“你这当妈的，怎么不看好她？你自己也有错，哈琳娜，你自己有错。”

“您怎么这么想？我还能怎么样，绑住她的腿？真有意思，您要是我，您会怎么做？要知道她不过是个——孩子，虽然长得像个成熟的妇女。”

“叶日科？”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马杜舍克娃看着男人堆里最年轻的那个，自己的外甥。

古拉尔还在门口盘桓。

叶日科耳根通红，他那双同许多本地人一般灼灼的碧蓝色眼眸看起来更加夺目了。

“那不是我，姨妈。我都很小心的。”

格拉奇咧开大嘴狂笑起来：

“不喝上一斤是搞不清楚的。那，女主人，您请客吧。”

马杜舍克娃惊慌失措地愣在厨房中央，一会儿看看叶日科，一会儿看看古拉尔，再看看自己的丈夫。此刻她看起来显得更加臃肿、笨重了，活像一只五斗柜。大家都在等着，看她要说什么，而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像是被一句特别的话黏住了，它瞬间就能道尽自始至终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她还是没有成功，她走到桌前，在漆布上拍打着手掌，喊道：

“啊，简直要脏了我的眼。都快走吧，明天就是圣诞夜了，家里都有很多活要干。”

她抓起捆绑棉被的绳结，一把塞到哈琳娜的手里。哈琳娜抱住棉被，紧紧贴在怀里，像抱着一只包裹新生儿的超大码的襁褓，她把脸埋在聚乙烯薄膜里，大哭起来。马杜舍克娃情绪激昂，动手收拾桌子。客人们沉默地起身，走到门前。

这时，她的丈夫突然开口。

“等一下，等一下，”他说着，“站住。”

他沉默片刻，仿佛再三斟酌，犹豫不决，手指在桌子上打着鼓。

“我——这个小孩的父亲。”

漫长的沉默袭来。他坐在那里。他的妻子站在厨房中央，其余所有人都在门前融化的雪水洼上踌躇，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马杜舍克娃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

“你这是怎么了，傻了吗？你怎么会有孩子。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过孩子了，人人都知道，自从那次出了事故你就不可能再有小孩。”

“喂，老太婆，别说了。住嘴。这就是我的小孩。”

摇摇晃晃的格拉奇扑通一声瘫在椅子上。

“那好吧。如果真是这样，可得说明白……”

伊万卡倒换着脚站立，笨拙地摇晃着小孩。

“要知道……”马杜舍克娃又激动地开口了，她用粗肥的手指抓起围裙的边缘，紧紧地蒙住双眼。然后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马杜舍克钻进餐具柜里，拖出一个瓶子。从水槽里取出酒杯，倒了六杯伏特加。

“她不能喝，”哈琳娜说，“还没到十八岁呢。况且还喂着奶。”她冲着伊万卡点头示意。

在凝重的沉默中，大家举杯。

“什么时候办洗礼仪式？”马杜舍克关切地问。

“神父说，可能要到新年。”

“那就新年那天摆洗礼宴。”格拉奇最先喝空自己的酒杯。

随后马杜舍克嘱咐大家早点回家，说，明晚就是圣诞夜了，事情会非常多。哈琳娜站在门口，用袖口抹着眼泪，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马杜舍克。

“谢谢您的黑麦酸汤。”她同马杜舍克告别。

她们踩着明净圣洁、未被踏足过的皑皑白雪，径直朝家走去。伊万卡一步一步地跟随着母亲的足迹。

在苏格兰的一个月

我想象中故事的第一幕是这样的：我提着行李箱，沿着碎石铺就的小径走到门前，按响门铃，一个一袭黑衣的女侍者为我开门。许多电影的开场都很相似，我坐飞机时构思出来的许多小说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仅仅通过书和电影来了解世界——以我这样的情形，能够说我了解世界吗？

