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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帝师作为帝王的教育者、思想灌输者，对统治者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顺治时期的帝师群体包括精通儒学的经筵讲官、佛教禅师、西方传教士。康熙时期的帝师群体经筵日讲讲官人数扩大，清廷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由允许传教逐渐转变为限制、禁止传教，没有为皇帝讲授佛教教义的帝师。帝师群体反映着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文化、宗教等政策。

关键词：顺治帝;康熙帝;帝师;儒学;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069-03

在中国悠长的几千年历史中，老师这个职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作為文明的传播者，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帝师”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含义，既可以指帝王的老师，如明代帝师解缙，也可以指国家宗教的最高领袖，如元朝忽必烈时期被尊为帝师的八思巴。本文探讨的帝师，特指第一种含义中的帝师群体。

古代的帝师，很多都是从皇帝登基之前，甚至年幼之时，就对其进行教育，但是这并不代表帝师等同于皇子的老师。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就实行“秘密立储制”，直到确定最后确定继承皇位的人选前，继承者的身份都是保密的。所以，清代的帝师，在此专指当过历任皇帝老师的这一群体。

一、顺治时期的帝师及其特点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后金作为新的力量在辽东地区崛起。当时后金的统治者努尔哈赤非常看重汉文化，他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从中得到了很多感悟，同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在与明王朝在辽东地区进行的角逐中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努尔哈赤对汉文化的理解还不深，统治后期还有处死俘获儒生的情况。皇太极在即位后，专门设置了一个由范文程等汉族知识分子组成的参谋班子，为他出谋划策。长期的对明作战让皇太极深刻体会到儒家纲常伦理的重要作用，他下令翻译各种汉文典籍，并加强对皇族成员的汉文化教育。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进入北京，五月初二，中国历史进入以大清为国号的新时期。与清太祖和太宗不同，顺治帝自即位起就是中原正统王朝的统治者，因此他受到的教育内容也随之变化。负责对顺治皇帝传播知识、灌输思想文化的群体，就是当朝的帝师们。这一时期的帝师群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精通儒学的经筵讲官。经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唐，在宋代形成一种帝王教育制度，是历代君主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象征。早在皇太极时期，很多满洲贵族已经认识到学习儒家文化的必要性，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后，统治阶级中的汉族士人也多次主张开设经筵，希望顺治帝藉此提高汉语水平，了解儒家经典。但是因为与摄政王多尔衮意见有着分歧，再加上顺治帝本人对儒学思想认知有限，清初的经筵迟迟未能开设。

1651年（顺治八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皇帝儒学修养的措施：“召满汉辅臣两员，讲说帝王用人行政之本”，“择满汉词臣、文学雅重者六员或八员，以备顾问，并注起居”。1652年（顺治九年），礼部议覆科臣杨磺的主张：“春秋各举经筵一次，礼不容缺，今应于文华殿旧基，从新建殿。”同年，“工科给事中朱允显请举行经筵日讲，慎选满汉儒臣，请求至道，疏下所司。”在汉族士人一次次上疏的情况下，顺治帝终于同意举行经筵。

随着时间的推移，顺治帝在统治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儒学的必要性，态度也开始转变，甚至感叹道：“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1655年（顺治十二年），顺治帝宣布：“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然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同年四月，选定日讲官为皇帝讲授儒家经典，清代经筵由此正式开始。

顺治帝在位时期，共举行了六次经筵仪式，平时还有不定期的日讲。当时担任日讲官之人，都是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名士，如李霨、方玄成、曹本荣等人。李霨年仅二十一岁就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三十岁时任秘书院学士;方玄成出自桂林方氏，自明朝起至清顺治朝，家族中已有方拱乾、方以智等十三名进士，他本人于1659年（顺治六年）中二甲第四名进士，可谓名门之后;曹本荣与方玄成同年中进士，儒学底蕴深厚，有《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等著述。这些经筵讲官，不仅有汉族士人，还包括满洲知识分子。清朝入主中原前，就有很多满洲贵族学习儒家文化，顺治年间更多的满洲知识分子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学习，而且程度颇深。如学士麻勒吉1662年（顺治九年）以翻译举人举会试第一，作为满洲第一状元，他也成为经筵讲官中的一员。

第二类，佛教禅师。顺治帝痴迷佛学，对佛教描绘的思想境界十分向往。这是受到清朝初期的文化政策影响，也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佛教传入中国的记载，经过长期的发展，汉地佛教形成了中国本土的特色，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皇太极时期，将大乘佛学经典《大乘经》译成满文，体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礼敬，也表明当时佛教已经在满洲社会流行。顺治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笃信佛教，对幼年时期的福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亲政后的顺治帝也多次与僧人交谈，对佛家思想的兴趣愈发浓厚，并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起，“陆续宣召憨璞性聪（明觉禅师）、玉林琇（大觉禅师）、木陈忞（弘觉禅师）等名僧入京，参禅论佛”。

第三类，西方传教士。明朝后期天主教教士陆续东来传教，清朝顺治年间，社会上存在一定数量的天主教教士进行传教活动。他们没有挑战当时占据主流的儒家传统，而是臣服于儒家文化，积极与中国官僚交往。由于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帮助朝廷制造大炮、修订天文历法、推动数学发展，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赏识。早在清刚入关之时，把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便重视身怀科学奇技的天主教教士，对他们大为重用。比如当时传教士中的优秀学者汤若望，因擅长天文历法，在清初受命继续尚未完成的修正历法的工作。1661年（顺治八年），为嘉奖汤若望制定新历法《时宪历》的杰出贡献，顺治帝特赐其“通玄教师”之名，并尊称其为“玛法”，免其三跪九叩之礼。汤若望深受顺治帝信任，不仅在平日出入宫廷，而且对朝政探讨颇多，就利弊得失提出了很多建议，甚至当顺治帝对立嗣问题拿不定主意时，也征询了汤若望的想法。这体现了清初统治者对西方传教士礼遇政策，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时代背景。