不知为何，生活中的一切总是同我的预想大相径庭。我想，这是因为现实瞬息万变，多变到我的想象已无处容身。而倘若上天不赐予你灵感或想象，其他的一切便显得苍白无力。不过，还有一种解释也有可能：这只是上帝在同我们做游戏。一方面，他赋予我们想象和灵感，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许我们预见最寻常之事。他塞给我们一把钝拙的刀子，一柄纸做的榔头，一枚玻璃的钉子。甚至也不排除，幻想会以某种方式将真实耗尽——你自己设想的一切，已无法在实际中发生。那么相反——只有那些不可想象的事物在发生。这是否意味着，幻想和真实所汲取的乃是同本之源，它们都来自现实所特有的候机厅？是相互连接的导管。

又或许，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力有缺陷？是不是也有一类人，善于迅速而完整地预见所有，或者，最不济也能预感事物的大致走向？那种远见明察的人。塔罗牌牌阵冷漠而专横的智慧。

是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我们就叫她斯科茨曼太太吧，通过自己在伦敦的朋友散布消息，要招一位作家去她家里。她将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提供保障，以换取作家寂静的陪伴（要知道写作的人总是沉默寡言）。首选波兰女性。

就这样，我来到了苏格兰。一切同我设想的截然不同。

我这辈子还没遇到过如此变幻莫测的天气。BBC-3的气象预报，从壁炉架上的小收音机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不敢确信自己的预告可靠。每次出门前，我的手总是习惯性地去摸索日渐亲密的雨伞把手。一个月来我无缘得见湛蓝的天，几乎一次也没有;浓密的乌云躲在树梢后，霎时间便将那无边苍穹淹没。不一会儿，蒙蒙细雨淅淅沥沥地飘洒起来，却又转瞬即逝，仿佛是装模作样，却又真实可感。

“我们的园丁摔断腿了——不得不靠电动反射器取暖。”这是她最先同我说起的几句话之一。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这当中隐含的联系，我并未多想，因为反射器几分钟时间就能让我的房间暖和过来。我来到了一个六月天还要在家里取暖的国度。

这里的一切都按照一成不变的既定秩序运转。任何突发和即兴毫无可乘之机。每样事物都牢牢把守在自己的位置，就好像这些年，国内与我有关的一切都在尽其所能地颠倒翻转，而这里的事物耐心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一旦找到便会筑起永久的巢。中国的玉雕龙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出现在它该出现的地方？一百年，两百年？钢琴上的饰物，仿佛是在乐器的亮黑漆面上栽植的根须。一幅幅画牢牢地长在墙上，浑然一体，几乎很难被察觉。地毯同木地板紧密地长在一起，脚感柔软舒适，彰显着它的纯净品质;维多利亚时代的青铜色灯具，隐藏在自身的光影里……

我迅速辨清情况，我俩都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穿越回过去了。我——源于自己打算要写的东西：我六岁了，沿着阳光密布的阿黛尔峡谷旅行，被电台里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女孩》那毋庸置疑的美所折服。她——源于自己的年龄。当你到了那样的年纪，就不会为“此时此地”的日常需要而奔忙了。

总之，我们相隔整整半个世纪。客厅的庄重和体面有助于我们寻找共同点。但她的过去同我的想象并不吻合。我想象中的画面破碎了，颤抖着，仿佛海市蜃楼。

打一开始我就提醒她，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客气，犯不着指望我参与太详細的讨论。我的英语知识，就像您，斯科茨曼太太，大概已经注意到了，相当贫乏。没办法，就是不擅长学语言。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表现出失望来，只是微微一笑。

清晨我到楼下餐厅吃早饭。已经有人将我头天晚上预定的饭菜悉数端来，连同写着祝福语的小便笺。最常见的是溏心鸡蛋、吐司、果汁和咖啡。斯科茨曼太太已经吃过早饭，尽管她之前大概并没有每天吃早饭的习惯？她坐在桌前，看着我吃。她凝视着吃得津津有味的我，在她的眼神里我留意到，或许不过是我一厢情愿，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柔情。在一天的开始我通常比较爱说话。我们聊天的话题可能围绕最新的报纸展开，而报纸上刊载了科索沃战争的结束、伦敦街头的混乱无序、即将到来的爱德华公爵的婚礼。唯一需要我尽力克制的，就是不要张开塞满食物的嘴来辩论。

我的女房东个头不高，身形瘦削，头发看起来像是染过——明亮的天然的亚麻色调，在她这样年纪的人身上比较少见。她经常穿着一袭长裙，搭配山羊绒织的高领毛衣。黑色系或灰色系的。每到晚上便披上一条传统的格子花布披肩。

整个白天我都会写作，持久地惊异于在我面前无限绵延的时间，没有什么能够阻断时间的川流，除了迟早会苏醒的饥饿。每当我敲键盘敲得腕关节开始疼痛，我便伸直身子躺在地板上，打断脑海里正在上演的个人生活的情节，开始陷入遐思、想入非非，总之是竭尽全力地利用那脱离任何限制的时间的优势。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书写自我时惊讶地发现，与其说我描写的是我自己，不如说是另外某个人，那个无法同时成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无法同时成为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人。或许正因为此，在所有的——不管举什么例子——回忆录中都能感受到一种虚假，而所有的自传实际上——都是虚构的东西。

总的来讲，文学是某种超脱于道德准则的、被社会许可的合法的谎言。我想，正因如此我才总是迷恋写作。世上还能找到任何其他事业，如文学这般，能够为形形色色的虚构和谎言、为修正现实和想象全新的生活图景开辟广阔的空间？作家生来便是博雅通透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对主义者，敢于用实验探索真理，以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这正是我试图向我的女房东解释的，当她礼貌地问起我在做什么的时候。

她的过去呈黑白色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像一场老电影。里面的人物神色仓皇，比现实中的人走得更快。一切显得粗粝、扁平。

她本人在我看来也是如此——似真似幻。她悄无声息地出现，像一道幽灵，转眼又消失在房子里走廊过道交错相通的迷宫中。

早饭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抽起烟来，为了避免烟雾给房东徒增烦扰，我会提前打开窗户。我生怕烟草的气味飘到不知道正身处哪个卧室的老太太那儿。我试着想象她身穿睡衣或者头戴卷发卡子的样子。这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激动，使她变得亲近。房子里寂静无声。耳畔偶尔会传来几声割草机的响动。晌午时分，我的房门前会出现一篮午餐：一热水瓶茶水，还有一份汤，三明治，包在餐巾里的餐具。我一面凝神看书，一面漫不经心地吃光。

刚到那几天诸事不顺：机场弄丢了我的行李，我来到这里，没有行李箱，只有一个手提包。幸运的是，我的手提电脑还在。玛格丽特，女侍者或者按那里的叫法，毕竟我在共产主义国家受过教育——给我拿来了浴袍、牙膏牙刷。我还收到了房东的一件黑色羊绒毛衣和雨衣。这些日子里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是电脑，它在桌上时不时亲切地眨眨眼，像神龛前的小油灯。

我一般就是写作。从清早开始写，午餐时会有一个短暂到可以忽略的休息，然后继续写，也时不时沿着房间来回踱步，站在窗台望着苏格兰变幻莫测的天空抽根烟。我不断扩展那与我如影随形的私人空间，将时间倒带，努力为书写记忆中的事物寻找语言。修道院，我想，对，正是如此。无疑，看起来修道院里的生活——是浓缩到极致的现实，实际上它唯一的源泉正蕴于你自身，描写世界便意味着描写自己，没有别的路可走，除了重复那句老生常谈的“认识你自己”;写写自己吧，写写你心中的自己。

午后两点，有时三点，我会拿上雨伞出门散步。渐渐地我习惯了下雨。我徘徊在草木丛生的公园里，沿着潮湿光滑的小径漫步，山路崎岖，在地势险恶的悬崖峭壁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山崖下还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这里映山红遍野，侧柏森森，常春藤用力地攀缘，一棵棵古木卧龙盘虬。野兔从脚下噌得一下蹿出来。有时它们会在距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僵住，目光斜睨过来，断定我没有发现它们。飞往爱丁堡的飞机就在我的头顶低空飘过。我甚至能用肉眼辨出它们色彩绚丽的尾巴。