二、康熙时期的帝师群体

到了康熙年间，国家实现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奠定了康乾盛世的根基。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与他受到的教育和思想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承担着帝王教育的帝师群体，此时也有了新的变化，并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经筵日讲讲官人数扩大。康熙初年，由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执掌朝政。作为传统的满洲贵族，他们抵制学习汉文化。加上康熙帝为大行皇帝守丧，清初开始的经筵制度因此中断。直至康熙帝亲政，刘如汉、熊赐履等汉族官员多次进言主张重开经筵，得到了康熙帝的应允。

1670年（康熙九年）十一月，“礼部遵上议覆：经筵应照顺治十四年例，每年春秋二次举行。择于明年（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午时开讲，前期皇上亲祭奉先殿，及先师孔子。讲官听内阁酌定员数题用，经书讲章应令讲官撰送，内阁酌量改定，预期恭进御览。”次年二月，命黄机、冯溥、王熙、明珠、常鼐、田逢吉、多诺、折尔肯、达都、折库纳、熊赐履、傅达礼、史大成、胡密色、李仙根、徐元文十六人担任经筵讲官。十七日首次举行经筵，四月初十日命日讲官首次进讲，至此，经筵制度恢复。

1671年（康熙十年）到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间，经筵制度经历了恢复、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康熙帝对儒学充满了热情，除个别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外，每年春、秋两次的经筵都是照常举行。而经筵之后的日讲，更是成为康熙帝日常功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在三藩之乱期间，日讲课程也未间断。1677年（康熙十六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挑选擅长文学、书法、经史等方面的人才侍读，以便随时与他探讨问题。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康熙帝的勤学态度实属难得。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他对儒家经典的了解愈发深入，颇有自己的见解，儒学水平显著提高，以至于后期的经筵日讲的帝王教育功能日益淡化。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以后，日讲终止，经筵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据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考证，康熙时期开设经筵的46年中，共举经筵大典60次，直讲讲官的数量达到54位，满洲经筵直讲官和汉经筵直讲官各占26人和28人。相对于顺治时期，康熙朝的经筵讲官数量是显著增加，而且满洲知识分子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自清入关至康熙朝重开经筵，数十年间清朝皇帝已经完全适应了全国统治者这一身份。顺治在位时，南明政权和张献忠的势力还很大，清朝忙于进行统一战争。康熙帝即位后，虽然台湾尚在郑氏家族统治之下，但全国已经基本统一。康熙帝在年幼之时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充分认识到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并且从内心接受儒家文化，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正因如此，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汤斌等众多理学名臣，使当时的政风为之一变。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巩固，满洲知识分子也更多的接触汉文化，水平也越来越高，这种变化在经筵制度上的表现，就是经筵讲官中的满洲知识分子增多。此外，康熙帝的母亲孝康章皇后，原属汉军正蓝旗，这也对他面对汉文化的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康熙帝对传教士的态度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康熙前期，保持了之前对天主教优容与礼遇的政策，受重用的天主教传教士数量甚至更多。除前面提到的汤若望，康熙帝还重用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任用他為钦天监监正，并封其为正三品的工部侍郎，同时拜南怀仁为师，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

虽然康熙帝从未主动宣传天主教，但是对天主教的政策还是很宽容的。1669年（康熙八年），清廷颁布了允许传教士在京师自行传教的谕令。直至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颁布了一道敕令，允许天主教在中国正常活动。

自此，天主教的在华传教获得了清廷的正式允许。康熙帝统治前期，对西方传教士无疑是非常赏识的，清廷同时期对天主教的宗教政策也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他对南怀仁等人予以重任，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冲击了他对儒学的学习热情。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后经筵次数减少，康熙帝对传统经筵的态度开始冷淡，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清廷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怀柔政策在康熙中期发生转变。其原因是罗马教廷坚持的宗教原则与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儒家传统发生冲突。原本清初到华的传教士虽然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但是为了减轻阻力，他们并没有与当时社会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学产生根本冲突。随着天主教在中国合法化，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1704年（康熙三十三年），罗马教廷要求禁止中国教民祭孔祭祖，同时遣使与清政府交涉，双方在是否按照中国之礼信教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最终协商失败。清朝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也逐渐转变为限制、禁止。

第三，康熙时期没有为皇帝讲授佛教的帝师。顺治帝尊崇汉地佛教，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到了康熙朝，除了皇帝本人更痴迷于儒学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原因，汉地佛教对政府统治的不利影响也体现出来。一方面，市井之徒冒作僧人，借此逃避赋役，僧人数量过多的同时，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大量修建寺庙占用民田，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有的寺庙甚至藏匿逃犯，影响社会治安。因此，康熙在位时期，严格限制僧人的数量，而且不许再建寺庙，尽管顺治帝也曾对这些问题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但康熙帝的措施无疑更加严格，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帝师与皇帝的关系，既是师生，也是君臣。综观顺治、康熙时期的帝师群体，他们的身份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也反映了清朝前期的文化、宗教政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除了本身的内容博大精深，它强调的纲常伦理也有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清朝皇帝作为王朝的统治者，自然重视儒学，经筵日讲的重设、帝师中的儒臣数量增多就反映了这一点。尽管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时期，统治者可以给予西方传教士各种优待，但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的传统发生激烈冲突时，清廷统治者必然会和中国的传统站在一边，这固然与一国之君的特殊身份有关，而他们长期受到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因此，研究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帝师群体，对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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