我回来用茶。玛格丽特端着托盘送过来，放到门旁的小桌子上;茶点中每次都有奶油饼干。

我同房东只有晚饭时才会见面。餐厅里的饭桌上摆着两个人的饭——我坐在桌子的一边，她坐在另一边。

“您这是做什么？为什么要请别人到自己家里来？”有一次我问起来。

她有些答非所问，回答了我并没有说出口的问题。

“我自己一点儿也不感到孤独，”她说，“只不过我这里比较清静、安宁，像您这样的人恰好需要这份宁静，我就把它送给您。仅此而已。”

就这样，我收获了漫长的、无尽的夜晚——那里，在北方，六月的白天比在我们波兰要长得多。差不多一整天都是亮的——我躺下睡觉的时候天是亮的，我起床的时候天也是亮的。甚至当我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慌乱地捉起闹钟查看时间，才惊讶地发现为时尚早，便倒下接着睡。

浴室简直令我绝望：不清楚是什么古怪的发明——热水和冷水分别有一个独立的水龙头——让我束手无策。每次洗头都成了全身沐浴。我躺在浴缸里，盯着墙板上单调的图案出神，它让我着迷，带我进入一种接近沉思的情境。

无用的时间，只在每个用餐时分被程度均等地察觉到，它被无懈可击地分解为一个个片段，不会乱了节拍。什么都不用做，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没有那么多电话铃打断我的思路，没有那么多信件打破我奇异的静观的平衡。一切有条不紊，遵从一种顽固的秩序。诸如糖罐里没糖了，盐洒出来了，红酒溢出来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这栋房子就像一架完美的机器，一个不知何时被上了弦的八音盒。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井井有條、不屈不挠地逝去，可每天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卡住——浴室的水龙头旁;后来就连这处微小的不适，也被我理解为那无所不包的秩序中的一部分。每一小时都有永远一致的长度，每一分钟有同样的节拍。你会不会惊讶，任何消息传到这里，都会因距离变得微弱、黯淡而不真实？仿佛从遥远的世界传来的回声，仿佛某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那里的房屋都自然而然地老化了，积攒下来“做慈善”的物品堆积在阁楼，覆着灰尘，暗淡无光。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当之无愧地度过了自己的时代，中世纪的皮箱未曾在自己历经的漫长岁月中发生变故。苏格兰可谓上帝自己的工厂里最完美的产品。

伴随着老式餐具的轻敲声，晚餐不疾不徐、规规矩矩地进行着。女房东试探性地、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委婉有致地拓宽打听的边界，上帝保佑，她不是当头一棒，也没有纠缠不休。她的分寸感让我愉悦。难道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这样？这不正是那著名的英式节制的精髓：明白是在同何等脆弱的物质打交道，便闪开身子、腾出地方留给别人——空出一隅生活空间，让人兀自慢慢省悟？我暗自惊讶，这点我也很擅长，不着边际，拐弯抹角。我提问前，会在心里把自己的问题翻译成英语——在我的刻苦努力下，它距离波兰语原话已一英里远。译成英语恍若是把望远镜翻转过来，没能把物体拉近来看，反而推远了。于是我是那么喜欢我们之间的谈话。尤其是，每个句子都以“Well”开头，无论接下来说了什么，这个词都能赋予整个句子一种疑问和反讽的语气，让每种意义都失去确定性。在由这个“Well”所铺就的松散的土壤上，任何革命的萌芽都会凋萎，任何宣言的思想都会瓦解。

有时我猛然发现，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我开始挤眉弄眼、晃动手臂了。

“一切都写在你的脸上了。”有一次，她一边对我说着一边静静地把碗端向嘴边。

尽管这恭维十分可疑，但这是我第一次从她的话里捕捉到好感的影子。她的神色一如往常，静如止水。

她详细地向我打听起波兰的情况。一次，在客厅仪式性地喝了一杯咖啡后，我在地图上向她指着我居住的地方。当我讲述这个国家的历史，她假装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地图——眉毛挑成两道高耸的弧，克制地重复着“yes，yes”。给我的感觉却是：对她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意义。那天晚上，她早于平时离开去睡了，她说她觉得格外疲惫。

在找到我的行李箱和我熟悉的物品前不久，她带领我参观了自己的图书馆。入口在庭院里，即是说，图书馆是同其余整座房子分离开来的。书架上排列着一整套1956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整套漂亮的墨绿色封皮的精装世界经典名著。成套的艺术画册、拍卖目录、词典、字典，间或几本哲学方面的书，还有零散的几卷“世界历史和神话”。于是，在我的书到来之前，我坐在梯子上，把这里所有的书浏览了一遍，从左到右。突然，一整架有关波兰的书籍闯入我的眼帘，令我格外吃惊。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波兰是一个时不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永远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的国家。”1958年出版的、由格雷夫斯作序的大部头《神话学》，以一种不列颠式的不容反驳的口吻断言，“西里西亚，德国”。我还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关于“波兰集中营”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晚上，我在小城里的电话亭同家里通了电话，以确认，我还存在。

大概是那会儿，来苏格兰一个礼拜后，我第一次去近郊参观旅游。坐了二十分钟的郊区双层巴士——我来到了罗斯林。我的旅行手册推荐我来这个小镇，因为这里有座很神奇的教堂，早在哥伦布航行一百年前，教堂墙壁上就雕刻着美洲植物的图案——这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很久，苏格兰人便已到过那里。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对我来讲历史总是退居幕后的。我决定去那里，是因为前几天我突然看到关于圣杯藏在这个小教堂的报道。它完全有可能保存在这里。自远古以来。如果它原本存在过的话。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兴奋。这个报道的内容一瞬间——仿佛爆炸一样——和我的女房东在头天晚上抛下的一句话产生了关联：罗斯林有一座科学研究所，克隆羊多莉就诞生在这里。绵羊，献祭的羔羊，耶稣之血，神的身体，基因，染色体，永生。莫非我已在无意中来到世界的心脏，奥秘的中央？这被雨淋湿的苏格兰的小耶路撒冷。外省的圣地。核心的外缘。藏身于最意想不到之处的宝库。绣着花边、镶着宝石的宇宙边缘。我从双层巴士的高处望向潮湿平坦的绿色原野，它完全被划分为一块块方格，单调又寂寞。名教堂所在的地方，门票要2.5英镑。

随后我来到宾馆里的酒吧，坐在桌前，点了一大杯“吉尼斯”。教堂确实很壮观;我插进一个小旅行团的队伍中，他们一边细听着身穿苏格兰短裙的导游所讲的每句话，一边瞻仰着教堂的拱顶，赞叹不已。然而教堂里并没有圣杯。我确定。否则我一下子就能感知到。绵羊多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实验。它献祭的身体——空洞无物。徒然的、未曾实现的对永生的希冀。这杯苦涩的烈酒给我当头一棒。我又在雨中回家了。

心怀愤恨的我，硬是把提到波兰的那本书带到了餐厅。

“波兰是一个国家……”我对着自己的房东念起来。

她把餐具搁在碟子上，听着。

“是，的确如此，”我说，“我们是夜晚的植物，每年恰好在伊万·库帕拉节的夜晚绽放。我们撒落的种子在世上沿河漂流。偶尔，我们会突然现身——遭逢战争、起义和历史性灾难的时候。我们在每个清晨改换语言，像更换内衣。我们的家生长在车轮上，我们是居住其中的杂交物种，我们的护照是不可读的。哦，我们读起基里尔文字来却没有困难。甚至我们的罗马教皇也处在永恒运动中——一个四处游历、身穿白衣的忧心操劳的人。我们永远不会长大，在上第一道菜之前，便抓过甜品来吃。我们的确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倏然出现又倏然消失。或许，这都要怪气候，或者我们的平原太过辽阔、无边无涯。令未来的考古学家们伤心的是，我们这渺小的植物文明留在身后的，恐怕只有我们患了幼稚病的痕迹：萨满的铃鼓，被毁坏的锡制玩具小兵，难于发音的单个字母。”

随后，我们默不作声地吃着哈吉斯。房东让玛格丽特又开了一小瓶酒。我们碰杯对饮。当我们开始喝咖啡的时候，她出去了一小会儿，回来的时候拿来一张装了相框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子，确切说，是个男孩，穿着英国皇家空军制服。他微笑着，金发闪亮，留着神气的小胡子。一双清澈爱笑的眼睛正對着镜头。他身后是一片无从辨认的平淡无奇的风景。

“他叫塔杰乌什·波尼亚托夫斯基。”她说。

她一字不差地叫出这个名字，带着恰当的停顿。我马上就注意到，这是个在波兰特别常见的姓氏。斯科茨曼太太把照片放在餐桌上，我们端着盛咖啡的杯碟，靠近电炉子（园丁摔断了腿）坐下。我在头脑中努力组织着尽可能委婉的问题，通常会问到的问题，能够像一块丢失的碎片重新融入整个拼图那样——柔软、自然、毫不牵强;单纯无害的问题，可以弥补漏洞，但不会显得太匆促而暴露我的好奇心。可是她首先开口了。她说，眼看战争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牺牲了。就连飞机在哪里被击落的都不知道。我没有说话。

“我爱过他。”她说着，手里的杯子轻盈而优雅地落在碟子上。

我惊讶地看着她，而我的脸大概又表露出太多我本不想表露的。她温和地笑了。

这是一个平庸乏味的故事，如果说爱情故事通常是平庸乏味的。穿着保护色军装的两个人。粮票，灯火管制的城市，每到夜晚就从地球上消失。

“我本以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最后说，“他说话的口音跟你很像。”

这便是我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原来，我同在汉堡上空坠机的飞行员塔杰乌什·波尼亚托夫斯基有些共同点。

清晨我又开始写作。勉强地、吃力地按捺住自己。电脑屏幕沉着地等待着接下来的每个句子。它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我的话语，将它们保存下来，再归还给我。所有无心的笔误、每个多余的字母，我都毫不在意地接受了。跳动的光标温和谦恭地将我追赶。我的思绪默默回到过去。我一直在书写自我，书写那个缺乏特质，缺乏个性，缺乏责任感、规划、素养，缺乏反省的自我。书写那个浸没在变化迭起的模糊不清的艺术形象中的自我。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她的认知方式——她的思想和感情——才刚刚构建，而她理解外部世界的道路曲折蜿蜒，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看见她想看见的东西。世界浓缩为水滴，失去了情节框架和动机的事件在她的头脑中勾连起来，借助偶然的机会，或者联想的神秘闪光。电脑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一切。它毫不抗拒的服从给了我勇气。然而我也曾疑惑：谁会对我这样的感兴趣，为什么我决定要写自己和自己那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过去？难道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更值得书写的东西了？难道他人不总比你更重要？早餐时读过的报纸不是还提及此事了？它对一种普世的价值体系念兹在兹。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被历史铭记，没有被载入史册，除了我，没人记得它。

我在盛午饭的篮子里发现一个奶白色的信封，里面是一张房东写来的便条。她想给我看样东西。三点左右在餐厅等我，让我下去。这个英语单词指的是什么，我思忖着。

她带我来到二楼一个无人居住的房间。这是一间拐角上的卧室，宽大的床上铺着镶花边的床单。殖民地风格的竹藤家具，充满异域风情。

那是一间儿童房。藤椅上坐着一堆布娃娃，瓷一般的脸上洋溢着惊异的神情。床上有两只长毛绒玩具熊，经常性的爱抚磨掉了忧郁的小家伙身上这里那里的毛毛。但房东还有其他东西要展示给我——一个巨大的玩具屋。房顶上有烟囱，有十个窗子、两扇门。她小心翼翼地取下玩具屋前面的外墙，仿佛拉开小剧院的幕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栋四层小楼的陈设。

楼下是厨房和储藏室。厨房是老式的，有个很大的双盆洗手台：一个水槽用来加工肉食，另一个用来清洗蔬菜。餐具柜里塞满了一整套陶瓷餐具，甜品碟有小手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墙上挂着各样的蒸锅和煎锅。木头桌面看起来像用了太久而被磨坏了一样。笤帚把看不见的碎屑扫进簸箕，立在那儿。旁边坐着两只迷你小熊。一只黑猫安静地注视着它们。

“所有形象都是用蜡塑成的。”她说。

小储藏室的挂钩上挂着蜡制的牛里脊、猪肘肉和兔子胴体。架子上被木塞堵住的瓶子看起来非常诱人。是葡萄酒吗？那里还有几小铁盒饼干、几捆大蒜、一筐蔬菜、几棵卷心菜、几罐果酱和蜂蜜。

客厅位于厨房上方。墙上装饰着印有花纹的鲑色丝绸布。几个老式的五斗柜上摆放着一组家庭照片。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是很大的木纹桌子。椅子有序排列，不知是钢琴的盖子还是羽管键琴的盖子高高撑起，仿佛一场音乐会刚刚结束，大家在晚餐前去花园里散步。墙上的画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无限的空间。另一张小桌子被移到靠近壁炉的地方，上面放着几份报纸——细看可以读出标题来：《每日邮报》，一本敞开的相簿，逼真到令人禁不住用手指夹起来，拿放大镜细察人们陷入时光牢笼的面孔。相簿旁邊是一枚扇形的卡片，几把极微小的剪刀。客厅里有楼梯通向楼上的两间卧室。一间卧室狭小阴暗，摆着一张窄小的床、衣柜和梳妆台;另一间卧室里，纸板屋女主人的塑像亭亭伫立。她站在富丽堂皇的华盖床的一侧——一个微小的蜡制娃娃，穿着一件褪色的花边连衣裙，披着浅色的散发，褪色的蝴蝶结还落在上面。她那灰白色的脸蛋肥嘟嘟的，双眉扬起两道明显的弧线，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我踌躇片刻，这表情如此熟悉，可我还是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她的脚边躺着一把蓝色的小伞。几顶帽子散落在毛绒沙发上。梳妆台上的铝箔镜子下，是一排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

卧室上方，在纸板房倾斜的房顶下，是一间儿童房和阁楼。阁楼里堆满破烂儿：藏在帽子下面的小圆盒子、磨损的家具、古旧的行李箱。儿童房里，一间迷你玩具屋立在木马摇椅旁。这仿品中的仿品，里面陈设的家具和物件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具备看清其精确体积和形状的条件。

我的房东小心翼翼地把娃娃放到床上——这是她唯一打算要做的事。

“她有过三任丈夫。”她讲起那个娃娃的故事，“第一任不知道搁在哪儿了，找不到了，然后她给自己另找了一个，但他丢了一只腿，她发配他去做了园丁。第三任丈夫的下场也很惨——酗酒后失踪了。”

她对此深信不疑，让人真以为故事是真的。

“如果你想，随时可以来。”她最后补充道。

我可不敢。但打那以后好长时间，我躺在床上，一次次在脑海中回放这个真实世界的纸板模型里一个接一个的细节。在想象中把玩它们。两只小熊突然从小猫身边逃开，窜到餐具柜下面。晚餐后的夜晚，我脱光衣服泡在浴缸里，看着自己在镜中的裸体。我忽地茫然起身，我有两个乳房——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一个脆弱、单薄的少女的躯体，胸平似板——然后，在电脑屏幕乳白色的照明下，我惊奇地打量着自己的双手。

六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天气放晴了，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我已经不想再写作了。我坐在凉台上晒着太阳。在望远镜里观赏鸟儿们和胆怯的野兔们。有几次我仿佛看见她了。沿着公园里的小径跑来，用手里的长柄滚着铁环。天蓝色的巴拿马帽在她的头上闪耀夺目，柔软的丝带在她的下巴下打了个结。

夜晚不是夜晚——只是一种命名，它转瞬即逝，任性妄为。黄昏过后，转眼破晓。西天那玫瑰色的霞光仿佛不曾消失。而我彻底不再辨别，在这片天空上，何处是西，何处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